以中國論述說服世界

——關於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思考

作者:張宏志    發布時間:2017年08月15日    

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是一個艱巨而又迫切的任務。當前,中國正處於痛苦的經濟社會轉型期,世界正處於艱難的調整期,中國與世界正處於復雜的磨合期,這種“三期疊加”的時代特點,決定了當前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特殊重要性和緊迫性。同時,中國的民族復興正在走向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走向成熟,世界治理體系正在走向變革,中國正在邁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國和世界出現的這些歷史性變化,又為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重建世界話語體系提供了歷史性機遇。當然,也應看到,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仍面臨著巨大障礙和嚴峻挑戰,特別是要解決“有理說不出”和“說了傳不開”兩個方面的問題,增強說服力和傳播力。突破西方話語體系的障礙,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要著力解決好以我為主、兼容並包,問題導向、搶佔先機,講好故事、寓理於情,頂層設計、系統闡釋等問題。

經過改革開放近40 年的迅猛發展,我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民族復興的步伐已經勢不可擋。可以說“挨打”“挨餓”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了解決。但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挨罵”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成為實現民族復興目標必須要越過的一道障礙。習近平同志指出,失語就要“挨罵”,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參見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16 年第9 期。)這就告訴我們,如果不構建強有力的國際話語權,我國就不能解決“挨罵”的問題,就不能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掌握主動權。一個長期在國際社會中被動“挨罵”的國家是無法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也就根本談不上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時期,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成為一個艱巨而又迫切的任務。

一、當前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現實緊迫性

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而在當前又有著現實的緊迫需求。這是因為,中國與世界都處在一個新的歷史關節點。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待這一問題。

第一,中國正處於一個痛苦的經濟社會轉型期。在經歷了近40 年的高速發展和市場化進程之后,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完成前的社會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迅速轉型的關鍵階段,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加速發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一時期,增長速度換擋,增長動力轉換,結構調整陣痛,社會矛盾凸顯,整個國家充滿了張力,處於破繭化蝶的痛苦蛻變之中,也處於國際國內輿論風暴的聚焦點。

第二,世界正處於一個艱難的調整期。隨著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其“雙刃劍”作用日益顯現,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逐步失靈,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臨挑戰。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社會結構中的深層次矛盾充分暴露出來,處於一個長期的、艱難的調整時期,國際上各種思潮波濤洶涌、激蕩撞擊,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保守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紛紛抬頭,全世界處於人心思變而又莫衷一是的混亂狀態,中國的態度和主張也備受關注。

第三,中國與世界正處於一個復雜的磨合期。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長,中國在世界上的利益范圍和國際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展,這就難免與世界上諸多國家發生種種利害糾葛。中國越來越受世人矚目,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中國還處於將強未強的過渡階段。在這一特定時期,一方面,世界上守成大國出於對中國崛起的猜忌,制華、遏華之心抬頭﹔另一方面,某些中國周邊國家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或者出於防范心理,或者出於具體的利益沖突,制衡中國的論調再起,試圖抓住最后時機謀取對華關系中的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引入域外勢力進行戰略投機,這些都使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會處於國際負面輿論的包圍之中。

以上這種“三期疊加”的時代特點,決定了當前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特殊重要性和緊迫性。世界怎麼辦?人類何處去?中國能否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中國在追求自身發展的道路上如何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這一切都是我們需要而且必須回答的問題。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提出一整套有說服力的中國論述,如果長期陷入西方話語體系的攻擊謾罵中無以自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會陷入被動,中國不但不能走向世界,反而有被動搖根基的危險。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失敗和解體,除其他多方面的復雜因素外,長期在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斗爭中處於被動“挨罵”的地位,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蘇聯沒有在二戰中被德國法西斯的幾百萬大軍打垮,反而在冷戰中被西方的輿論攻勢“罵垮”了,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極端重要性。

二、現階段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的 歷史性機遇

面對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艱巨任務,現階段國際形勢出現的歷史性變化又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並且切實把握住這一歷史的契機。我們也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這一問題。

