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歲月流逝，關於中共創立、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點滴回憶都顯得彌足珍貴。這裡刊發的蔡元培的女兒蔡睟盎、蔡和森的外甥女劉昂、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任作民的夫人丁祝華的一組訪談錄，介紹了他們所知道的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鄧恩銘的有關情況。這些資料雖由轉述而來，但史料價值頗高，供研究參考。

蔡元培與陳獨秀、李大釗

蔡睟盎，1927 年生，浙江紹興人。蔡元培之女，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高級工程師，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本文根據 2000 年採訪記錄整理。

記 者: 蔡元培先生曾經積極支持旅法勤工儉學運動，您能介紹一下有關情況嗎?

蔡睟盎: 我父親在民國初年擔任教育總長時，就支持留法的李石曾、吳稚暉等發起的儉學會，那時候有近 100 名學生到法國留學。父親辭去教育總長之后，於 1913 年去法國留學，1915 年組織了一個勤工儉學會，安排一些留學生學習和工作，同時辦華工學校，為華工學校寫講義 並授課。

1916 年，由我父親、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其宗旨是增進中法兩國的友誼，並以法國的道德和知識來增進中國的精神文明和經濟發展。我父親被推舉為華法教育會的 中方會長。同一年，他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北京成立了華法教育會分會，組織國內各省 的青年學生到法國留學。

記 者: 當年參加旅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青年學生，有很多后來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蔡睟盎: 是這樣的。由於后來國際形勢的變化，比如一戰結束后法國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缺乏勞動力了，很多勤工儉學的學生失業，經濟發生困難，而國內的資助又十分有限，許多學生 無法完成學業。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十分流行，這些革命青年痛心於中國的內憂外患， 希望尋找救國的真理，在法國很快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們中間涌現出許多杰出的共產黨員， 有些人后來在革命中犧牲了，如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更多 的人成為新中國的領導人或高級干部，其中有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蔡暢、李維漢、 徐特立等，這是我父親沒有預料到的。過去他只是想幫助青年人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對中國的 建設盡力，但沒有料到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記 者: 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后，從文科著手推進北大改革，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陳獨秀當時已經具有較高的聲望，請他到北大工作，是否也曾 “三顧茅廬”?

蔡睟盎: 當時我父親曾征詢意見，問誰可以擔任北大的文科學長，有人推薦陳獨秀，認為陳獨秀可以作為學生的指導。父親原來就對陳獨秀有比較深的了解，最初是在 1903 年和 1904 年，陳獨秀分別創辦了 《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當時父親正在上海實驗炸藥，陳獨秀也參加過。

就在我父親被任命的當天清晨，他到前門外的中西旅館去拜訪陳獨秀。當時陳獨秀和朋友 汪孟鄒一起到北京辦事。我父親早晨 9 點到達旅館，陳獨秀還沒起床，父親就請工友搬了個凳子坐在門口，說不要叫醒他，一直等到起床，就這樣一直去了好幾次。陳獨秀一開始還不願意 到北京來，說他在上海辦 《新青年》雜志，不想來北京。后來我父親就反復跟他講，你可以把雜志搬到北京來辦，這樣他才同意。汪孟鄒還跟陳獨秀講，你以后晚上早點睡覺，早上早點起 來，免得蔡先生來早了等你。

1917 年的 1 月 11 日，我父親向教育部呈報聘請陳獨秀為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13 日教育部批准同意。

《新青年》雜志搬到北京以后，北京大學的許多新派教授都為雜志撰稿，魯迅也在上面發表 過 《狂人日記》，所以雜志的銷量從原來的一千多份猛增到一萬五六千份，產生了很大影響。

后來陳獨秀被捕，我父親到監獄去看過他，要求國民黨中央釋放陳獨秀，並列舉陳獨秀在 辛亥革命時的功勞、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等等。父親曾經兩次營救陳獨秀，南京國民黨部非常 痛恨他和宋慶齡，說他們營救 “共匪” 如陳獨秀等人，要求給他們處分。

記 者: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這些應該也和蔡先生有一定關系。

蔡睟盎: 李大釗起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跟我父親不認識。父親到北大擔任校長后， 聘請章士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章士釗到北大不久因故要離開，就推薦李大釗繼任圖書館主 任一職，這樣他們才相識。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前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圖書館購買了大量馬 克思主義的書籍，如 《共產黨宣言》等，而且推薦給大家閱讀，許多北大學生因此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 1918 年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就是通過李大釗的指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后來李大釗被聘為北大教授，開設了馬克思主義課程，講授 《唯物史觀》、《現代政治》等。

李大釗等人還在 1920 年 3 月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研究會開始是秘密的，1921 年11 月才公開，在 《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消息。

記 者: 在 《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刊登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的消息，這得到了蔡先生的支持嗎?

