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鋒同志的《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一書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現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節選一節，以饗讀者。
張申府（1895-1986），原名張嵩年，1895年出生於河北獻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清朝進士，翰林院編修，民國時期曾任北洋政府的眾議院議員。1914年，張申府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張申府在北大期間，曾經在哲學系學習兩個月，卻對哲學，尤其是羅素的解析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有人這樣評價張申府：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是中國羅素研究的第一人， 他是活得最久的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之一，他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但是，這位北京共產黨小組最早的成員和巴黎小組的創建人，卻在1925年退黨，成為一名民主人士，1947年，因為不合時宜地在《觀察》雜志上發表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猛烈批判，從此淡出公眾視野，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在北京圖書館擔任一名研究員。直到1979年以后，才以中共建黨見証人的身份為人所知，1986年，以93 歲高齡去世。
他的弟弟張岱年先生也是我國著名哲學家，他在為兄長的一個文集寫的序言中這樣介紹張申府說：
吾兄申府，青年時期喜好數學，繼而對於數理邏輯深感興趣，由於研習邏輯，於是進而探究哲學，對於羅素、穆爾的新實在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唯物論鑽研較深……申府於20年代曾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中歲以后從事於救國民主活動，曾因“一二·九”運動而被捕入獄，抗戰時期奔走於武漢、重慶之間，為救國民主運動而盡力。是一個學者思想家，又是一個政治活動家， 一生經歷頗豐。
一、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
以其豐富的經歷和高齡，張申府堪稱中國現代歷史的“活化石”。他是怎樣參與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中來的呢？這當然要從他與“南陳”“北李”之間的親密關系說起。
1917年，張申府在北大畢業后以助教名義留北大工作，擔任預科數學和邏輯老師。通過同學郭曉峰，張申府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常去李大釗辦公室閑談，因此也與張申府熟識。由於李大釗工作比較忙，就讓張申府幫助在登錄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釗離開的時候，張申府幾次擔任北大圖書館代主任。1918年毛澤東由倫理系的楊昌濟先生（楊開慧父親）介紹來擔任登錄室工友，曾經在張申府手下工作過一段時間。
張申府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在《新青年》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他和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了《每周評論》，還是少年中國學會和新潮社骨干成員。對於他和李大釗共事的那段時光，已經92歲的張申府在《回想北大當年》文章中回憶道：
大釗到任后，對圖書館的業務進行了一些重大的調整和改革，並開始注意收集有關馬克思學說的書籍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的著作。是時，我在北大已經畢業，留校做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太多， 就在圖書館幫助大釗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標為登錄室，在主任室的旁邊。其時，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打印卡片等，我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同志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擔任登錄工作。由於工作之便，我得時與大釗聚談。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釗回家鄉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圖書館的職務。……陳獨秀常出入李大釗的辦公室，這樣，我們三人經常見面，聚在一起談論時事，交換看法，彼此的觀點許多是一致的。陳獨秀主辦《新青年》，大釗和我經常投稿， 1918年底，我們又一起創辦了《每周評論》，工作接觸多，關系也很密切。
