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新時代; 海外中國研究; 中國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問題1：立足新時代，觀照70年，中國的發展舉世矚目，海外學界對中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試圖解開中國迅速發展之謎的中國研究成為熱點。請您談談70年來海外當代中國研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如何應對這些變化？在新時代背景下，海外當代中國研究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魏海生：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隨著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海外對中國的研究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群體、研究成果的影響力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研究內容上，表現為從重點關注中國的歷史、文化，發展為廣泛關注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外交、軍事等問題;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以文獻研究、區域性研究為主，發展為多學科方法熔於一爐的綜合性研究;在研究群體上，表現為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從過去集中在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等西方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擴展到非洲、拉美等廣大國家和地區;在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上，表現為海外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逐漸突破學術范疇，對所在國決策機構、決策者的影響顯著增強。上述這些變化，為我們以世界眼光、全球視野和開放胸襟博採眾長，為反觀時代、把握世情、認清自己提供了一個多向度的視角。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世界的中國觀發生了進一步變化，為我們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從而影響海外中國學研究者，進而影響整個世界正確認知中國帶來了重要機遇。

第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國，如何認識中國、解讀中國成為世界性話題。進入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願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可以說，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在受到世界關注。《財富》雜志執行總編蘇爾說過，目前全世界最有深遠意義、最具社會影響的新聞都發生在中國。這為我們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了良好契機。

第二，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受到世界矚目。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隨著十九大所確立的發展任務和奮斗目標的逐步實現，中國正努力打造除“中國經濟”之外的“中國創造”“中國智慧”等眾多名片，這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

第三，中國在國際社會展示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把握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在深入思考當前人類前途、命運的發展方向基礎上，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等新時代對外交往的新理念、新舉措，體現出中國把自身發展與世界發展相統一的全球視野、世界胸懷和大國擔當，這為我們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搭建了重要平台。

唐洲雁：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對海外中國問題的研究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我舉一個例子，2016年，我到意大利宣講中國道路，意大利很多黨派的學者自發前來聽會，會場上同聲傳譯的耳機不夠，他們就一層層圍在同聲傳譯的玻璃房周圍側耳傾聽，場面令人感動。那天，來自意大利共產黨中央的一位學者對我講：“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步入低潮的話，那麼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則意味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遭遇了嚴峻挑戰。正是這個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軍突起，走出了一條新路，讓我們這些共產黨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途。我們倍受鼓舞，我們為中國的發展感到高興。”他的話，使我想到小平同志曾說過“隻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就始終站得住”。從小平同志當年說這話到現在，不到30年的發展，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激發了世界各國的政府、智庫機構、專家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動力。他們研究的領域也逐步從原來傳統漢學研究、文化研究，逐步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大批學者，特別是很多具有中國教育背景的華人學者的加入，大大拓寬了海外中國問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當前，中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引擎，連續多年特別是近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30%，對世界扶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了70%。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已經在世界上贏得了廣泛認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已經寫入聯合國決議，“一帶一路”倡議惠及全球。中國不僅為世界貢獻了經濟增長、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的力量，還為世界上那些希望在加快發展的同時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研究中國的原因，這也為我們以高度自信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了嶄新機遇。在這個國際背景下，開展海外當代中國研究，跟蹤研判國外研究動態，進行相應的跟進、分析、再研究，因時而動、順勢而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讓海外學者更加全面、深入、准確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我們的歷史和發展趨勢。

張樹華：在人類歷史上中華文明光輝燦爛，綿延數千年。多少年來，中華文化以其獨特的內涵與魅力，吸引著域外學者的目光，引得許多境外飽學之士孜孜探究：在東方，中國研究有上千年的歷史;在西方，中國研究走入大學，成為一門學科專業，也有了兩百多年的歷史。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科學事業也日新月異，與境外同行的開放與交流程度日益擴大。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實施，中國研究逐漸成為世界范圍內的一門顯學。

從傳統漢學到當代中國研究，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特別是中國進入新時代以來，海外中國學研究呈現出一些新變化和新氣象。縱覽海外對中國的研究，可以發現以下這六個方面的重要變化。

