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列昂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中文名為齊赫文，1918 年 9 月出生於彼得格勒。歷任俄羅斯科學院主席團顧問，俄羅斯歷史學家全國委員會主席，俄中友好、和平和發展委員會俄方委員，俄中友好協會名譽主席和俄羅斯漢學家協會名譽主席。1939—1940 年任蘇聯駐烏魯木齊副領事，1946—1949 年任蘇聯駐北平總領事， 1949—1950 年任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齊赫文斯基參與了蘇聯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全部過程，並應毛澤東邀請，參加了 10 月 1 日的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和中蘇建交的見証人。2012 年 11 月，紀錄片《大轉折：西柏坡 1947—1949》攝制組專程赴莫斯科採訪。11 月 6 日上午，該片總編導張軍鋒在莫斯科名人公寓採訪了 94 歲高齡的齊赫文斯基。現將內容整理如下。

張軍鋒（以下簡稱張）：您曾以蘇聯外交官的身份親身經歷了中國歷史命運大轉折的過程， 請您談談 1946—1949 年在中國期間的經歷。

齊赫文斯基（以下簡稱齊）：我先簡短講一下 1945 年的事。1945 年我到莫斯科，通過了國家考試，獲得了副博士資格，我論文答辯的題目是《孫中山和他的對外政策》。答辯后我接到任命要求返回中國。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我負責陪同郭沫若，他應邀來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 220 周年院慶。這位中國詩人、文學家、歷史學家兼考古學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來我到了重慶，當時我們駐華大使是彼得羅夫。他給我布置了任務：打聽我們在平津地區資產的下落。因為從戰爭一開始，蘇聯就反對軍國主義的日本，所以我們沒有得到駐北平總領事館資產的任何消息。有一位管理員和家眷負責那兩棟樓，但由於戰爭也沒有從他那裡得到消息。這時候日本投降了，蔣介石決定派他的兒子蔣經國到北平去接受日本軍隊的投降。在此之前他同毛澤東進行談判，討論了終止國內戰爭和未來中國的一系列問題。

張：聽說您是與蔣經國一同飛往北平的，能否談談由重慶赴北平的一些細節？

齊：彼得羅夫請蔣經國帶我一同飛往北平，計劃 10 月 10 日離開重慶。我們一行人抵達機場后，汽車向后倒車裝行李，把機門撞了個大窟窿。飛機是不能飛了，但是很快就來了一架備用飛機。10 月的白天很短，為了及時起飛，我們把行李往飛機上一扔，和警衛就坐在機尾的一堆行李中間。當我們飛抵北平時，機場上日本士兵和美國士兵正在列隊，我被以最快的速度帶離南苑機場。

張：您覺得國共三年內戰的轉折點在哪裡？

齊：簡單地說，1946 年夏中國國內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被迫撤退防御，因為國民黨從美國那裡不僅得到大量武器，而且還得到許多軍事顧問的幫助。由於人民解放軍沒有空軍，國民黨軍隊曾一度在戰斗中取得一些戰績。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被迫放棄延安，經華北，最后到達河北西柏坡。然而，伴隨著內戰的進展，在北平可以感受到人們對美國駐軍及一系列事件的不滿情緒。市民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戰爭的轉折點是三大戰役的勝利：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這三大戰役最終決定了國民黨政府的命運，並使得人民革命取得勝利。

1948 年，形勢十分明了，國民黨政府即將垮台。知識界已經明顯感覺到時局的變化，特別是人民解放軍解放東北后，越來越多的進步知識分子離開北平，到香港或者出國，因為國民黨特務機關開始大肆追捕同情共產黨的人。無法離開北平的人，隻能留守等待戰爭的勝利。

在國內戰爭的最后階段，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是傅作義。傅作義是抗日愛國將領， 后被任命為平津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他面臨著復雜的局勢。隨著東北失守，大批軍隊敗退到華北地區。當時，除了他自己從綏遠、甘肅、山西帶來的部隊，還有很多國民黨的部隊形式上歸他指揮，但實際上他們僅聽命於蔣介石。在此情形下，傅作義就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后， 想結識外籍人士，於是將一些總領事請到自己的司令部，有蘇聯、美國、法國和英國的。這些人都是東交民巷使館區領事館的負責人。我們的總領館也在東交民巷。我還記得地址是37號， 電話是 572602。