陳獨秀南下上海之后，一直保持與張申府的聯系。1920年8月，張申府忽然收到陳獨秀的一封信，就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征求他和李大釗的意見，他和李大釗復信認為還是叫共產黨比較好。對於陳獨秀和李大釗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發起建黨的過程，張申府這樣回憶：
對於建黨一事，我們有了統一的認識，便開始分頭活動。陳獨秀熱情極高，他說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漢、李達等，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沈雁冰、沈玄廬等。此外，陳獨秀同胡漢民、戴季陶、張東蓀等人也談過此事，他們沒有同意。由於陳的多方推動和組織，終於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北京也在同時進行籌組活動。大釗同志性情溫和，樂於與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陳獨秀一樣具有熱情和信心，但工作起來又較細致謹慎，因此北京的發展工作稍緩慢了一點。
張申府久慕英國哲學家羅素大名，曾經在《新青年》等雜志上翻譯了羅素的多篇文章，系統研究了羅素的各類著作，並撰文評述其哲學思想，是中國思想界具有廣泛影響的羅素專家。“羅素”二字的翻譯定名就是出自張申府之手，還曾為邀請羅素來中國做過一些工作。羅素曾在給一位法國友人的信中說：中國的張申府先生，比我還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10月12日，羅素攜夫人來中國講學。張申府遠赴上海迎接。臨行前，李大釗請張申府到上海后，代表他與陳獨秀商談建黨事宜。張申府到達上海后，住在陳獨秀的家裡，一方面聽羅素的講演，一方面與陳獨秀就黨的籌組問題多次交換了意見。張申府回憶說：
陳獨秀是一個熱情爽快的人。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並且對之探討追求，但在當時來講還未必能說得上深入的研究。他所表現的是極大的熱情，甚至有點激進。他很喜歡提問題，談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當然更多的時間，我們是用來探討黨的組織建設工作。陳獨秀向我介紹了上海的建黨工作。我們一致認為，既然組織起來了，就要發展，能入黨的人最好都吸收到黨內來。我還見到了上海的早期黨員周佛海、田漢、沈雁冰等，結識了不少新朋友。
經過張國燾和張申府兩人的穿針引線，李大釗在建黨問題上與陳獨秀進行了充分的溝通，於是北京共產黨小組終於呼之欲出。
二、與李大釗一起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
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黨的組織，取名為“北京共產黨小組”。
對於北京共產黨小組是在1920年10月在李大釗辦公室成立的事實，張國燾和張申府的回憶基本一致，黨史界沒有爭論，但對於成立的過程，張國燾和張申府這兩位當事人的回憶卻略有差別。而這個差別，與來自天津“覺悟社”的女同志劉清揚有關。
張申府的回憶是這樣的：
回北大后，我把見到陳獨秀的全部情況告訴了大釗同志。他非常高興，而且贊同陳獨秀關於建黨問題的意見。之后，我們便進一步商量發展黨員的事，並首先想到了劉清揚。
劉清揚是天津人，在天津嚴氏小學教書。她曾積極參加“五四” 運動，組織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並參加、領導了天津青年界的進步團體“覺悟社”，是天津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19年，她和馬駿代表天津學聯到上海出席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大會。1920年 6、7月間，她又參加了學聯組織的到南洋募捐的工作。劉清揚在天津的學生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底，劉清揚到北京后，大釗和我在圖書館主任室找她談話，希望她加入共產黨，但她當時卻表示對黨的組織還不太理解，沒有同意。我們認為入黨一事不能勉強， 隻能待將來有了認識再說。以后，李大釗找了張國燾。張是北大的學生，在學生中表現積極，熱情很高。除了大釗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個黨員。
北大講師張申府。
在張申府的回憶中，他和李大釗是北京小組的發起人，本來想首先發展天津的劉清揚，因為劉清揚不同意，才發展張國燾成為第三個黨員。對照張國燾的回憶，是他和李大釗找到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也就是說，是他和李大釗發展張申府成為第三個黨員，而且他沒有提到劉清揚：