一是中國研究的學科外延擴大。由經典的以語言、歷史等人文學科為主體的傳統漢學，煥發新生，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海洋、環境、農村等當代中國研究的各個領域。二是中國研究的地區范圍不斷擴大。由傳統的歐洲、美國到東亞地區，北起斯德哥爾摩，經高加索地區的格魯吉亞，再到紅海沿岸的埃及，非洲之角的南非共和國，甚至是西半球的阿根廷，都有當地中國學學者活躍的身影。三是中國研究的學科地位不斷提高。從過去單純的區域性研究變成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研究。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地位也在攀升，不少中國學家成為區域性、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帶頭人。另外，國際學術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一些大牌學者也在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在論述中常常以中國為例展開邏輯論証。四是中國研究的問題性、思想性不斷增強。從過去的學院派考據式研究，開始轉向更具現實性、對策性的智庫研究。五是中國研究的應用性不斷提高。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逐漸走出書齋、課堂，走向政界、商界等實際應用領域。六是中國學的中外互動性不斷加強。國際漢學與走向世界的中國本土學術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對話。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中國本土學術研究的參與性、主動性越來越高。

問題2：黨的十八大以來，全球力量格局深度調整，發展引擎迅速東移，“往東走”“向東看”成為一股風潮。有海外學者、媒體認為中國的發展經驗給其他國家很大的啟迪和裨益，值得學習和借鑒，但也有一些以西方文明中心自居者因傳統優越感逐漸喪失而借中國發泄哀怨，甚至企圖以新的抹黑攻勢來遏制中國發展。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中國學者應該如何發揮哲學社會科學作用，加強話語體系建設，更好傳播中國主張、講述中國故事，做好國際輿論引導工作？

魏海生：在傳播中國主張、講述中國故事、不斷增強我國影響力方面，中國學者和中國智庫任重而道遠。

就中國學者而言，一是堅定“四個自信”。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中國學者同海外學者開展平等對話的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新時代，已充分証明其理論及實踐價值不亞於現有的任何一種理論、道路、制度，而更具優越性及獨特性。作為中國話語的傳播者，堅定“四個自信”才能夠在對外交流中做到“以我為主”，堅守自身話語體系的核心價值及概念。

二是勤練“內功”。中國學者首先要加強自身的理論和學術修養，深刻領會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准確把握中國主張、中國故事的內涵，不斷推出面向國際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這樣才能使中國故事的講述更有力量、更有底氣、更有自信。在國際交往中還要注意把政治表達和學術表達有機地結合起來，避免某種立場分歧帶來的簡單化的論爭邏輯。

三是“知己”之后還要“知彼”。要全面把握海外中國研究的動向、重點和有關學者的研究專長、方法與主要觀點，有針對性地就海外中國研究專家學者所關注的領域和問題主動設置研討議題，展開對話交流，及時解疑釋惑，尋求共識。

就中國智庫而言，一是提高議題設置能力和熱點回應能力。一方面，智庫要圍繞我國外宣重要議題和熱點敏感問題等主動研究策劃議題，有力有效開展引導。另一方面，智庫要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問題上及時發聲，積極回應國際社會關切，做一些有深度的獨家報道和專業分析，發揮好政府聲音的有益補充角色。

二是積極推動構建對外話語體系。要充分發揮智庫了解國內、面向國際的優勢，總結形成准確闡釋中國實踐、中國理念、中國價值、中國精神的對外表達方式，在此基礎上進行多語種譯介和跨文化傳播。這裡我要專門講一下，在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中央將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編譯局的職責整合，組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就是要充分利用該院在黨的歷史和理論研究、文獻編輯研究、經典著作編譯等方面的資源和優勢，加大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文獻、黨的歷史、黨的領袖對外宣傳工作力度，進一步打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編譯與傳播系統性工作。

三是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要深化與國際智庫的交流合作，通過積極組織國際交流活動，有效參加國際論壇、研討會，與外方相應機構開展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在國際高端學術刊物上、有影響力的學術網站上發表研究成果等多種方式，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四是重視全球性共同性問題的研究。要在關注國內研究、服務決策的基礎上開闊視野，把握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性問題，比如生態保護、扶貧減貧等，結合我國經驗向國際組織、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建議和幫助，成為向世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重要載體。

唐洲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們的關注前所未有，“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的發展有些不同聲音。這其中，既有對中國了解不夠而產生的誤讀、誤解，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抹黑丑化。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成為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時代使命。我們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以開闊的視野、包容的胸襟，保持學術定力，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從宣傳理念和話語體系建設的高度，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海外學者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豐富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術手段，聚焦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中國問題，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討論和研究，積極組織研究項目，增強我們的學術影響力，提高我們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

