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肩負的歷史使命。實現這一使命要求我們要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這四個自信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有著充分的國內實踐基礎和國際實踐對比。近期西方國家出現的一些政治現象，就為我們提供了十分生動的對照標本。
西方國家一直標榜其民主制度，將其視為人類民主制度發展的頂峰和終點，認為世界歷史將在此“終結”。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社會總是以自身制度為標准來衡量、評判、攻擊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然而，在過去的2016年中，西方國家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亂象叢生、黯然失色，引發西方社會一片嘩然。先是英國脫歐公投意外通過，使得數十年來一直向前發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出現重大曲折﹔接著是美國大選中，打著民粹主義和極端保守主義旗號競選的特朗普成功當選，顛覆了美國主流社會多年來已經定型的政治標准和價值觀念，震撼了美國政界和知識精英，撕裂了美國社會﹔再其后是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加強中央政府管制能力的改革努力付之東流。這些看似孤立但實際緊密相聯的所謂“黑天鵝”事件，不能不引發世人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再認識。西方政治怎麼了？西方社會怎麼了？西方公認的政治和社會准則還存不存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光環”是否已經破滅？這一切都使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的人們感到震驚和困惑，使所有西方政治制度萬靈論的“傳教士”們方寸大亂、不知所措。而實際上，隻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分析問題，這一切的出現並不奇怪。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由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決定的，絕不可能千篇一律，更不應該簡化為一種形式。世界上從來就沒有脫離經濟基礎的、一成不變而又完美無缺的民主制度。從原始公社的部落民主，到城邦國家的公民民主，再到近代的代議制民主﹔從貴族民主，到限制投票權的部分民主，再到一人一票的普遍民主，民主形式和范圍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西方國家現行的民主制度也是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在人民群眾和社會進步力量的不斷斗爭中演變而來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普遍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民主制度就此定型，發展到頂點，而仍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二戰后，西方國家民主制度運行得較為順暢，這是與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獲得了一個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分不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舊有世界秩序，也催生了一大批新興科學技術，這就為資本主義世界調整內部矛盾創造了條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也從各個方面對這種調整施加了壓力和影響。這使得戰后西方國家的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民生得到較大改善，社會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趨於穩定。這種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社會穩定，是西方民主制度得以確立並平穩運行的前提。一旦這一前提受到動搖，民主制度本身必然受到沖擊和破壞。西方歷史上就發生過這種事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中，德國法西斯勢力利用社會動蕩攫取政權就是最有典型意義的一例。當年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憲法號稱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卻不能阻止納粹黨假民主形式奪權上台，充分証明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近年來，美國無視中東國家內部宗教、教派、民族、部族、階級、階層之間的復雜矛盾，武力向其輸出西式民主，不但未能在這些國家建立起穩定的國家制度，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蕩，導致內亂頻生、生靈涂炭，無一成功的范例。固然，有部分發展中國家，由於內外環境等因素，採用並相對穩定地運行了西式民主制度，但凡屬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形式的國家，都因嚴重的內部掣肘而導致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遲緩。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任何民主制度的成功運行都需要相應的經濟社會基礎。經濟不振、社會分化，政治就可能產生混亂。以此來看待當前西方的民主亂象，就不難理解其產生的原因了。
冷戰結束之后，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其“雙刃劍”效應也日益凸顯，全球治理體系日益跟不上世界形勢的發展。一方面，資本的趨利本性，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西方資本從中獲取了巨大的利潤﹔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產業外移，導致了國內收入差距擴大，加劇了社會矛盾。當經濟處於上行期時，這些矛盾尚不突出，一旦處於下行期階段，矛盾就會凸顯出來。經濟全球化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出現了分化，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乘勢而起，走向發展壯大，開始擺脫西方的控制﹔另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則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發展停滯、內亂頻生，大批移民、難民涌向西方發達國家，進一步激化了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這一切表明，經濟全球化作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已經日益脫離了西方國家的主觀意願和控制能力。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間的固有矛盾再次突出出來。這種局面加劇了西方國家內部社會階層的演變分化，“極化”現象上升，社會共識下降。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長期處於深度調整期，西方國家社會矛盾不斷積累，逆全球化浪潮興起，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保守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各種思潮紛紛抬頭，出現了多年未見的嚴重社會分裂，西方民主政治的運行遭遇到困難。各階層民眾紛紛尋求變化而又莫衷一是，西方現行的民主制度已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和分歧。這種矛盾日積月累，相互激蕩，日益匯聚成一股巨大的能量，一旦越過臨界點，就會使看似平靜的水面突然變成決堤的洪水洶涌而下。2016年的西方民主亂象就是這種現象的反映。這再一次証明，在社會環境變化劇烈、社會矛盾相對復雜的情況下，西方民主制度是會失靈的，甚至可能導致社會制度的失序。