蔡睟盎: 研究會負責人羅章龍跟我說過，他和另外一個同學找到我父親，介紹了他們為什麼要發起這個研究會，匯報了發起人的名單和研究會的宗旨，希望把研究會成立的消息刊登在

《北京大學日刊》上。當時有人勸父親不要允許這個社團成立，否則北大就不得安寧了，因為擔 心北洋軍閥會迫害北大。但是父親沉思了一會兒，同意了這一請求，還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在 會上發表了講話。后來我父親還撥給他們兩個房間，一間做會議室，一間做圖書室，圖書室起 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是英文共產主義的音譯，以避免引起外人的注意。

記 者: 蔡先生本人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卻尊重馬克思主義，積極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

蔡睟盎: 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我父親一向主張思想自由，百家爭鳴，認為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這在客觀上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后來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大 部分是北大的教師和學生。1923 年反動軍閥要逮捕李大釗，那時候父親不在國內，但他還是讓學校寫信給政府，說李大釗是北大教授，教授就要研究各科學問，研究馬克思主義是職責所在， 不應被逮捕。而且他還堅持說除非能夠証明北大教授是現行犯，否則不能通緝、逮捕。李大釗 曾經介紹我父親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一次接觸。馬林當時想通過父親了解中國的一些情況， 李大釗就介紹他們在自己家裡見面，翻譯是劉仁靜。還有一次，蘇俄駐華代表越飛派人參加北 大校慶，我父親還寫信表示了感謝。

當然我父親終生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且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在晚年，他組織中國民 權保障同盟營救共產黨人，有的沒有救出來，包括瞿秋白、楊開慧、胡也頻等人，但像廖承志、 陳賡、李少石等都營救成功了。

章士釗與共產黨人的交往

章含之 ( 1935—2008) ，上海人。章士釗之女，20 世紀 70 年代曾在外交部任職。本文根據2001 年採訪記錄整理。

記 者: 您能否介紹一下章士釗先生與陳獨秀、李大釗的交往?

章含之: 1903 年，《蘇報》案以后，陳獨秀在上海編 《國民日日報》的時候，就開始和我父親合作了。二次革命失敗以后，他們先后都流亡到了日本。到日本以后，我父親創辦 《甲寅》月刊並擔任主編，陳獨秀是最主要的成員。李大釗當時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經常向 《甲寅》月刊投稿，因為文章寫得非常好，引起我父親的注意，於是約他到編輯部面談，這樣就互相認識 了。陳獨秀也很願意和李大釗交往，他們就經常在東京我父親的寓所裡促膝長談。

《甲寅》月刊存在的時間也不太長，不久就被禁止了。但因為它提倡革命思想，把我父親和 陳獨秀、李大釗聯系起來，使他們成為非常密切的朋友。《甲寅》月刊在那個時期代表了非常先 進的潮流，和后來的 《甲寅》很不一樣。當時 《甲寅》月刊主要的參與者，包括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易白沙、高一涵等，這些人都是后來 《新青年》的主要參與者，所以很多研究者認為，《甲寅》月刊實際上為 《新青年》做了准備。

記 者: 《新青年》創辦以后，他們三人之間的關系有什麼變化嗎?

章含之: 《新青年》創刊以后，我父親和陳獨秀在思想上的分歧就越來越大了，可是在 《甲寅》月刊這一段時間，他們是非常密切的。后來父親跟李大釗的友誼更深一些，但在這之前， 他跟陳獨秀的關系特別密切。

有一件事情能夠說明我父親和李大釗的關系。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后，聘請我父親擔 任圖書館主任和教授，但我父親不久因故辭職。當時沒有博士頭銜、也沒有多少知名度的李大 釗，之所以能夠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就是我父親向蔡元培推薦的。

記 者: 我們知道，建黨初期，我黨在開展工作時面臨很多困難，您父親多次在危急關頭給予幫助。您能談談其中的原因嗎?