新時代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擔當起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使命。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央的智庫和地方智庫之間要加強協作、深化研究，主動發聲，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讓世界真實、立體、全面地了解中國，特別是更好地了解新時代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回答好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的問題。我們地方智庫要立足自身學科優勢，擴大與中央智庫單位的交流合作，把基礎理論研究與海外中國研究結合起來，圍繞黨和國家對外工作大局，促進黨的理論學理化，用科學的理論闡釋國際傳播實踐中的各種理論困惑和問題，努力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同時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鮮活的時代范例，做到用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增強我們的學術影響力，掌握話語權。

張樹華：2017年底，伴隨著黨的第十九大的召開，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西方大國的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推出了封面重磅文章，驚嘆“中國成功”“中國贏了”。歐美媒體競相對“十九大勝利召開下的中國”進行了高密集度的報道，它們眼中的“中國謎題”正在以“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贏了”等輿論評價和敘事方式漸續展開。法國第二大報《世界報》打出“中國，強國崛起”的醒目漢字。德語世界老牌政論性雜志《明鏡周刊》以“醒來!”為封面文章標題，對中國崛起的現狀進行了多方位評述。美國《時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中國贏了”，認為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系有更好的應對能力。《明鏡》周刊則認為，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世界，稱“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實力、軍備和科學發展程度使其迅速躋身世界大國之列，這種發展態勢是西方國家經歷冷戰爭奪領袖地位之后再也沒有見到過的”。一時間，西方傳統強勢話語媒體對中國輿論腔調出現強烈的“反差”：由此前的“蔑視、無視、敵視”轉為“驚嘆、認可、尊敬”。

經濟資料顯示，近20年來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之前，佔世界人口10%的國家生產並佔有了70%的GDP，這種狀況延續了200多年。但從2001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超過了發達經濟體，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2012年，新興經濟體對全球GDP總量的貢獻超過50%，更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格局。據世界銀行統計，2016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佔全球GDP的比重近60%，而發達經濟體已經退到40%左右。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冷戰結束后的近30年來，與世界經濟天平的變化相呼應，世界政治也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局。與此相呼應，近年來西方媒體和學術精英表現出對西方制度尤其是西方政治的強烈反思或激烈批評。近些年我們看到了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學術思想和邏輯觀點的嬗變。而另一位頑固的、西方民主及民主化浪潮的“旗手”拉裡·戴蒙德也驚呼，民主在逆轉，民主國家在縮減，一些國家的民主岌岌可危，西方自由民主質量下降。這位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民主》雜志主編認為，自1999年以來，民主崩潰的步伐趨快，尤其從2006年開始，民主的衰退變得越發顯著，與此同時，全球權力架構因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的出擊而發生重要變化。此外，關於美國民主績效之差的批評之聲也不絕於耳，不斷有新的民調顯示西方民眾對民主政體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觀論調在不斷上升。

面對近年來西方政治的種種亂象，2014年以來，《金融時報》連續刊文稱，“全球民主大衰退”“英美民主政體遭遇危機”，呼吁做空“全球民主”。近期，關於美國民主績效之差的批評之聲也不絕於耳，不斷有新的民調顯示西方民眾對民主政體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觀論調在不斷上升。西方模式陷入了多重困境，這為國際學術界提供了鮮活的反面素材和絕佳的歷史機遇。看來，西方傳統政治學和經濟學概念與邏輯已經無力解釋“西方之亂、中國之治”命題，西方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受到沖擊，西式政治學、經濟學教材可能需要重新改寫。而越來越多的國際有識之士將“期待”的目光轉向中國。

西方對華輿論前所未有的大反轉凸顯了世界政治潮流的浪卷翻涌，也預示著新的時代即將開啟。回首20多年前，冷戰結束，西方政治精英以“歷史即將終結”的狂妄論調將西方民主升華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標杆與模板，對中國進行大肆圍堵，不斷擠佔和壓制社會主義的政治空間。然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中國這艘巨輪動力十足，劈波斬浪，揚帆遠航。中國發展的偉大成就和中國道路的國際魅力成為世界政治潮流轉向與新時代開啟的強大動力。

