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十分重視黨的高級干部隊伍建設，對高級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高於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強調最多的還是政治上的要求，如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把維護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行的標准﹔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帶頭堅持民主集中制﹔克服官僚主義，警惕特殊化、貴族化。毛澤東採取管黨治黨措施落實這些要求，取得了有益的經驗。

黨的高級干部，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群眾領袖”，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高級干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制定的直接參與者，也是貫徹執行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在推動黨和國家建設事業發展中擔負著重要職責，對干部群眾有著重要的示范引領作用。

毛澤東十分重視黨的高級干部隊伍建設。早在 1937年他就說過：“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

毛澤東在政治、思想、作風、工作等方面對高級干部提出一系列有針對性、高於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強調最多的還是政治上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高級干部要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一貫認為，馬列主義理論是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該學習的科學，他對高級干部的要求又高於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列主義。他曾說：“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

毛澤東清醒看到了高級干部不能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列主義的危害。他指出：“隻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鑒於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的產生，都與高級干部不能正確掌握和運用馬列主義有很大關系，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切實加強理論學習。他希望高級干部在具備實際工作能力的同時，大幅提高理論水平，以適應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要求。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我們黨陸續創建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中央馬列學院等十幾所干部學院。很多高級干部盡管在前線或后方承擔著繁重工作任務，但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進入這些學院系統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十分關心高級干部的學習，除了到這些學校講課外，還經常看望他們，了解他們學習情況，給予鼓勵。

在延安整風學習中，毛澤東把加強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打通高級干部的思想作為重點。按照他的要求，專門成立由約 300名高級干部組成的高級學習組，毛澤東親任組長。高級學習組成立之初，他就在給全體組員的信中指出：“本組研究方針，以理論與實際聯系為目的。 ”在毛澤東倡導下，高級干部通過深入學習理論、研究黨史，認清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危害，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作風，帶動全黨的整風取得實效。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重視干部理論學習，尤其是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1949年，他推薦 12本干部必讀的馬列主義著作，並說 ：“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1951年 3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要求適應建設新中國的復雜任務，全黨有系統地學習理論。其中特別對高級干部的學習作了明確規定。

毛澤東指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解決革命、建設中的實際問題。1958年 11月，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他給中央、省、地、縣的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建議大家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兩本書。他在信中說：“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

毛澤東十分注意堅持不懈帶頭學習理論。從 1959年 12月開始，毛澤東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帶領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一邊讀，一邊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思考問題，既肯定書中正確的東西，又大膽懷疑，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毛澤東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和聯系實際、獨立思考的學習方法，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毛澤東抓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持之以恆，一直沒有放鬆過。1964年 2月，他在中宣部關於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此件看過，很好，可以立即發下去。”他還建議，將這 30本書出“大字，線裝，分冊”版，希望此事於年內辦成。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 9本馬列著作，並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1971年，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還囑咐各地方負責人：“我希望你們今后多讀點書。高級干部連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麼行呢？”“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

在毛澤東的大力倡導下，黨內高級干部理論學習蔚然成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大大提高。

二、高級干部要把維護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行的標准

黨的團結統一是爭取革命和建設勝利的基本條件，而高級干部又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關鍵因素。毛澤東對此有深刻認識，他指出：“隻要中央與高級干部是團結的，全黨必能團結。隻要共產黨團結，必然無堅不破。”

革命戰爭時期，為了革命需要，我們黨領導和創建了許多農村革命根據地。在分散和互相不接觸的情況下，各個革命根據地長期開展相對獨立的游擊戰爭，客觀上形成過“山頭”，也曾出現過一種帶有小團體主義和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傾向，即“山頭主義”。毛澤東清醒地看到山頭主義的危害：這種情況長期存在和發展下去，會發展成宗派主義，一個山頭下來的人彼此抱成一團，搞團團伙伙，“嚴重地妨礙著黨的統一和妨礙著黨的戰斗力的增強”

毛澤東在高級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主張從實際出發，首先承認山頭，照顧山頭，但是堅決反對山頭主義，以維護黨的團結。中共七大召開期間，對中央委員會選舉要不要照顧到各個方面曾有爭論，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所以我們要承認有山頭，不承認也不行，承認以后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特定時期照顧山頭，最終目的是為了消除山頭主義，實現全黨的團結統一。