第一,中國的民族復興正在走向成功。經歷了 100多年的艱苦奮斗,特別是近 40年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中華民族終於走上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道路,前所未有地接近了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縱觀世界歷史,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傳統農業國家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實現了向工業化、信息化的跨越﹔從未有過數以億計的眾多人口在幾十年內擺脫了貧困的生活﹔從未有過一個人數眾多、具有5000年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和文明能夠在衰弱百年后重新煥發出新生。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已經推進到最后關頭,也為向世界講出中國論述提供了無比堅實的事實基礎。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走向成熟。經過幾十年披荊斬棘、百折不撓的努力探索,甚至是鳳凰涅槃、壯士斷腕的痛苦改革,中國終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進入了后半程,推進到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日益顯現。西方世界在蘇東劇變后“終結歷史”的妄想由此破滅,社會主義的聲望在全世界贏來了轉機。中國的成功所蘊含的中國道路、中國價值、中國理念,為向世界闡釋中國論述提供了無比豐富的思想內涵。

第三,世界治理體系正在走向變革,中國正在邁向世界舞台中心。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作用下,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日趨凸顯。隨著以中國等新興大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數百年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世界治理體系變革的進程已經開始,中國已經並且越來越突出地在變革中發揮著引領作用。這種百年不遇的世界大變局,為向世界展示中國論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中國和世界的這些重大變化,為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重建世界話語體系提供了一次歷史性機遇。我們抓住了歷史機遇,就能贏得主動、贏得未來。

三、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突破西方話語體系的障礙

我們說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著歷史性機遇,但也要看到抓住這一機遇仍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和嚴峻的挑戰。構建國際話語權包括增強說服力和傳播力兩個方面的任務,也就是要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有理說不出”和“說了傳不開”兩個方面的問題。(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5月 19日。)相對於增強傳播力而言,如何增強說服力,如何說出我們的道理並讓受眾接受,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這方面我們面臨著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的障礙。其中,首先面臨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偏見。由於總體上西強我弱的力量對比在短時間內尚無法改變,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壓力將長期存在。西方政界、學界中總有一些人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敵視中國,或者以“顯微鏡”放大中國的缺點,或者以“哈哈鏡”扭曲中國的形象,或者以“變色鏡”顛倒是非黑白。這些人雖不能代表全體西方民眾,但他們居於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對於這些頑固堅持意識形態偏見、堅持反華反共政治立場的人,我們無法以道理來改變他們的立場,隻能與其進行堅決的斗爭,最終以我們自身發展的事實來粉碎他們的誹謗和攻擊。除了意識形態偏見之外,數百年來西方文化優勢地位帶來的認知偏差,也是一個重要障礙。由於西方率先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長期佔據著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根深蒂固。西方的學術思想、學術標准、學術路徑、概念范疇、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構成了一整套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中既有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也有傲慢自大的學術偏見,不僅在西方學術界佔據了統治地位,也深深影響了全世界。我國國內學界的許多人也自覺不自覺地照搬了這一話語體系。受這一話語體系影響的人習慣以西方的視角俯視中國,與那種赤裸裸的意識形態偏見相比較,這種認知偏差更具學術色彩、影響更為廣泛。打破西方話語體系特別是學術話語體系的認知偏差、爭取受其影響的一般學者和大量民眾,是我們當前構建國際話語權所面臨的主要任務。這就要求我們以強有力的中國論述說服世界、征服人心。

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有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科學的一面,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受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影響,孤立、靜止地看待問題。比如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時,往往忽視社會發展、時代變遷和各種內外矛盾的相互作用,而習慣運用解構、實証的方法分別對不同問題進行分割、孤立的考據式研究,或者強調不同文化間的沖突,或者突出歷史人物的心理作用,或者偏重於部分數據的抽樣分析,研究視野狹窄,研究方法單一,容易陷入片面化和絕對化。二是居高臨下、以己度人,套用西方的模式和經驗觀察世界。西方學界習慣於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別人,不相信、不接受超出自身認知習慣的事物。比如,在研究當代中國問題時,就有兩個難以改變的視角和參照物:其一,為研究中共而以蘇共為參照物,以蘇共的意識形態框架來框中共,無視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無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曲解中共的各項政策﹔其二,為研究中國而以美國為參照物,以美國的國際行為模式來套當今中國,臆測中國要走美式稱霸道路,妄議中國有“擴張意圖”。就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構建國際話語權,最先要面對的就是西方看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這些固有成見。