章含之: 我父親一生是一個無黨派民主人士，但這並不等於他沒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早年他與共產黨創建者保持友誼，說明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盡管后來有很多分歧，道路也 不一樣了，可是從根本上來說，父親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國家，這種觀 念成為他后來在很多關鍵時刻幫助共產黨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他們對將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

中國的設想，是有共同點的，所以我父親在共產黨遇到困難的時候多次提供幫助，不是偶然的。 我父親對共產黨一直是寄予希望的。特別是后來，他看到軍閥政府的混亂，看到國民黨的腐敗， 就不再做官了，從段祺瑞執政府以后，就當律師了，這也表明他對當時政府的不滿。在這種情 況下，他對共產黨的奮斗是從心裡同情的。后來很多人包括陳獨秀都得到過我父親的幫助。不 過父親對過去經歷的很多事情從來都不說，這些事情都是我從我們黨的領導人那裡知道的。

記 者: 您能舉一兩個例子嗎?

章含之: 有一件事是毛主席告訴我的。那是父親對共產黨的一次比較大的幫助。毛主席的岳父楊昌濟先生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們都是湖南人，都在長沙，楊昌濟便向我父親介紹了毛 澤東。大概是 1918 年的一天，主席找到了我父親，說有一批年輕人要去歐洲留學，包括他自己( 當然后來他沒有去了) ，但是缺乏資金。當時我父親特別主張教育救國，對年輕人出國讀書非常支持，便說我來給你想辦法。他就在社會名流裡面呼吁，讓大家捐款。主席說最后給他募集 了兩萬銀元，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費用。主席說到這裡就笑，他說行老 ( 章士釗字行嚴) 大概都不知道這些錢是怎麼用的，你現在可以告訴他，我們一部分錢確實是支持了一些同志到歐洲 去，但裡面相當一部分錢，是我拿回湖南了，包括后來我們搞革命，行老這筆錢都起了很大作 用，都是一個基礎。后來我回家問父親記得不記得這件事，他說記得，但不知道這些錢還幫助 共產黨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

我父親到歐洲旅行時幫助旅歐黨組織的事情，是周總理告訴我的。有一次開完會，周總理 和我們談天，突然問我: 你知不知道行老幫助我們歐洲共產黨的小組，幫我們運過機器、運過文件? 我說不知道，他沒給我講過。總理說，當時他們旅歐有很多的黨組織，法國的組織最大， 總理、小平、李富春、蔡暢等都在法國，德國也有一批，如朱德等人，法國比德國的組織要大。 總理說當時經濟上很困難，德國黨的組織因為人少，就更困難。他們在法國出了一批刊物，要 從法國運到德國去。另外，德國的同志也沒有印刷機，那個時候印刷機肯定是很笨重的，也想 運到德國。那時北洋政府已經注意到法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非常頻繁，通知歐洲各國政府嚴加 注意中國學生在歐洲的活動，所以這個時候要把印刷品特別是印刷機運到德國是非常困難的。 當時我父親正在歐洲旅行，持有外交豁免權的護照。那是段祺瑞執政府之后，他對中國現實很 失望，就到歐洲周游，大約有一年時間。周總理跟我說，他們看到章士釗到歐洲的消息了，覺 得章士釗或許會幫他們的忙，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早期跟李大釗的關系。后來總理就去找了我父 親，其實當時總理和我父親並不認識，那是第一次見面。總理說，我們德國有些同學，經濟上 比較拮據，我們想把一些學習材料和一個機器運給他們，將來他們自己也可以印一些學習材料。 總理笑著跟我說，也不知道行老是真的糊涂，還是裝糊涂，也沒問我是什麼材料，也沒問干嘛 還要運那麼大一個機器，很痛快地就答應了。這些東西就通過我父親的外交護照運到了德國， 交給了朱德同志。總理讓我去問問父親是否記得這件事情。后來我問父親，他說記得。

毛澤東與蔡和森在新民學會的活動

劉昂 ( 1910—2005) ，湖南雙峰人。蔡和森外甥女，曾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農業機械部副部長。本文根據 2000 年採訪記錄整理。

記 者: 1917 年，蔡和森從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畢業以后，處於失業狀態。那時您和外婆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很艱苦吧?

劉 昂: 我們於 1917 年 9 月遷居到長沙劉家台子。那時候蔡暢在周南女校教體育，一家人靠她一個月幾塊錢的收入生活，有時候不夠就靠朋友接濟。蔡和森對家裡的事是不管的，他把 大量時間用在閱讀書籍和研究社會問題上。我們的日子確實很苦，有的時候沒有米下鍋，怕鄰 居笑話，就把蒸籠放在灶上蒸汽，表示我們在做飯。

記 者: 您能回憶一下毛澤東、蔡和森當時的活動情況嗎?