日出東方，中國這些年飛速發展的成就沖擊著西方的認知，挑戰了獨尊一統的西方思想體系和學術體系。法國媒體《世界報》認為，中國的成就極具有象征意義，甚至稱“我們已經進入了中國世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西方的政界對中國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在2017年11月特朗普總統訪華前夕，時任白宮辦公室主任約翰·凱利對福克斯新聞網表示，中國的政府體系看來適用於服務中國人民。包括凱利在內的西方政要和輿論精英指出，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看好和模仿中國模式，這是國際上過去幾十年歷史上不可想象的現象。

可見，西方之亂、中國之治使得西方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冷戰后30年來世界政治進程的反轉、中西政治圖景的強烈反差給人以深刻啟示。以新時代、新思想等關鍵詞為標志，中共十八大以來取得的一系列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政治成果和思想成果，必將對未來中國的發展乃至世界政治進程產生深遠的影響。

問題3：盡管從國家實力和對世界的貢獻來講，國際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國際輿論西強東弱的格局還沒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動員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輿論工作，奏響交響樂、大合唱，把中國故事愈講愈精彩，讓中國聲音愈來愈洪亮。中國學者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推動、引導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向世界展示真實、全面、立體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魏海生：一是要了解和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國。在全球化格局下，世界各國、各地區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更加緊密，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之間都在互相了解與彼此參照中把握自身位置，尋求發展策略和尋求多邊交流合作。中國學者應加強國際上涉華輿情信息跟蹤、收集和研判，深入研究國外當代中國研究機構、學者的相關成果，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觀察視角、思維向度的觀察者對當下中國的認識和評價，以及中國在當今推動全球治理、促進世界和平發展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是要增進與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交流。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是“傳話人”，轉述世界對中國的評價看法;他們是“傾聽者”，聆聽中國面向世界的自我陳述;他們是“傳播者”，把中國的聲音傳給世界。在開展海外中國研究的過程中，要用好海外中國研究學者所具有的這“三重身份”，增進與他們的溝通交流，更好地發揮他們在世界上講述中國、促進中國與各國間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橋梁”作用。

三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學術探討的方式形成更多共識。海外中國研究學者來自不同國度、有著各自不同的經驗和知識背景，秉持的理念意識也迥然有別。中國學者應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他們的互動交流，形成一種有效的對話渠道、對話過程和對話機制，展開多種形式的項目課題合作研究，把我們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的理解講述給他們，改變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增進他們的理解認同，形成相互間更多共識。

四要借助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影響力推動“中國聲音”在相關國家進行“本土轉換”。人際傳播在對外交流和對外宣介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外中國研究學者是傳播“中國聲音”的重要主體。中國學者要將海外中國學研究置於一個開放式的結構中，與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建立起話語上的共同點、情感上的共鳴點，通過相互舉辦研討會、開展合作研究以及資助訪學等方式，推動“中國聲音”沿著學術交流的軌跡在相關國家傳播，讓外國人講中國事，增強中國聲音的影響力與說服力。

唐洲雁：我在國際學術交流和對外宣講工作中一個重要的體會就是，我們的對外工作說到底還是做人的工作，如何說服人，如何打動人，是我們提高對外傳播能力的關鍵。我認為自信和真誠是取得理解認同的兩把鑰匙。

習近平總書記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們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是經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長期奮斗取得的，也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科學產物。我在對外宣講中就遇到很多海外中國問題專家，他們遇到了在西方理論和知識框架內無法解釋的中國現象、中國事務，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邏輯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經常性失靈。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立足中國歷史與實踐，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學術風格，努力創建中國道路國際話語體系。

還有一點就是真誠。由於我們和海外學者在立場、傾向、態度方面往往不一致，要想得到對方的認同，除了講清楚學術理論和邏輯，還需要真誠交流，形成共鳴與共情。在交流中要善於聯系實際闡釋理論，針對問題解疑釋惑，用客觀的事實說服人，用鮮活的事例打動人，用豐富的情懷感染人，用過硬的道理影響人，把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寓於中國故事，使人聽有所思，思有所得。

張樹華：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世界經濟逆全球化潮流凸顯、國際政治不確定性增加，保守主義、民粹思潮蔓延，某些大國的凌霸排外等“惡政”不斷。我們正經歷著國際政治經濟大變革、大調整的一個大轉折時期。人類社會又一次處於發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世界向何處去 21世紀國際社會能否避免和遠離戰爭、沖突、恐懼、仇恨、分裂、貧困、飢餓、混亂，迎接和平、安寧、安全、和諧、開放、包容、共享、安寧、美麗的新世界？