正是出於對華認知上的偏差,西方社會和世界上受西方輿論影響的一部分人願意接受和相信“中國威脅論”或者是“中國崩潰論”及其變種。其中“中國威脅論”中又有兩類分支,一類是“文明沖突論”,一類是“國強必霸論”。“文明沖突論”者認為,隻有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國家間才能和平相處。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不同,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更是與西方價值不能相容。中國的發展代表著中華文明的崛起和社會主義的復興,標志著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將來必然會搶佔西方文明的生存空間。兩種文明尖銳對立,相互沖突不可避免。這種觀點帶有嚴重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偏見,隻看到不同文明的差異性,而沒有看到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隻強調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沖突,而不承認不同意識形態在一定條件下長期共存、相互影響的事實。這種觀點是與世界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歷史的發展相違背的,更沒有認識到中華文明倡導“和而不同”“並行不悖”的強大包容性。“國強必霸論”者則不強調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的作用,而是從政治力學的角度來看待國際關系,認為中國的質量大了,就必然會擠佔國際空間、打破世界秩序,最終走上爭霸之路,而不可能和平發展。他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美之間並沒有本質區別,雙方一定會為爭霸而發生沖突。這種觀點缺乏歷史的大視野,既脫離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忽視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征,也忽視了中國愛好和平、崇尚和諧的文化基因。至於“中國崩潰論”,曾一度甚囂塵上,后隨著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而產生了新的變異,演變為“中國發展不完全論”和“中國特例論”。“中國發展不完全論”雖不認為中國會很快崩潰,但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不完全的,只是發展經濟而沒有接受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沒有建立西方的社會制度作為支撐,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必然面臨著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社會轉型沖突等現行制度難以解決的問題,終究還是要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或者最后走向崩潰。“中國特例論”則認為,即便中國能夠有較大發展,也是一個歷史的特例,是由於偶然而又特殊的機遇,是不守規矩的投機取巧,是搶搭了別人的便車,以后不會再現,別處也無法復制,不具有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和普世性。這些觀點頑固否認不同國家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忽視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不了解或不願正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成功實踐,龜縮於西方政治優越感的甲殼之中自說自話。這些錯誤觀點嚴重誤導了國際輿論,極大干擾了我國對外戰略的實施,壓縮我國的國際空間,也干擾破壞我國國內的社會共識,影響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成為當前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必須解決的最突出的問題。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

四、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著力解決好的幾個問題

突破西方話語體系的障礙,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是一件十分艱巨而復雜的任務。既需要打破西方社會特別是學術界多年來固化的思維定勢,還要讓受西方話語體系影響的廣大受眾能夠聽得懂、聽得進我們的論述。這是一件科學性、藝術性都非常強的工作,需要找好突破口和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重要講話,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為我們指出了努力方向。貫徹這些重要思想,需要著力解決好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以我為主,兼容並包。

構建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當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堅信中國優秀文化的恢宏氣派和獨特魅力。但是,我們不可能要求其他人短時間內放棄自己多年來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可能徹底改變西方學界習以為常的學術路徑、思維方式,全盤接受我們的觀點和方法。這就需要我們在堅持以我為主的基礎上努力發掘人類不同文明的共同點,尋求各民族優秀文化之間的共鳴,特別是尋求中華優秀文化與佔世界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中進步內容的共鳴。首先,我們要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包容性強的優勢,把中華文化中的優秀成果與西方文化中的進步內容相互嫁接,將我們的觀點轉化為外國人聽得懂、聽得進、可交流的“語言”,打開東西方人文交流的廣闊空間。其次,我們要以中華文化中獨具特色的優秀內容去影響西方文化,開闊其學術視野,補充其不足部分,以增量變革打破西方學界的思維定勢,在長期浸潤、潛移默化中逐步改變“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偏見和成見。再次,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容重新詮釋西方話語體系中的一些理論和概念,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賦予其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 9月 29日。),就是以我為主、兼容並包的成功范例。