首先我們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他是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贊成。他在一兩個星期內就要啟程到英國去留學，我們這三個發起人在李先生的辦公室裡曾有過兩次商談，首先計劃由張申府乘便在西歐留學生中展開活動。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后來連黨員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從張國燾的文字裡，我們能夠看出他對張申府有相當深的成見，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看一看另一位當事人劉清揚是如何回憶的：
1920年7月，天津“覺悟社” 決定周恩來、郭隆真、張若茗和我出國學習。9月間周恩來同志先出國了。這時，李大釗同志通過張國燾給天津寫信，約我到北京談話。我到北京見了李大釗同志，他說：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其中有張申府、張國燾等，並希望我成為一個婦女中的小組成員。但是我拒絕了，這是我終生的遺憾。拒絕的原因是我和張國燾有一個感情上的溝壑。“五四”運動時，我和馬駿代表天津學生出席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大會（這個會是由天津發起的），張國燾代表北京學生出席， 我們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他思想狹隘，既不善於團結人，又沒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大約是在“五四”運動接近結束的時候，他向我提出戀愛要求。本來我們“覺悟社”的社員是不能過早地考慮個人問題的。雖說“五四”運動的火熱斗爭將要結束，但仍在作堅持長期革命斗爭的准備，所以我根本沒有考慮過什麼個人的戀愛問題，因而我嚴肅地拒絕了張國燾的要求。所以，當李大釗同志要我加入共產主義小組時，因為張國燾也在小組裡，怕他再和我糾纏，我就表示拒絕了。我對李大釗同志說：“我是要堅決革命到底的，但我還不懂得共產主義（當時我的思想認識水平確實很低），所以我必須學習懂了再入組，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
劉清揚的回憶，可以說明張國燾為什麼在回憶錄中隻字不提他和李大釗曾經發展劉清揚入黨的事， 因為劉清揚此前拒絕了張國燾的戀愛要求，擔心加入小組后張國燾繼續糾纏她。這樣的情節，對張國燾來說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在回憶錄裡隱去也可以理解。也就在北京小組成立后不久，張申府以蔡元培校長秘書的身份於11月底從上海乘輪船赴法國，劉清揚也在這條船上。到巴黎后不久，張申府和劉清揚即開始同居，直到1948年張申府因為那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拋入低谷，劉清揚與張申府離婚。這裡也可以推測張國燾為何對張申府有很深的成見，因為劉清揚拒絕了他的戀愛要求成為張申府的夫人， 更何況，雖然都在北大，他和張申府在個性、思想方面有很大不同， 這或許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三、建立巴黎黨的早期組織， 成為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
1920年的最后一天，當北京大學校長、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從法國歌狄娜號郵船頭等艙中走出， 在迎接他的人陪同著踏上馬賽港岸邊的時候，人們或許沒有十分注意蔡元培身后那位年輕人。這個神態文雅又略顯幾分高傲的年輕人，名義上是蔡元培秘書，實際上是應蔡元培、吳稚暉的邀請，到華法教育會正在籌備中的裡昂大學中國學院擔任教師的。他是北京大學講師張申府，這一年29歲。
張申府 (右一) 、李大釗 (右三) 、梁漱溟 (右二) 、雷國能 (右四) 在中央公園合影。
比起那些坐最差的船艙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們來說，張申府在法國的生活要優越的多，他在裡昂大學中國學院擔任教授的酬薪相當優厚，月薪800法郎。讓張申府愜意的還有在這裡他收獲了甜美的愛情，和他同船來法的劉清揚不久就成為了他的愛侶。
張申府這次到法國，還肩負著陳獨秀和李大釗的使命，在法國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
由於與陳獨秀和李大釗都很親密的關系，張申府在出國之前的大半年時間裡，始終參與了南陳北李在北京和上海的建黨活動，在南陳北李之間溝通信息，探討建黨事宜。10月份，他根據陳獨秀的建議，和李大釗一起發起成立了北京黨的組織，並發展張國燾加入，成為北京黨組織的創始人。離開北京之前，李大釗特意叮囑張申府到法國以后繼續發展黨的組織。
11月份，張申府來到上海准備赴法，在上海期間再一次住在漁陽裡2號陳獨秀家裡。此時，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共發起組已經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開辦外國語學社，出版了《勞動界》和《共產黨》雜志，正在聯絡長沙、武漢、濟南等地的同志建立黨的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許多陳獨秀熟悉並很欣賞的年輕人， 趙世炎和陳公培出國之前都曾經