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必須緊密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堅決執行中央制定的路線和方針。他在黨的七大上指出：“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准看齊，向大會基准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當然，毛澤東主張的是馬列主義基礎上的團結，是有原則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一團和氣。他說：“要在一個原則下團結起來，在正確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是頭腦清醒的團結，不是盲目的團結。”

毛澤東在講話、談話中經常教育高級干部維護黨的團結。他旁征博引，生動風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澤東曾以《西游記》闡發共同信仰與團結的關系，他說：要看到他們有個堅強的信仰。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他們一起上西天去取經，雖然中途鬧了點不團結，但是經過互相幫助，團結起來，終於克服了艱難險阻，戰勝了妖魔鬼怪，到達了西天，取來了經，成了佛。毛澤東還以《三國演義》啟示高級干部講團結、克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他說：看這本書，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且要看組織。你們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

對於有大局觀念、講團結的高級干部，毛澤東總是給予肯定和重用。毛澤東對羅榮桓有過很高的評價：“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后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作用。”可見，毛澤東最為推崇羅榮桓的品質，就是他原則性強、講團結。

而對於破壞團結，分裂黨，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行為，毛澤東態度明確，堅決打擊，絕不縱容。1953年，當毛澤東發現高崗、饒漱石背地裡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后，果斷採取措施，進行嚴肅處理。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1954年 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對高級干部講團結作出系列規定。決議指出，高級干部要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標准，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后面這句話正是毛澤東審閱決議稿時加上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毛澤東發現林彪、江青等人有搞派系、玩陰謀、鬧分裂的跡象時，沒有姑息，給予十分嚴厲的批評和處理。毛澤東晚年一再強調：“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正是在這一原則下，高級干部中的許多老一代革命家得以被保護。

三、高級干部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

黨的紀律是執行黨的路線、增強黨的團結與統一的重要保証。毛澤東歷來注重抓黨的紀律，他認為，加強黨的紀律關鍵在高級干部。

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就為工農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執行黨和軍隊紀律方面，毛澤東不允許高級干部有任何特殊。1937年 10月，紅軍干部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有人也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毛澤東態度明確，支持法院判決。他在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的信中說：“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黃克功依法被執行槍決，從此，“黨內任何人在紀律面前沒有特殊”的觀念深入人心。

由於我們黨和軍隊在過去長期處於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之下，曾經允許各地黨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很大的自主權，以發揮其積極性，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無組織無紀律狀態。毛澤東多次告誡高級干部要克服自由主義傾向，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長征中，張國燾不聽從中央北上的命令，堅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到陝北后受到嚴肅批評處理。1938年 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發現許多地方存在著的無組織無紀律狀態，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工作的開展。毛澤東把健全請示報告制度作為加強高級干部紀律性的重要手段。他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當發現有些地方執行不到位時，他提出嚴厲批評：“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採取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這種狀態，給予革命利益的損害，極為巨大。 ”后來，毛澤東又多次重申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沒有放鬆對高級干部的紀律要求。“三反”運動中，毛澤東沒有因劉青山、張子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廣而同意寬大他們，兩大貪污犯被依法處決。當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后來說：“我覺得‘三反’斗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

1954年 8月，毛澤東了解到少數軍隊高級干部存在腐化墮落、無視黨紀國法的情況，經他批准，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制止某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點名批評了一些高中級干部，指出：對那些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人，不論其職位多高，必須給以紀律制裁，對那些包庇犯有重大錯誤的干部的組織和個人，也要進行必要的查究。這一指示后來得到有效落實，在全軍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對全軍官兵特別是高中級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毛澤東在接見高級干部時，曾多次親自指揮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其加強高級干部紀律性的用意十分明顯。在他的推動下，紀律嚴明成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重要問題。

四、高級干部要帶頭堅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是黨堅強有力的根本保証。這一制度能否落實，關鍵還在高級干部。毛澤東把堅持民主集中制作為對高級干部的一項基本要求，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反復強調。

歷史上，我國長期是宗法制社會，且影響深遠，反映到黨內就出現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從建黨初期到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很多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對“民主生活”及“民主和集中的關系”認識模糊，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是很好。要麼就是民主不足，表現為家長制、