張：您是怎麼與傅作義見面的？可否談談見面的過程和細節？

齊：我們來到傅作義的司令部，那裡曾經是日本的軍營。我還帶了副領事和秘書隨行。我對傅作義說，那些隸屬於他的國民黨士兵對待蘇聯使館區和蘇聯僑民很粗暴。這些蘇聯僑民在此生活很久了，還有自己的生意，開著小商店和商鋪。從東北敗退下來的國民黨部隊就集中在北平和天津。通常國民黨的騎兵不供應飼料，而是從當地的百姓手中征收飼料喂養馬匹。我向傅作義表達抗議，他說會採取措施。

然后，他饒有興趣地問起那些在俄羅斯革命中倒向蘇維埃政權的原白軍將領的命運結局如何。我對他講，那些誠心為新政權服務的人都獲得了信任。我提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帥的名字， 他在第二次衛國戰爭最艱難的階段擔任總參謀長。我還對他講了自己親眼所見的一件事。我以外交人員身份，奉朱可夫將軍的命令陪同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到西線考察。蒙古人還記得朱可夫，視其為英雄，因為他曾給予日本關東軍毀滅性打擊。我和蒙古代表團到達西線的 49 集

團軍，該軍於 3 月初解放了卡盧加州的尤赫諾夫市。陪同我們參觀的是 49 集團軍炮兵司令卡利諾夫斯基將軍。他也曾是沙皇時代的軍官，后投向革命，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教官。

傅作義對我的話聽得很認真，我想他不是憑白無故地問起這些人的命運的。后來的事實正是如此。對他來說選擇隻有一個，要麼選擇人民，要麼選擇蔣介石。歷經 40 天的圍困后，經過和人民解放軍談判，傅作義作出了投誠的決定，向解放軍移交北平城的防務。

張：請您描述一下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那一天東交民巷的情景。

齊：1949 年 1 月 31 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城，這對於北平的居民來說是個盛大的節日。我們總領館打開大門，和孩子們一起來到東交民巷的大街上。但大街上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 只是聽到從天安門和前門外傳來喧鬧聲，混合著鑼鼓聲、歌聲、樂器演奏的聲音。部隊乘坐繳獲的美國汽車駛過東交民巷時，喧鬧一下子在這個時刻完全靜了下來。隻見他們配備有美國卡賓槍，還有在遼沈戰役中繳獲的美國炮車，庄嚴前行。當部隊駛離東交民巷，走出所謂的使館禁區，才又爆發出歡呼聲、鑼鼓聲、喧鬧聲、樂器聲，人民興高採烈地向士兵致敬。

張：之后您很快見到了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葉劍英。

齊：我們返回領事館后又過了幾個小時，值班員報告說，有人找你，說的是帶有中國口音的俄語。“您是齊赫文嗎？我現在去您那兒。”原來是葉劍英，他已被任命為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他很快就帶著女兒小妞妞來了。葉劍英說：我們得到情報，在北平被圍的 40 天時間裡，國民黨准備採取行動，在蘇聯總領館和美國總領館間挑起事端，目的是挑起這兩個國家的爭斗。他們已經窮途末路，才會決定做這樣的事。我們在城內的地下工作者對此發出預警，已經准備了一個團，以防會發生什麼事情。萬幸的是沒有用得上，事情過去了。我借著這個機會說，在北平被圍困期間，不知道是解放軍還是別的方面的一發炮彈落到了蘇聯總領館，但沒有爆炸。他答應調查並清理走炸彈。

張：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中蘇建交事宜和周恩來接觸？

齊：1949 年 3 月，我收到簽名為菲利波夫的命令。我知道這是斯大林的代號，因為正值中國國內戰爭，我們對中國國內事務不能干涉，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總領館和新生政權之間的聯系都是非公開的，隻有總領事有權限和新政權進行聯系。我剛收到指令，莫斯科就發來一系列電報。遵照電報指令，我和周恩來進行聯系。我在重慶使館的招待會上見過周恩來，但沒有機會私下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我多次去中南海面見周恩來，並遵照莫斯科的指令解決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