劉 昂: 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張昆弟等人，經常到岳麓山談論學問，有時候就住在山上，就在愛晚亭裡，也不睡覺，也不怕蚊子咬，一聊就是一個通宵。為了鍛煉身體，他們還 在外面露宿、游泳、晒太陽。下了山，就到我們家休息。家裡不是窮嗎，就實驗用米粥打米糖 吃，說吃了可以幾天不吃飯，結果大家吃了還是要吃飯，所以那個實驗沒有成功。

劉家台子前面有一個墳地，他們還經常坐在那個墳地裡談事情。舅舅很疼我，喜歡給我講《離騷》的故事。他和毛澤東經常到農村搞調查，他們在農村時通過給人家寫對聯換點飯吃。

記 者: 他們成立新民學會的情形，您還記得麼?

劉 昂: 依稀記得。1918 年 4 月的一天，有十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到我們家裡來了，說要成立一個團體，叫新民學會，他們議來議去，就搞了一個上午。我的外婆和母親趕緊做飯給他 們吃。家裡雖然沒有錢，但這一天是一定要招待好的。我們家前面不就是菜園子嗎，就拔了些 新鮮蔬菜，弄了點肉，也算是很豐盛了。吃飯以后就散會了。周世釗也參加了會。

記 者: 毛澤東經常到你們家吧?

劉 昂: 毛澤東差不多每天都到我們家去，他穿一件灰布長衫，每天手裡拿一份報紙。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江對面，我們劉家台子在江的這一面，要坐渡船過江，不花錢。我經常 在外面玩，看見他來了，就喊: “哎，潤之先生來了。” 他有時候就住在我們家裡，家裡沒床鋪， 就和舅舅他們擠一擠。

有一段時間，他媽媽也住在我們家。他媽媽扁桃腺發炎，到長沙來看，沒地方住，就住在 我們家裡，和我外婆住在一個房間。我母親原來和外婆住一起，這時候就搬到另外一個屋裡。 他媽媽上藥、看病都是我母親陪著去，吃飯也是我母親照顧。所以毛主席到了延安，我去看他， 他就問我，慶熙姐怎麼樣，好不好啊? 我母親叫蔡慶熙，說明他還記得這個事情。

記 者: 當時生活條件那麼艱苦，籌集您外婆、蔡和森、蔡暢等人去法國勤工儉學的費用， 也是費了很大心血吧?

劉 昂: 是這樣的。我外婆毅力很強，是封建婚姻的叛逆者，她本來沒准備出國的，那時候出國需要一大筆錢。當時舅舅本來要把我也帶去，讓我母親去籌集路費。我母親籌了兩年， 准備了 400 塊銀洋。但舅舅他們也沒有錢，因此母親就說服我，讓我不要去了，把錢讓給他們。就這樣，蔡和森、蔡暢和我外婆拿著這些錢，去了上海。上海有個叫聶雲台的人，是我外婆的 親戚，又向他借了 600 塊銀洋，他還送了 700 塊銀洋，這才坐船到了法國。

記 者: 你們住在劉家台子的時候，見過向警予嗎?

劉 昂: 那時向警予去過我們家，記得她穿中式衣服，穿布鞋、布襪。她是蔡暢在周南女校的同學，也要出國，也要籌錢。這個人學問很好，當過漵浦學校的校長，有很多學生。她鼓 勵學生向外跑，學生都非常敬重她。她性格剛強，能寫文章，在 《婦女雜志》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是很了不起的。后來他們同船去了法國，在法國她和我舅舅蔡和森戀愛、結婚。他們結婚時，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他們是 “向蔡同盟”，毛澤東還回信祝賀他們。

鄧恩銘和山東早期黨組織

丁祝華 ( 1900—2002) ，山東益都人。山東黨組織早期黨員，曾在鄧恩銘領導下工作，任作民 ( 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陳獨秀辦公室負責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任弼時堂兄) 夫人。本文根據 2001 年採訪記錄整理。

記 者: 我們知道，鄧恩銘是貴州人。那他為何在山東參加革命，成為山東黨組織的發起人?