在世界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像波濤洶涌、漆黑茫茫的大海上的指路明燈，為國際社會合作與發展指明了方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題宏大，立意深遠，恰逢其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新時代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世界夢”，是未來國際社會攜手共進，共同描繪的宏偉藍圖和壯麗篇章，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深遠智慧和博大胸懷。

世界向何處去？排外還是合作，對抗還是共贏？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構建什麼樣的國際關系？成為國際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國際社會對中國充滿期待。中國方案需要面對世界性問題。而如何讓中國方案更好地為世界不同的國家接受，這就需要中國智慧。

我們認為，講中國經驗、提出中國方案，不應過於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談無法得到其他國家的真心認同，必須善於提“真問題”，也就是要根據不同的國家正在面對、亟待解決的不同問題來提出相應的可借鑒方案。打個比方，中國經驗、中國方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基本操作系統，非洲國家可以來下載並安裝“如何扶貧”的APP，東歐國家可以在此基礎上可發適合本地實際的“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企業和市場關系”的APP，等等。隻有與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中國方案才具有生機活力。

2017年以來，世界輿情出現了大逆轉、大反思，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西方媒體更多地將目光轉向中國。一方面，這體現了西方社會的政治光譜、政治圖景日益混亂，政治和知識精英充滿焦慮。另一方面，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模式引起國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驗、中國方案的提供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把握策略，一方面要堅持內外有別、張弛有度，另一方面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真正做到一國一策、一語一策。

那麼，如何對外講好改革開放？過去40年來，一項項改革政策和實際成功匯成中國改革開放的磅礡洪流，極大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豐富並改寫著數百年來西方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范疇，正成為國際上政治類經濟類教材的經典案例。

最近我在出訪“一帶一路”沿線幾個國家，在與國外同行交流中發現，多年來苦苦探索本國發展之路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充滿特別的期待。但據這些國外同行反映，在中方專家參加並發言的會議上，他們聽到的多是宏大敘事或一家獨白，覺得中方發言和講解缺乏針對性，不解渴。也難怪，中國一些專家千篇一律，不分國別和場合，往往“一稿打天下”，習慣了大話空話，隻能自說自話，講講中國宏觀政策、經濟總量以及40年間取得的經濟成就，卻很少能運用國際比較的方法，因地制宜地與對方分享中國改革開放、區域或行業發展的具體經驗。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級的“改革大師”，配得起國際上最高的褒獎。近年來，世界上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紛紛致敬中國改革。與此同時，一些境外專家經常反映，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中國改革開放也很成功，但中國很大，又與他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傳統。因此他們不知從何入手，從哪些領域可以借鑒中國經驗，進而有針對性地用於診療自己的國度。一句話，面對中國改革開放這座人類知識和經驗的寶庫，他們看不清，也沒弄懂，想借鑒學習中國經驗卻不知從哪裡下手。

改革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獨特現象和領域，理論界、學術界設立跨學科、跨專業的“改革學”可謂正當其時、正當其用。國際上不少國家歷史上都曾有過打著各種旗號的“改革、革新、變革”等。當代中國的改革以其宏大雄偉場景和改天換地的效應在世界“改革史”中獨樹一幟。中國的改革開放既是偉大的哲學寶藏，也是千萬個實操施策和行動指南。近年來，總結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不乏氣勢磅礡的鴻篇巨制。而要對外講好中國改革開放，前提是科學和辯証地總結過去的經驗。描述中國發展和改革經驗，要堅持辯証法，不能錯置時空和語境，將國內流行的“官宣式”照搬出去，通篇宏大敘事而缺乏規則性和實操性。也不能過於籠統而失去針對性，把我們還在探索的東西當作經驗給人家。例如，白俄羅斯需要了解和借鑒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是如何處理企業自主權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做法。非洲朋友則想學習借鑒中國各級政府在過去20年脫貧致富的治理經驗。俄羅斯經濟學界提出，迫切希望研究中國企業為何善於創新並實現技術突破，而俄羅斯企業卻陷入了資源依賴不能自拔。這些都需要我們給出有針對性的回答。