張：您在北平是什麼時候見到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

齊：后來發生了一件事。一個人來到總領館，從衣袋裡取出斯大林簽名的委任狀。來人是蘇聯前鐵道部部長科瓦廖夫，他被任命為蘇共駐中共中央代表。他要求我給他一套單獨的房子。總領館有很多房子，我們都租出去了，租金用來支付工作人員的工資，因為在蘇聯軍隊入東北后我們和莫斯科方面沒有任何聯系。我們還是騰出一個獨居的房子給了科瓦廖夫。又過了一些時間，6 月，科瓦廖夫來總領館找我說：謝爾蓋列昂尼多維奇，你想見見毛澤東嗎？我說：我願意，可是他願意見我嗎？他回答：今天晚上我們就去他的住處。

6月的北平又悶又熱。這時來了一輛中方的汽車，車上有警衛。我和科瓦廖夫出發去西山。西山雙清別墅是毛澤東居住的地方。當我們到達雙清別墅的時候，已是黃昏，天色變暗了。周恩來介紹我和劉少奇、聶榮臻認識，大家就聊了起來。突然，他們都停下來，轉向穿過池塘的一座小拱橋方向（后來我又去過雙清別墅，那座橋已經沒有了），毛澤東和翻譯師哲從橋上走了下來。科瓦廖夫和毛澤東打過招呼后，就介紹了我。毛澤東握住我的手不放，問我的父母，問我在哪兒上的學，在外交部任職多久，等等，就像是填寫個人履歷表一樣。然后他放下我的手， 我們一起走進大廳。晚餐已經備好。大家按照中國的禮儀入座，毛澤東坐在主位，科瓦廖夫坐在毛的右側，我坐在毛的左側。周恩來挨著科瓦廖夫，劉少奇和我相鄰。

晚餐由周恩來主持。他談了英國紫石英號事件。該艦出現在解放軍的前方，此時解放軍正准備渡長江。這艘艦與上海基地的聯系被切斷，為了避免與英國發生曠日持久的外交沖突，解放軍在紫石英號受困期間，為其提供了某些便利。如果紫石英號採取偷走的辦法，解放軍的軍艦及江岸炮兵打算裝作不知道，而讓其逃去。后來該艦倉皇逃往上海，解放軍還在船的附近射擊。總之，英國人仍蒙在鼓裡。

張：當時您有沒有單獨和毛澤東在一起交談？都談了哪些問題？

齊：很快晚餐結束。劉少奇、科瓦廖夫、周恩來，還有其他的人轉到桌子的另一端，攤開地圖、文件，開始研究問題。因為劉少奇次日將飛赴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務非常重要，包括解決解放軍的給養供應、政治和對外政策的協商等。

我和毛澤東呆在一起，他沉默不語，我也不說話，場面有些尷尬。我決定向毛澤東請教他對孫中山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看法。我鼓起勇氣說：毛主席，我是學歷史的，正在寫一本孫中山對外政策的書，出版社兩次通過外交郵件退回了手稿，因為莫斯科不清楚中共對孫中山、國民黨及國民黨左派的態度。毛澤東的回答讓我終生難忘，他說：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而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其他如農民階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一樣，都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不同的，我們准備引導其參加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來。后來，遵照毛的指示精神，我修改了手稿，著作得以問世。

我又大膽地提了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搜集中國戊戌變法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資料。從您的觀點看，怎麼評價這次變法運動？他說：那時我還小，還在湖南。對這次變法我很同情。但是當時反動勢力遠勝於進步力量，因而變法被終止了。光緒帝和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許多人被處死，其中包括康有為的弟弟。康有為和梁啟超也流亡國外。

我繼續說道：我的導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曾和中共黨員一起工作，有瞿秋白、林伯渠等， 他們都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到過克裡姆林宮。他們和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一起探討過漢字拉丁化的問題。從中國山東來的勞工，大部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羅夫斯克生活，但沒有參加社會生活，因為他們不識字。我們為他們制訂了一個字母表，並出版了一份報紙叫作《工人之路》。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他們都學會了這種拉丁文字，並能閱讀報紙。毛澤東說：這個情況我了解。在延安就曾嘗試漢字拉丁化，但我反對。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是用方塊字來表達的，我們不能放棄對豐富文化的繼承。

張：在新中國籌建的過程中，您作為一個外交官，感受到的氣氛一定很特別，也一定有一些難忘的人和事吧?