到陳獨秀家 裡 來過，陳公培還是發起組最早的五人小組成員， 並且把他們最早商定的黨的綱領抄寫了一份帶到 了法國。陳獨秀很鄭重地囑咐張申府，到法國以后，負責把這些同志團結到一起，成立旅法黨的組織。
張申府發展的第一個黨員，是已經成為他妻子的劉清揚。
她對此回憶說：
張申府是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在出國的路上，他給我講蘇聯革命的概況和共產主義的基本知識，提高了我的認識。因為張申府出國前已與李大釗同志商量好，要在法國成立海外黨支部。我們到法國巴黎后，在1921年，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海外支部。這時，我就加入了海外黨支部。
張申府在法國發展的第二個黨員是周恩來。
周恩來比張申府和劉清揚早一個月到法國，當時法國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共產主義運動日趨高漲， 法國共產黨已經於1920年成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報刊在法國十分流行。周恩來在這裡如飢似渴地閱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對流行的各種激烈爭論的思潮進行冷靜的比較和分析，認為無政府主義“容易流為空談”，工團主義“不免等於夢囈”，基爾特主義“近已見衰”，並且“在英國始終也沒大興盛過”。
經過反復學習和思索，周恩來終於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
周恩來知道張申府和劉清揚已經來到巴黎的消息。劉清揚是周恩來覺悟社的戰友，張申府和他也見過幾次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周恩來在他鄉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興奮，時常去他們的住處，上下古今地對各種主義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並由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 在1921年二、三月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法黨的組織。
1985年4月，已經92歲高齡的張申府對他介紹周恩來入黨的過程留下了這樣的回憶：
他（指周恩來）比我早一個月到法國，異國相逢，十分高興。我們興奮地談論著巴黎觀感，又各自談了對今后學習工作的打算。劉清揚和恩來同志早已熟悉，因此我們三人來往是很密切的。
出國前我曾受陳獨秀的委托， 在國外繼續發展黨的組織。於是在1921年2月左右，我即介紹劉清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后，又一起作了恩來同志的入黨介紹人。我和劉清揚曾一起找周恩來同志談了共產黨組織的性質和任務，也談了俄國十月革命。我們說，中國總是要向前發展的，趨勢是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但是要使形勢發展得更快，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並且要有個組織來領導。俄國建立了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反動統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我們也要成立共產黨的組織，並且要吸收進步的同志，壯大組織力量，推動國家的進步。周恩來對社會主義向往已久，一直渴望更快的進步，他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我們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個時候，黨還處於創立時期，這些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也沒有什麼其他手續。事后我寫信把介紹周恩來同志入黨一事告訴了國內的陳獨秀，他當然沒有什麼不同意見。
此后不久，趙世炎和陳公培分別接到陳獨秀從上海的來信，讓他們去找張申府聯系。三四月間，趙世炎和陳公培分別帶著陳獨秀的信到索邦公寓找到了張申府，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於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旅法小組在張申府租住的索邦公寓3樓的某一個房間成立了。張申府就此回憶到：“我與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大家都明確是共產黨員，但對外不公開，我與國內的陳獨秀常有書信往來。”
幾乎與此同時，趙世炎、李立三領導的勤工儉學會和蔡和森、李維漢領導的工學世界社也在頻繁接觸，醞釀成立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由於張申府領導的旅法小組剛剛成立，並且還處於秘密狀態，因此它們之間並沒有發生組織上的關系。但在接下來的拒款運動和進駐裡昂大學的斗爭中，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李維漢、李立三等人已經團結起來，緊密配合，成為斗爭的領導核心。