對外宣介中國40年改革開放，要內外有別;既要有宏大敘事，也要從細處著眼;既要從宏觀層面講明黨的領導、基本制度、基本路線等中國特色制度文化本源，也要從中觀層次介紹諸如區域協調、產業發展等內容，更要善於講解特區發展、鄉鎮企業、技術創新、創業經營的微觀案例。尤其盡量多介紹那些鮮活生動的中觀層次和微觀層面的改革開放案例。

回顧和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既需要有大寫意，也需要工筆畫。推進改革開放難，總結好改革開放的真經驗也不容易。對外講述中國改革開放，也要科學而精准，最好一國一例、量身定制。就像手機有不同的操作系統一樣，中國學術界要善於基於不同操作系統，多開發一些適應性和適用性強的APP，供有興趣、有意願的境外客戶下載和使用。

問題4：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間應當相互尊重、包容互鑒。海外中國學研究是文明交流對話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當前“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等觀點，中國學者該如何在講好中國故事中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

魏海生：第一，提高對於海外學者有關錯誤闡釋和話語陷阱的甄別能力。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思潮不斷涌現，借由新媒體迅速廣泛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注海外中國研究的學者，要及時厘清那些內嵌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種族主義思維的錯誤論調的危害。中國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辦好自己的事。對於海外學者和民眾的困惑與疑慮，要及時回應，以理服人;對於別有用心的攻擊詰難，則要精准回擊，正本清源。

第二，大力推介中華文化，鞏固國際社會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基礎。利用好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中國館、中國圖書中心等海外文化交流傳播平台，進一步做好“感知中國”“文化中國”等綜合文化活動品牌。注重挖掘中華文化的底蘊和內涵，弘揚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因子，著力說明中華文化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第三，秉持平等和尊重，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三個“超越”是新時代我國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鮮亮底色。中華文明向來有“不要人夸顏色好，留得清氣滿乾坤”的自信與定力，並在繼承創新中不斷發展，在應時處變中不斷升華，在兼收並蓄中歷久彌新。

唐洲雁：在對外學術交流中，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務實的態度尋求中國成功經驗對其本國的借鑒和啟示。比如有學者在交流中表示，建議本國政府“像中國一樣思考”，直接復制中國經驗。這既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體現，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直接動力。在中外文明對話中，我們追求的是“和而不同”的理想狀態，承認和尊重多樣性，同時要積極客觀地闡釋我們的理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方法和體系，同時，也要關注海外學術前沿，有思考、有分析、有應對，以學立身，以理服人。比如，旨在解決全球治理危機的“中國方案”，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歷史與傳統，具有鮮明的東方特色，在未來有可能為全球治理提供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這種模式沒有強制性，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供發展中國家借鑒吸收，從而上升為一種共同經驗。

張樹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多樣共存超越文明單一優越。2018年10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國際會議上，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勞爾指出了當前西班牙中國研究的問題。他說，西班牙大學的中國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艙”，大學之間、大學與智庫之間交流甚少。研究內容上，雖然主題呈現多元化，但仍過度集中在中國崛起等主流話題。西班牙學術界缺乏能力來打破有關中國形象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諸如過去的異國情調、遙遠而奇異的中國形象、由西方媒體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等方面。德國漢學家顧彬也在這次會議上指出，西方一些中國研究是一種片段式的、割裂的研究，沒有從整體上把握和理解中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貫重視國外中國學的研究，並在我國學術界率先開創了“國外中國學”的研究。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將“海外中國研究”納入“登峰計劃·優勢學科”，目的是搭建合作平台，構建中外文化互學、文明互鑒學術共同體。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人類文明的歷史經驗表明，思想學術交流在推動國際關系發展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軟實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隨著國家綜合實力持續提升以及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影響迅速擴大。在此基礎上密切跟蹤國際輿情變化，總結經驗，對於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增強軟實力具有重要意 義。

但是，文化“走出去”要認清世界形勢。文化“走出去”不是建橋修路那樣照著圖紙就能完成的簡單工程或技術活兒，而是類似播種耕作一樣，需要風調雨順和滿足各種條件才能收到預期的良好效果。近些年來，國際局勢風雲變幻，這是對外文化傳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外部因素。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和地緣政治爭奪日趨激烈，逆全球化、排外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抬頭。這些因素都給國際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鑒帶來重大影響。