丁祝華: 鄧恩銘是貴州荔波縣人。他有一個叔叔過繼到黃家，改名叫黃澤沛，家住濟南， 在山東益都、臨沂、淄博等地當過縣長。鄧恩銘小學畢業后，上不起中學，一個人跑到濟南找 這個叔叔。他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愛熱鬧，一直在他叔叔的書房裡看書，做筆記。叔叔很喜 歡他，就把他當自己的兒子對待，送到濟南一中讀書。鄧恩銘剛去一中上學的時候，同學們聽 說他是縣太爺的兒子，對他敬而遠之。但他很快就和同學們搞好了關系，被選為學生干部，負 責編寫校史、制作壁報、開展文藝活動，很活躍。

記 者: 您與鄧恩銘是在什麼情況下認識的?

丁祝華: 五四運動時，各學校派代表去開會，商量怎樣開展學生運動。我是山東省立濟南女子師范學校 ( 下文簡稱女師) 的代表之一。那個時候女生很少，隻有女師和蠶桑中學有女代表，這樣，鄧恩銘便認識了我，但我不記得他。直到 1923 年，他和我在青島接上關系，共同搞運動，我才認識了他。

記 者: 您能否談一下，建黨初期鄧恩銘從事了哪些革命活動? 您是如何在鄧恩銘領導下， 開展革命活動的?

丁祝華: 建黨以后，鄧恩銘主要在青島活動。1922 年他到過蘇聯，當年 12 月，從蘇聯回來以后就在膠濟路上從事工人運動。1923 年 1 月 1 日中國正式從德國手中接管青島，但依然是舊軍閥掌權。當時山東省議會的議員王正清派了三個人到青島工作，一個是鄧恩銘，一個是王少 文，一個是趙魯玉。鄧恩銘擔任 《膠奧日報》副刊總編輯。他隻在報館裡呆了兩個月，1923 年3 月就到郊區搞工人運動。青島郊區有三個地方工人很集中: 一個是四方，鐵路工人集中; 一個是大港，碼頭工人比較多; 一個是滄口，紡織廠、面粉廠、水泥廠等各種工廠最多。這些工廠最初是德國人的，后來又成了日本人的。舊軍閥不管工人的生活，共產黨員就積極開展工人 運動。

鄧恩銘在工人區租了一間房子，每天要跑三個鎮，這時候他讓我幫他負責通信工作。我是1923 年 7 月女師畢業，上女師以前我想學醫，但上不起醫學院校，隻好上師范學校。女師畢業前夕青島有一個醫院招考護士，我就於當年 3 月到了青島，當了護士。6 月，同學通知我回濟南參加畢業考試。在濟南我接到鄧恩銘的電報，讓我趕快回青島，到一個小學教學，替他做通訊。 開始我不干，我說在醫院很好，醫院已經答應當兩年護士后就免費送我到日本學醫，不願意去 教學。我之所以願意學醫，是因為看了馬爾薩斯人口論，覺得學優生學可以提高人的素質。他 就批評了我，說馬爾薩斯人口論是反動的，現在青島有大量的工人受苦，需要我們去開展工人 運動。這樣，我就當了小學教員。

他的工作直屬中央領導，但住在工人區沒有辦法和中央通信。后來不僅是通信，還要寄許 多的宣傳刊物，如陳獨秀辦的 《中國青年》和黨的報紙，還有 《社會史》、《唯物史觀》等書籍。這樣，我的住處就成了一個通訊站。

鄧恩銘個子不高，說話帶貴州口音。那時候封建，他就裝作我的弟弟，改名丁幼民。我不 光負責通訊工作，還要管理生活費和工作經費。因為他帶貴州口音，所以也容易引起別人的懷 疑。我隻干了一年，就被辭退了。

記 者: 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鄧恩銘 30 歲就犧牲了，您能談一下他被捕犧牲的過程嗎?

丁祝華: 鄧恩銘第一次被捕是在青島，警察到他住的地方，屋裡隻有一個榻榻米，一個水壺，一隻碗，其他什麼都沒有。警察把他驅逐出青島，押上火車，就不管了。他沒回濟南，在 淄博的張店就下車了，開了個群眾大會。

他是在濟南犧牲的。在濟南被捕時已經病得很厲害了，身上長了大疙瘩，流血流膿。被捕 后他搞越獄，越獄成功了，但他出來后跑了沒幾步就倒在地上，還有一些跑不動的，又被抓了 回去，打入死牢，很快就槍斃了。時間是 1931 年的三四月份，同時犧牲了 22 個人。鄧恩銘生於1901 年，犧牲時年僅 30 歲。

（原載《黨的文獻》2011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