齊：新中國成立前夕，各界人士紛紛從國外及香港返回北平，其中包括民主黨派領導人、國民黨左翼代表、著名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一個全民族代表積極參與的社會生活開始了。他們舉行了一系列會議，籌備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由其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及其主要條款，確定國旗、國徽、國歌及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人選。9 月末，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1949 年 9 月 27 日，北平改稱北京——編者注）開幕。在為期數天的會議期間，以投票的方式，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成員名單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工作完成后，又公布將於 10 月 1 日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

我們接到電報，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為首的蘇聯藝術家代表團將乘火車抵達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代表團成員大概有 15—20 人，包括教育工作者、音樂家、芭蕾舞演員及各階層文化界代表。我和總領館的同事們一起去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北京火車站迎接。我們先期到達火車站，火車還未到站。我注意到有幾個軍人圍著一個人，以為是有人生病了。翻譯走過來說：這是周恩來，他已經四天四夜沒有合眼，一直忙於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現在他正站著睡覺，有人攙扶著他。當火車一出現，接近火車站時，那幾個軍人就叫醒了周恩來。周恩來走近我，略帶歉意地打了個招呼。顯然，他太累了。火車一停穩，他就走進車廂，熱情地問候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和其他代表團成員。法捷耶夫身體不舒服，周恩來當即吩咐找醫生給他診治。

張：請您談談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的經歷。

齊：新中國的開國慶典定在下午 3 點開始。我得到邀請出席慶典。我抵達后，被安排在天安門下方的看台上。

下午 3 點鐘，由林伯渠宣布慶典開始。鳴放禮炮 28 響，象征著中國共產黨為人民

解放而走過的 28 年奮斗歷程。我親眼看到毛澤東按下按鈕，在天安門廣場中央升起五星紅旗。同時， 奏響了義勇軍進行曲。毛澤東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和政府成員名單。閱兵式由聶榮臻任總指揮，朱德任閱兵司令員。受閱部隊乘坐繳獲的美國車，身著繳獲的美式軍服，配美式卡賓槍，大炮也是美式的，從東往西依次走過觀禮台。廣場的另一側，就是我們代表團所在地方，一片歡聲笑語，人們不斷地向走過的受閱軍人致敬。

張：參加完開國大典，還有哪些難忘的事？

齊：我還在廣場上時，周恩來的助手，后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走到我身邊，說：齊赫文斯基同志，周總理讓您在未收到緊急文件前，不要離開總領館去參加北京飯店的政府招待會。回到總領館后，我讓妻子准備好去參加招待會，但是要等有人送來一份文件后再出發。過了一些時間，韓敘帶來了周恩來的一封信。信中說：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希望所有的友好國家承認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我馬上將信翻譯成俄語，然后擬了一封電報，叫來值班員， 發給莫斯科。我和韓敘舉起酒杯，慶祝中國革命的勝利。然后就和妻子一道出發去參加招待會。

招待會持續到很晚才結束。早上 8 點左右，值班員叫醒我說：莫斯科廣播提到你的名字，但是信號不好，具體怎麼回事不清楚。后來弄明白了，原來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有 5 小時時差， 收到我的電報時，斯大林還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蘇聯所有報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10 月 2 日蘇聯的報紙發表了周恩來給我的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通告和政府組成人員名單，還有蘇聯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

不久，我收到命令，任命我為蘇聯駐北京使館臨時代辦。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和代表團一起出席了 10 月 1 日晚上的招待宴會。又過了幾天，以劉少奇為主席的中蘇友好協會在北京成立。很多政要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擔任協會領導，其中包括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女士，她后來接替劉少奇擔任中蘇友好協會主席。