中共“一大”召開前，張申府曾收到國內寄來的通知，並在黨小組內進行討論，因時間緊， 路途遠，不能回國出席。張申府給陳獨秀寫信，作了答復。中共“一大”召開后， 旅法小組得到中央通知，知道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此，它成為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組成部分。國內秘密出版的《共產黨》月刊等也經常寄給他們，中共旅法小組與國內黨組織的聯系加強了。
四、轉赴柏林， 與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入黨
1922年3月，張申府夫婦和周恩來來到德國。他們為什麼要離開法國到德國呢？
原來，勤工儉學生進駐裡昂大學的失敗，尤其是蔡和森、陳公培、李立三等一百多位青年人被強迫押送回國的消息，使張申府異常憤怒，一氣之下辭掉了到裡昂中法大學擔任教職的工作。他回憶說：
裡昂事件使我知道勤工儉學生的淒慘處境。我們巴黎小組的趙世炎，非常投入裡昂的抗議活動，是學生的主要談判代表。他在其他學生被押送出法國前的一刻，逃離裡昂，我在巴黎聽到這消息，十分憤怒。我親自去駐法的中國當局進行交涉。
吳稚暉，我在國內認識的‘五四’名人，當時是華法教育會的會長，我力求他聽聽學生的要求。這些學生在法國的艱難環境下苦挨了一年，無非都是希望爭取到在裡昂讀書而已。
吳稚暉拒絕改變他的立場，由於這涉及我做人的原則，我不願再和他以及他的機構打交道，於是我遞交辭職信，放棄我的高薪厚職。我站在勤工儉學生的一方。這對我造成很大的因難，法國的物價很高，我又沒有收入，沒有辦法，惟有搬遷。
張申府經過與周恩來、劉清揚商議，決定搬到物價比較低廉的德國。由於德國一戰后馬克貶值，用外幣的外國人反而覺得生活費比較低廉。在巴黎一個月的生活費，在柏林可以用三個月。
1923年張申府在德國柏林。 (左起依次為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光宸)
1922年3月初，張申府和劉清揚與周恩來一起搭乘火車到柏林。到柏林之后，張申府和劉清揚住到柏林郊區一個風景優美的小鎮上。周恩來則住在威廉村凱撒街54號A，他一面補習德文，一面閱讀各種報刊和經濟學著作，與英法各地的朋友保持密切的通信。
在柏林，他們遇到1921年冬天從巴黎來到柏林的張伯簡。
張伯簡是雲南白族人，1919年冬赴法勤工儉學，參加了趙世炎、李立三組織的勞動學會，也參加了進駐裡昂大學的斗爭。到德國后，加入德國共產黨。在張申府的主持下，他們四個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德小組。
1922年中，李季、高語罕、鄭太朴、章伯鈞等在國內入黨的黨員也先后來到柏林，旅德小組的成員不斷增加。這樣，旅歐的中共黨員就由法蘭西一國擴展到法、德兩國，人員也增加到十人。對此，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明確記載，中共黨員“留法國二人，留德國八人”。按照當時組織規定，在黨員人數較少、尚未成立黨的基層支部情況下，設“通訊員”與中央機關保持聯系。旅歐黨組織由張申府、趙世炎分別擔任駐德和駐法的“通訊員”。這時，旅歐黨組織的內部活動比以前有了明顯進步，不僅在組織上“已經較有形式”，日常的開會、學習等活動也“已有定時了”。一般每兩周都要開一次組織生活會。
就在此時，張申府、周恩來發展了后來成為中國紅軍之父的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
朱德，字玉階，1886年出生於四川儀隴縣一個佃農之家。1909年考入雲南講武學堂，1915年參加蔡鍔領導的護國戰爭，驍勇善戰一舉成為滇軍名將，33歲就成為滇軍的旅長，后來一度擔任雲南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軍閥的混戰、政客的無恥、社會的黑暗， 使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后開始接觸新思想的朱德越來越厭倦、迷茫，逐漸認識到“老的軍事斗爭的辦法行不通”，必須尋找一條新的救國道路。
1922年7月，朱德和摯友孫炳文來到上海，拜見了他十分尊重的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很高興地接見了他們，表示可以付給他們十萬元，讓他們重回滇軍，借助廣西的滇軍進攻廣東的陳炯明。朱德拒絕了孫中山的請求，對孫中山說他們決定到歐洲留學，研究共產主義。孫中山尊重了他們的意見。
幾天后，朱德和孫炳文在閘北區一間小屋裡，拜見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朱德對共產黨抱有很大的期望，原以為隻要一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就可以被接受。因為國民黨就是這樣，隻要申請便可參加。朱德以為共產黨的手續也不過如此，入黨之后，他相信就可從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讓他意想不到的是，陳獨秀對他提出的請求反映冷淡。
1922年10月初，朱德和孫炳文來到德國，並見到周恩來，向他提出入黨要求。