一言堂﹔要麼就是集中不夠，搞極端民主化。

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科學地闡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內涵，即“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他要求黨的高級干部從兩方面堅持民主集中制：

（一）發揚民主，“讓人講話”

在遵守黨的紀律的前提下，黨組織和高級干部要允許黨員和其他同志充分地表達不同意見，並且正確地對待不同意見。毛澤東在黨內大力營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民主氛圍。他說：“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領導同志，要注意聽人家的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

毛澤東認為，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他指出：“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他還拿中央常委、政治局舉例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他用幽默的語言批評那些不讓人講話的高級干部：“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正確對待批評，勇於開展自我批評。他說：“我們不怕人家批評，我們是批不倒的，就是犯過路線錯誤的也不怕批評，也是批不倒的，隻要有改正錯誤這一條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評，愈是敢讓人家講話，給人家講話的機會，人家的批評可能會愈少。”“過去人家告羅炳輝兩條，我告訴羅炳輝的也是兩條：一條是人家對你有意見就應該聽，准備聽十年八年，讓人家講夠，講夠了他就不講了﹔第二條，你自己講，你講了，人家就不講了，或者講得就少了。總之，不聽不講是不行的。”

（二）反對極端民主化，堅持“四個服從”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極端民主化的危害。1929年 12月，他在古田會議決議案中專門談到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提出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強調：“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毛澤東嚴厲批評那些沒有大局觀、不講集中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他說：“一部分同志，隻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為落實對領導干部堅持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毛澤東明確“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他指出：“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他強調，要防止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這兩種偏離集體領導原則最易出現的傾向，“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為此，他在制度設計上進一步明確提出“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隻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歷史証明，高級干部能否帶頭堅持民主集中制，直接關系黨的事業成敗。

五、高級干部要克服官僚主義，警惕特殊化、貴族化

毛澤東一貫堅決反對官僚主義，警惕干部搞特殊化。他認為基層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是與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分不開的。因此，反對官僚主義，防止干部特殊化、貴族化，要從高級干部抓起。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嚴厲指出高級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即以中央一級機關來說，許多部門中的許多領導干部，還僅僅滿足於坐在機關中寫決議，發指示，隻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層去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使自己的領導常常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以致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少的嚴重問題。”

毛澤東對高級干部出現官僚主義作風深感憂慮，他語重心長地告誡高級干部：“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反官僚主義的態度十分堅決：“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如何打掉領導干部的官氣呢？毛澤東給出的辦法是“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他要求高級干部抽出時間深入基層，參加生產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廠、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

毛澤東還把調查研究作為打掉官氣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要求高級干部親自做調查研究。他說：“真理是調查研究得來的。我們靠真理靠正確吃飯，不要靠官職吃飯。”“我們了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1961年，面對嚴重經濟困難，毛澤東提出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對高級干部調查研究工作做了部署：“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省委第一書記要親自做調查研究，我也是第一書記，我隻抓第一書記。其他的書記也要做調查研究，由你們負責去抓。”會后毛澤東親自組織三個調查組下到基層，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也都深入農村就人民公社管理體制進行調查研究。在毛澤東及高級干部帶動下，1961年真正成為調查研究年，糾“左”取得成效，經濟形勢逐漸好轉。

為打掉官氣，毛澤東還要求高級干部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搞特殊。他率先垂范，身體力行，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員，從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從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力為親友謀取任何私利。對於一些高級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毛澤東特別警惕，多次做出批示。1951年，他了解到有些中央機關干部用公家小汽車接送子女上學，批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查明制止。1952年，他針對干部子弟學校問題批示：“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1964年，他對高級干部保健工作提出嚴厲批評，在衛生部的整改報告上又寫了兩條批注：“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

毛澤東為反對官僚主義，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面臨嚴峻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不可否認仍然存在脫離群眾的危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題中應有之義。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加強黨的建設中特別突出抓高級干部隊伍建設，以高級干部政治素質的提高推動全黨政治建設。同時，加強高級干部隊伍建設，始終貫徹黨要管黨的方針，採取一系列管黨治黨的措施嚴格對高級干部的政治要求。這對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高級干部隊伍建設、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王穎，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