張：首任蘇聯駐新中國大使是羅申，我見到過您和羅申一起參加遞交國書儀式的照片，能談談具體過程嗎？

齊：為了羅申就任蘇聯駐中國大使的問題，我去中南海會見周恩來，討論羅申任大使和其作為第一個向毛澤東遞交國書的使節等事宜。我們把所有事情都定了下來，羅申一到北京，就遞交了國書。他到過中國，曾任蘇聯駐中華民國大使。遞交國書時，毛澤東、周恩來、翻譯師哲站在我們對面。大使還要求我把他的話翻譯成中文。

張：后來，毛澤東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國，訪問了蘇聯。

齊：1949 年 12 月，毛澤東決定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 70 歲生日慶典，我和羅申陪同。我們乘坐毛澤東的專列，經天津、沈陽、哈爾濱抵達我方邊境。在邊境上，毛澤東換乘我方列車， 因為中蘇鐵軌軌距不同。我還拍了他在我方列車上的照片。我把他送至蘇聯邊界，然后返回北京。

張：據我所知，在這之后您又南下廣州。這次廣州之行一定有特殊使命吧。

齊：我剛回到北京，莫斯科的電報就到了，讓我派個人去廣州。之前為了不過分刺激美國人，所有的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我們剛剛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美國人曾利用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方面的優勢訛詐我們。他們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使用了這種武器。我們駐南京的大使和國民黨一起轉移至廣州。其他國家的使館，比如美國使館，就沒有和蔣介石一起遷至廣州。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掩蓋真實意圖，保持國家體面。

新中國成立后，10 月2 日，我國使館工作人員離開廣州前往香港和澳門，將汽車、冰箱、辦公設備、打字機等全部使館財物遺棄在廣州。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我去廣州處理這些問題。這時廣州剛剛被人民解放軍解放，沿途看到的是國民黨撤退時搞破壞活動的景象，橋梁都被炸毀了。蘇聯《真理報》記者奧爾加·伊萬諾夫娜·切喬特金娜向我們表達了也想去的意願，我 們就一起去了。

張：聽說葉劍英曾經在北平的頤和園和廣州請您吃過特色菜。

齊：我在北平時，葉劍英請我們去萬壽山就餐，萬壽山就在頤和園裡。他將餐桌備在山頂的一塊平地上，菜品也很有意思。有位廚師問我們，在其中的一道菜裡吃出了什麼？我說，吃到了雞肉、鴨肉、豬肉、羊肉還有魚的味道。葉劍英吩咐把廚師叫來，是個很老的廚師，穿著白大褂。原來這位廚師曾是大清皇后慈禧的御廚，而慈禧信佛，齋戒期間不吃肉和野味，隻能吃魚，為了讓她吃好，廚師們就將羊肉、雞肉等味道加到各種魚中，我們品嘗的正是這道菜， 由此真正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葉劍英也是第一次吃這道菜。當我們吃完告辭的時候， 葉劍英對我說：今天吃得不錯吧？我邀請你去廣州，請你吃龍虎斗，那是真正的美味。

后來在去廣州的路上，切喬特金娜說：如果你們給我吃蛇肉，還有貓肉和狗肉，我就去中央委員會投訴你們。葉劍英當時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及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到廣州后，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先是招待我們吃西式早餐，午飯和晚飯吃的是中國菜，其中就有龍虎斗。切喬特金娜沒有察覺，說吃的是雞肉，還有蘑菇什麼的。就這樣把她給騙了。

張：您回到北京后又做了什麼工作？

齊：我回到北京后，大量的事務是聯系蘇聯專家，請他們來幫助中國恢復國民經濟。莫斯科來了封電報，外交部長維辛斯基跟我說，中國請求派遣一名國際法專家講課，他想請我去講。我不懂國際法，可他還是把一些小冊子轉寄給我。我研讀了這些書，給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在中國人民大學講了五次課。那時候，我漢語講得很好，還能讀中文。1950 年5 月我要離開北京時， 人民大學來了一批代表，給我頒發了一面錦旗，上面寫著感謝我給他們講課。這是我為中國培養外交官所作的一點貢獻。

1950 年夏，我回國了。從那時起，我就在聯合國組織做事。總之，能夠見証新中國的誕生， 這是我這一生中一件極為重要而難忘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日子。

（原載《黨的文獻》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