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本文作者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前留影
2002年1月本文作者與時年92歲的王朝聞先生合影
今年5月，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70周年。作為央視紀錄片《大魯藝》的總撰稿，我有幸曾多次走近延安文藝家的身邊，聆聽他們的回憶。當我編輯片子，再次和這些老人在熒幕上相見時，我深深地感到：盡管10年前採訪過的那些文藝老人大多已經過世，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為中國文藝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將和他們的作品一起永遠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而毛主席留給他們的感動也將成為永恆!
2002年5月，我和同事們完成了一部名叫《晴朗的天》的紀錄片，這是迄今第一部以延安文藝座談會和解放區文藝為題材的紀錄片。在為期半年多的時間裡，攝制組走遍了陝北和晉察冀老區，在北京採訪了劉白羽、賀敬之、周巍峙、蔡若虹、華君武、王朝聞、張庚、歐陽山尊、力群、干學偉、於敏、曾克、王昆、於藍、陳明、徐肖冰、吳本立、黎辛、王一達、馬烽、劉備耕等30多位延安時期的文藝老人。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到朝陽區紅廟北裡的一座極其普通的樓房裡採訪王朝聞先生的情景。當我推開家門，看見客廳的舊沙發上，端坐著一位身穿睡衣一樣的赫色條絨工作服，頭發凌亂的老人。書籍、雕塑和日常用品堆滿客廳幾乎所有的空間，這就是92歲的美學大師、雕塑家王朝聞先生！先生的老伴有些歉意地告訴我們，因為正在准備搬家，所以家裡很亂，老先生知道你們要來，早就坐在那兒等半天了。老人吃力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向我伸出左手。這時我才把心目中的美學大師和眼前這位穿著隨便、面容慈祥的老人結合起來，因為我突然想起採訪曾克老人時，她曾經說過，王朝聞，在延安時就不修邊幅，頭發老長。
還不等我們支好攝像機，老人家就迫不及待地用一口濃重的有些顫抖的四川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毛主席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但是他沒有因為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問題，就違反了美學，他本身既是政治的觀點，又是美學的觀點。”
採訪結束時，我站在先生坐的沙發后面與他合影，沒想到老先生拉過旁邊一把椅子，一定要我坐下，說你站著，我坐著，這不公平。大師的謙遜讓我這個晚輩備感汗顏。
兩天后，我到南沙溝採訪左聯時期的漫畫家、擔任過魯藝美術系主任的蔡若虹先生。與王朝聞先生同歲、深居簡出的蔡先生除了哮喘得厲害，還是一身仙風道骨。銀白的胡須飄洒在胸前，穿一件大紅色柔軟的絨衣，講起話來聲音很高，底氣十足：“我在上海畫畫的時候，隻曉得為革命，不曉得為工農兵，我是想一個空頭的革命，不曉得具體的工農兵，從這一點上，我的腦子打開了。”
採訪結束時，我才感覺到偌大的房子裡，剛才還精神飽滿的老先生坐在高高的書櫃旁邊的沙發上，顯得那樣孤單。他默然地向我揮著手，嘴裡喃喃地說著什麼，我緊緊握住老先生的手，說一定再抽時間來看他。4個月后，當我們的節目正在后期制作的時候，傳來蔡若虹先生去世的消息，老人底氣十足、一字一頓的聲音和他那孤單的身影在那一刻，又仿佛出現在眼前。而我們對他的採訪，也就成為老先生最后一次公開的露面。
最令我無法平靜、難以忘懷的，是看到陳明先生在丁玲手稿前老淚縱橫、泣不成聲的情景。盡管看了無數遍素材，編了五六次，每一次看到這個情景，我都禁不住眼窩濕潤。我幾次到陳明老人家裡採訪他，每一次提起丁玲，老人都滔滔不絕，雖然過去了那麼久，但他和丁玲共同走過的每一個細節，都如在昨天。