當此世界變局之時，如何判斷和把握當前國際輿論態勢或變化？我們不妨提出一個新的認知概念，即世界政治正進入“后國際形象”時期。在這個時期，以傳播文化等形式塑造國家“軟實力”、維護國家美好形象仍然重要，但更要敢於以直接而顯見的方式迎接信息戰、輿論戰甚至混合戰。如此一來，對外文化傳播就與一個國家的對外戰略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比如，前些年“韓流”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但近來隨著中韓關系因“薩德”入韓等問題趨於緊張，“韓流”好像冷卻了下來。這說明，國家形象和文化工程等在國家利益碰撞和政治沖突面前，往往碎得“一地雞毛”。

這也警醒我們，需要升級版的對外傳播方案。今后在確定2.0版的對外文化傳播和“軟實力”塑造的實施路徑時，首先要從國際格局變化和地緣政治博弈的高度予以認識，分清輕重緩急，厘清文化傳播與國家總體戰略、國家核心利益的關系，這樣才能有所收獲。

政治價值觀是軟實力建設的“道”。不少人在談到對外文化傳播時，習慣從地理區隔、人文、種族等角度著眼。但無數事實表明，對外文化傳播以及國家“軟實力”競爭的根子，還是在政治上，實質拼的還是政治價值和政治自信。如果說文化傳播是打太極，政治價值的碰撞則是短兵相接。像約瑟夫·奈一樣的西方政治謀士從不諱言，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價值。意識形態或政治層面的差別，仍是國際舞台上的一根主線。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人一張嘴就說它是所謂“自由社會”“民主國家”，而中國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其他一些國家比如俄羅斯則是“獨裁國家”，如此等等，借以長期霸佔國際政治和道義的制高點。

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中國價值”“中國理念”。正因如此，提煉中國道路、中國價值及其相關的制度、模式、政策規則、標准等，對於我們的對外文化傳播和軟實力建設極為重要。這是根本上的“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都只是“術”。強調“道”的根本意義，並不是說“術”不重要。在明確政治價值觀這個文化傳播和“軟實力”建設的“道”之后，“術”的安排將決定這項工作的成效甚至成敗。

第一，審時度勢，在國際輿論斗爭中處理好防御和進攻的關系。目前，一些國家保守主義、排外思潮盛行，在民粹思潮和“逆全球化”加劇的背景下，要確定適當的策略參與國際輿論斗爭。有時突出正面宣傳，以防御為主，傳出中國的意見、主張和判斷。有時則要轉被動防御為有力反擊，甚至是主動出擊，攻其軟肋，動搖並將對方拉下神壇，進而佔領一席之地和道義制高點。

第二，敢於與強手過招，才能贏得關注、贏得話語權和影響力。20多年間俄羅斯的經驗和教訓表明，獲得國際影響力的手段不是一味“示好、示弱”。因為西方不尊重弱者，更蔑視怯懦者、猶豫者、失敗者。國際輿論較量由不得安分守己、相安無事、自我表白、自言自語，要麼攻城略地，要麼甘心偏安一隅。

第三，要重新規劃對外宣傳的路線圖。面對西方世界豎起的意識形態堡壘和思想鐵幕，要學會避其敵意和鋒芒，眼光不隻集中在紐約時代廣場或維也納金色大廳。不妨順勢而為、另辟蹊徑，就像中國革命那樣，走“農村包圍城市”之路，把重點放在周邊和亞非拉等廣大地區，做好東盟、俄羅斯和中亞等近鄰國家的工作，創出一片新天地。

第四，維護國際公理、主張國際正義。維護國際法和聯合國的作用，反對霸權和“雙重標准”。蘇聯解體后，兩極格局結束，美國自認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超越聯合國，甚至踐踏國際法，在國際事務中壟斷權力，拉幫結伙，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每當此時，需要有國家站出來，公開反擊美國的霸權行為，形成反美霸權、維護國際公理的大合唱。借此也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為自己塑造不畏強權、主持國際公理和正義的國家形象。

第五，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更好公共產品，才是提高“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正道。從美國對外政策的反復與軟實力的興衰中可以得到啟示：要尊重別國，尊重對手、特別是像中國、俄羅斯等這樣的大國。追求軟實力，絕不是一味地追求話語霸權，也不是一味地炫耀文化文明的優越性，更不是傲慢地對外輸出價值觀，而是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才是國際社會溝通民心、合作共贏、進而提高國際影響力的正道。

（作者： 魏海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唐洲雁，山東省政協副主席，山東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研究員﹔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原載：《新華文摘》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