自然，周恩來是很慎重的，經過多次交談，才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正式介紹，朱德和孫炳文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時間在1922年11月。但朱德的黨籍對外界保持秘密，這一措施是必要的，因為他原來是滇軍將領，而且是資格頗老的國民黨員，有朝一日，很可能被共產黨派回雲南去工作。朱德由此也開始了他與周恩來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與合作，並共同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介紹周恩來和朱德入黨，是張申府一直引以自豪的事。多年后，他還這樣津津有味地回憶說：
朱德要求入黨時，我和他談過話。1922年末我就同意了他可入黨，我和朱總司令談過好幾次，他那時很要求進步，謙虛誠懇。我是1923年底回到北京，1924年2月初到廣州，在經過上海時，我和陳獨秀談了朱德的入黨問題。最初，陳因朱是舊軍人，表示猶豫，我和陳談了兩次，就無問題了。當時入黨手續很簡單，說一聲就行了。
就在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不久的1922年底，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旅居法、德、比的中共黨員，正式聯合組成中共旅歐支部， 負責人有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等，下設旅法小組、旅德小組、旅比小組。為發展壯大黨在旅歐人員中的力量，經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認參加法共的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把符合條件的“少共”成員轉為黨員。
五、20世紀中國政治的活化石”
張申府身上始終有著濃重的文人氣質。1925年初，張申府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時，因反對與國民黨結盟而同蔡和森等發生激烈的爭執，一怒之下憤然退場。據說周恩來也隨著出來並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時勸他不可一時沖動，反之必須遵守黨紀，重返會場繼續討論以求大同而存小異。他回憶說“但我終於離開。周恩來卻繼續留下去。我想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周恩來就不同，他是彎而不折。后來我到北京，大釗、世炎等勸我不要脫黨，我脾氣壞，我說，贊成我多的（我）就干，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
張申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滾蛋”：1921年從教育部任命的華法教育會，1923年從少年共產黨，1925年從中共，1948年從民盟。
最后這一次“滾蛋”，就是張申府1948年10月23日在《觀察》雜志寫的那篇《呼吁和平》，文中公開承認蔣介石政府的“憲政”，擁護其“戡外”政策，並稱人民解放軍為“匪軍”。這篇“不合時宜”的文章，為張申府以后的政治生命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年11月，在香港的民盟總部第四次擴大會議以“張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為由，開除了曾是創始人的張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痛斥叛徒張申府的賣身投靠”！十天后，張申府的夫人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出離婚啟事，標題為“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宣布與張申府從此一刀兩斷。
張申府曾經給周恩來寫信辯解，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周恩來也無能為力，隻能親自安排他到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工作，並為他親批了住房。
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的近30年裡，張申府基本從公共視野裡消失，一度被打為“右派”，以至於人都以為他已經不在人世。直到1978年之后，張申府的名字才如“出土文物”一般漸漸見諸於報端，並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對刻意尋找歷史真相的學者們來說，一生經歷過許多重要歷史事件，與近現代史中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有過密切交往的張申府，不啻是20世紀中國政治的“活化石”。
1986年6月20日，剛剛過完 93歲生日不久的張申府安然謝世。《人民日報》刊登的訃告中寫道：“張申府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張申府同志在一生奮斗中，也是有過曲折的，然而他能不斷地追求真理，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為人謙和，生活朴素，不計較個人得失，是一位令人懷念的老同志。”
（原載《黨史博採(紀實)》 2011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