作為后來者，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那個戰火紛飛、激情燃燒的年代，對於當年那些投身抗日的前輩知識分子也沒有過多深入的接觸，只是在電影膠片裡看到他們背著行李、帶著向往奔赴延安的情景，憑借自己有限的想象力去想象著，在民族危亡、無書可讀甚至無家可歸的年代，除了抗日，還能有什麼其他的選擇呢？
但是，當我坐在華君武先生的客廳裡，傾聽老人講述他為了去延安，瞞著自己的媽媽一個人從上海輾轉香港、廣州、桂林、重慶、西安，長途跋涉一個多月來到延安的經歷，我被深深地感動了，因為我懷疑我和我的同齡人是否有這樣的勇氣。
當我在延安機場與從北京專程為拍攝需要趕來的干學偉先生重逢時，86歲老人家一把拉住我的手，指著眼前和身后的山巒與窯洞說，我20歲出頭來到這裡，在這裡一住就是八九年，我一生最寶貴的時光都在這裡度過，做夢都夢見這裡……我理解了，為什麼這些白發蒼蒼的老人一提起延安就禁不住熱淚盈眶。
一踏進楊家嶺中央辦公廳的大院，干學偉老人似乎頓時年輕了許多。他健步走到“飛機樓”前展牌上出席座談會的合影跟前，指著最后一排一個小伙子說：“這就是我，那時我才24歲，小青年一個，頭發那麼長。”看到照片上大部分熟悉的人已經去世，老人不勝感慨。
老人家對開會時的一些細節還記得很清楚：“毛主席准時從門口走進來，轉了一圈與參加會的人一一握手。因為座位不夠，他的開場白也就從這件事開始了。毛主席說，看起來我們的椅子不多，交椅不夠，以后要給同志們多做幾把交椅坐坐。當然這些話后來公開發表時刪去了。我總覺得毛主席把椅子說成交椅，還有些別的含義。”
我是在東城區史家胡同一個尋常的四合院裡見到羅工柳先生的。當我按照約定的時間摁響先生家的門鈴時，心裡還有些忐忑不安。第一眼看到這個身穿寬鬆的藍色棉褲、暗紅色毛衣，寬闊的臉膛堆滿慈祥笑容的老人，我馬上就感覺到這是一個可親可近的老者。羅先生用一口略帶廣東家鄉口音的話打開了話匣子，從老人家思路和談吐之清晰爽朗，絕對看不出是一個89歲的老人，更無法相信老人竟然患癌症多年，動過5次手術。在談起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毛澤東難忘的握手時，老人激動得聲音有些顫抖，又是那麼得意和自豪：“毛主席到我跟前以后，看我穿綠衣服，馬上跟我握手，問我從哪裡回來。還沒來得及我說話呢，周圍的人就說了，他是羅工柳，是木刻工作團的，剛從太行山回來。毛主席想了一想，馬上把我的手拉得很緊，說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大概是朱總司令回來說我們搞年畫搞成功了。我覺得這在我們黨的工作裡面不過是個小芝麻，但毛主席還放在心裡。我覺得非常感動。我那時才24歲，還很年輕，毛主席把我的手拉得很緊，所以我印象很深的。”
可以看出，這次握手給羅工柳后來的創作和生活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
這樣的激動我在著名戲劇家歐陽山尊先生那裡再一次感受到了。歐陽山尊先生身材高大、聲音洪亮，渾身散發著與令尊歐陽予倩相仿的才子風度，還帶有幾分在話劇舞台上叱咤風雲的勁頭。
他一板一眼地談和毛澤東交往的細節，尤其是講起毛澤東與他的握手時，兩眼閃爍著異樣的光彩：“他不是握著你的手跟另外一個人講話，他是握著你的手，握得很緊，眼睛看著你，跟你講完話以后等你有表示，然后鬆開跟另一個人握手。他握你的手是真心實意的，而且他的眼睛也是看到你的心裡的。”
這激動、自豪的目光使我真切地領略到，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在這些老藝術家心裡揮之不去的影子。
（本文作者為河北電視台高級編輯）
（原載《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年0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