第二,問題導向,搶佔先機。

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必須堅持內容為王,以中國論述中的思想內容說服世人。這一方面要求我們的論述要有新意,同時還要把握住廣大受眾的接受度,使我們講的話能夠“接地氣”、順民心。不但要接中國的“地氣”、順中國的民心,還要注意接外國的“地氣”、順外國的民心。當前,世界正處在大變局的前期,國際社會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人類生存、發展的諸多問題亟待回答,西方學界的傳統理論和思維已無法應對當前復雜的全球問題。各國人民都在尋求問題的答案,對理論創新有著迫切要求。任何理論創新都是從問題開始的,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也必須以問題為導向,抓住當前世人共同關注的問題,提出中國主張,貢獻中國智慧。要注意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研究現實中的突出問題,提煉具有原創性的新理論、新概念,給出有說服力的答案。要適應信息時代的特征,注意把握先機,善於設置議題,積極引導議題,掌握話語主動權。要積極搶佔國際道義制高點,廣泛爭取民心,讓中國論述逐步佔據國際輿論的中心位置。此外,向世界介紹中國,也要從問題入手。通過客觀分析中國存在的問題,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以鐵的事實和強大的邏輯論証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論証中國的前途與人類的共同命運緊密相連。

第三,講好故事,寓理於情。

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是一項增強說服力和感召力的工程,不僅要能夠以道理服人,更要做到以事實動人、以真情感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講故事是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要求我們通過講故事來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以達到說服人、打動人、感染人、影響人的目的。德國著名詩人歌德有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脫離人民生活的空洞說教是晦澀難懂、蒼白無力的,而廣大人民群眾生活中的鮮活故事是無比生動的。這些故事為宏大的中國敘事增添了無數細節,既有真實可信的事實,又有動人心魄的真情,可以極大增強中國論述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要講好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大故事,也要講好個人生活改變的小故事,以小見大,從中展現出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精神、中國力量。這對於關注人的命運、注重個人權利的西方社會來說更具有影響力、震撼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改變千千萬萬人困苦的命運,蘊藏著無窮的故事資源。講好人的故事,可以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人們之間的心靈溝通,拉近人的感情距離。同時,還要注意講好中外人民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深化與各國人民之間的感情。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人民之間的感情紐帶,是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最堅實的基石。

第四,頂層設計,系統闡釋。

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要有針對各方面問題的創新理論,還要注重理論框架的頂層設計,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國話語體系,避免各方面論述的碎片化。現在我們在許多領域中已經有了成功的論述,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系統的論述體系,減弱了論述的影響力。我國改革開放近 40年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銳意進行理論和實踐的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我們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譬如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發展目標,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的發展理念,通過互聯互通實現世界各國聯動增長和共同繁榮的新型經濟全球化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思想,等等。這些重要論述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中國式的話語體系,構成了宏大中國論述中的四梁八柱。特別是在西方話語體系中攻擊我們最集中的幾個領域,我們也有了一套自己的論述,超越了西方的理論。我們以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論述,超越西方神化自身民主制度的“歷史終結論”﹔以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目標,超越了西方國家歷史上爭霸、制衡、劃分勢力范圍的大國均勢理論﹔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超越了舊的國際關系理論中“修昔底德陷阱”的寓言﹔以互利共贏思想,超越了零和博弈、你贏我輸的冷戰思維﹔以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超越了傳統地緣戰略理論中的利害觀念﹔以多樣文明間和而不同、包容互鑒的思想,超越了“文明沖突”的論斷。我們的這些觀點和理念,順應了世界發展潮流和各國人民的願望,在思想性和道義上佔據了制高點,為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開辟了成功的道路。現在,對這些理論成果進行總結、概括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們要深入研究這些理論成果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構筑理論總體框架,把各方面的論述融會貫通為一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際關系、共同安全各個方面,深入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分支的話語體系,特別是形成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概念的中國國際話語體系,建立起中國論述的宏偉大廈,為人類發展提供完整的中國思路、中國方案。

解決以上四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我們創新思維、大膽嘗試。在這些方面,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指明了方向,而且率先垂范、親身實踐,取得了重要成果和經驗,我們對此要進行深入的學習和研究。

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既是長期任務,又有迫切需求﹔既是艱巨挑戰,又有重大機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必須邁過的一道坎、必須攻克的一重關。我們必須整合理論、學術、文化、傳播各個領域中政府和民間各方面力量,合力來邁這道坎、來攻這重關。中國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責無旁貸,必須肩負起這個歷史責任,牢固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敢於碰硬、勇於創新,以響亮的中國聲音為中華崛起鳴鑼開道、吶喊歡呼。

(作者張宏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 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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