西方民主制度是單一的票決民主，把一人一票的公民投票視為最高的民主形式。這相對於按財產、身份限制投票權的民主形式來說，應該是一個進步。但是，這種看似最直接、最徹底的民主，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兩個弱點。第一是規則制定上為零和博弈、贏者通吃，一票之差，結果可能迥然各異。因此，這種民主形式不利於促進社會共識，而易於擴大社會分歧，在社會環境平穩、議題爭議不大時尚能有效運轉，在社會矛盾加劇、觀點分歧嚴重時就可能導致政黨惡斗、政治空轉，甚至引發民族、宗教沖突和社會動蕩。第二是制度建立在每一個投票者都是理性人的假設之上。而實際上由於利益上的分歧和信息獲取的不對稱性，孤立的個體選民很難客觀全面把握事實、冷靜正確行使權利，這就為政客和利益集團操縱輿論、煽動民意、欺騙公眾留下了空間，使資本的力量得以通過控制媒體來操弄政治。進入信息時代后，無序的網絡空間、海量的信息轟炸，不但未解決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反而又使社會進入了一種真假難辨、泥沙俱下的“后真相”時代，將民粹主義的能量充分放大。這兩大弱點助長了西方民主政治中不負責任的政策賄選和不計后果的短期行為，甚至導致極端主義勢力上台，最終損害的是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証明，西方現行的民主制度，除因其階級性質產生的局限性外，就其形式而言，也絕不是人類民主的最終形式，更不是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靈丹妙藥。相對於西方民主制度的弱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有著自身的優越性。不同類型協商民主的廣泛應用，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通過一級一級人民代表的選舉行使自身的民主權利，這是一種民主形式。同時，通過黨領導各方面人民群眾進行廣泛的多種形式的民主協商，充分開展討論，深入交換意見，達成社會共識，這也是一種民主形式。在協商達成廣泛一致的基礎上進行投票，讓兩種民主形式相互補充、相輔相成，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成為更加全面、更具實質意義的一種新型的民主制度。在這種新型民主制度中，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的一種有效的民主形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對民主本來意義的一種復歸，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己及人、和而不同思想在現代政治文明建設中的一種體現。民主的本意就是要集中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志。通過充分協商達成最大多數人的廣泛共識，本應就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人類最早的原始民主形式，就離不開部落成員或者長老之間的相互協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口不斷增加，社會結構日益復雜，以選舉為主要形式的代議制民主逐步成為民主的主要形式，人類早期的那種協商議事習慣逐漸被淡忘。中國共產黨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為最大限度團結動員人民大眾起來共同奮斗，採用了多種民主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民主的形式，進而建立起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為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權，就是成功運用選舉和協商兩種民主形式的范例。新中國成立后，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確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作為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中的最重要形式，這是中國對世界民主制度發展的一大貢獻。
通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可以在不同社會群體間尋求意見的最大公約數，彌補票決民主難以彌合多數與少數之間意見分歧的不足，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規避非理性因素影響下的倉促決策和短期行為，從而有利於推進實質意義上的民主。觀察中國的民主制度，不能隻看到投票表決時的高票通過，更要看到投票表決前的反復協商、充分醞釀。相對於西方國家那種通過一次性公投、以簡單多數決定國家長遠大計的民主而言，這種民主更具有真實性和科學性，更能體現最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猛而平穩的經濟社會發展，除得益於其他方面的制度優勢外，包括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提供的政治保障，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處在民族復興關鍵時期的中國來說，要應對各種復雜的困難和挑戰、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通過協商民主凝聚社會共識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十世紀晚期，西方一些人士也意識到單一票決民主的缺陷，提出了協商民主的概念，這是民主理念上的一個進步。然而，西方的這種協商民主理論，仍是建立在公民個人理性基礎之上的，缺少全社會共同目標的引導。因此，這種協商民主是很難實行的，更難以擴大到國家制度的層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資產階級民主有著本質的不同，是以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的和出發點的。正因為如此，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中，能夠率先實行協商民主，並把協商民主真正引入了國家制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由我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是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相適應的，是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共同目標的。這種本質性的規定，確立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特殊條件和優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所以能夠建立起來並成功運轉，關鍵在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領導人民確立的共同奮斗目標。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協商﹔沒有共同目標，也不可能通過協商集中整合各方面的意見，形成廣泛的社會共識。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今天，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日益多樣化，參政意識日益高漲，協商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將更為突出，成為黨領導人民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從不否認資產階級民主的歷史進步意義，也從來承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需要學習吸收西方民主形式的一切成熟做法和經驗。但是包括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所展現出的強大生命力，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的。我們要對這個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內涵充滿自信。
中國協商民主的實踐具有中國的特色，同時具有世界價值，不僅對於不同類型的國家在達成社會共識方面具有借鑒意義，而且在全球治理方面也有借鑒作用。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當今世界，實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發展，建立全人類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需要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而各國人民間的平等協商是真正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唯一出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成功實踐中展現出的中國智慧，將為人類未來的發展和繁榮貢獻新的思路。
（作者：張宏志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