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2】

在工业调整方面，开始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没有降下来。中央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地方更是如此，一些上马的基建项目都不愿下马，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也很难落实。直到1961年八九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认识到：工业必须要退够，才能调整（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30—631页。）。决心全面下调工业高指标。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在1965年7月26日的讲话，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2页。）。由于耽误了调整时间，执行情况很差，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继续加剧。城乡居民的食品、棉布消费量比上年续减，吃穿用更加紧张。

同时，作为“大跃进”的后遗症，党内干部的情绪非常大。在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怨气更大。事情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承担责任的都是他们。他们抱怨说：“反右倾”运动整了实事求是的干部，整风整社运动又整了听上级话的干部，“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猴的”。各级干部都有一大堆的疑问：“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困难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央有什么责任？消极的情绪在基层干部中悄悄地蔓延。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使各级干部吃尽了图虚名而遭实祸的苦头，他们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不再盲目地听命上级的指示了。对上级布置的任务，他们不能不考虑一下自己单位和地区的利益，再没有过去那种争先恐后的冲劲了。许多工作任务，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很难安排下去。这些情况，让中央感到党内有一种灰溜溜的畏难情绪，有分散主义，有本位主义，有自己的“小天地”。为此，中央决定搞一个七年计划，中心是解决吃穿用，兼顾国防，把大家的气壮起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68页。）。但远水不解近渴。对于已经尝过画饼充饥滋味的各级干部来说，这种传统的鼓气方式很难说能有什么效果。

此外，中央与地方上下不通气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虽然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但人们调查研究的动机和观念不同，调查的效果也不一样。1961年，中央虽然开了几次会议，但并没有集中地系统地对过去的工作失误进行总结。大家对困难情况不摸底，对形势的认识也不一致。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我们头脑太热，违背了客观规律，使本来可能的事变成不可能了，被迫退下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57页。）。

上述这些纠结的问题，集中反映到了粮食征购调拨问题上。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亿斤至70亿斤。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中央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但到11月中旬，粮食上调任务只完成了20%多一点。（《中央关于抓紧完成第四季度粮食调出任务的紧急通知》（1961年11月23日），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9页。）11月23日，中央下达紧急通知，督促各地努力完成任务。同年还进口了116亿斤粮食。如此大规模地进口粮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1961年11月上旬，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落实196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时，各地领导人都面有难色。邓小平发了狠话，提出了上调粮食的三个方案：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要大家选择。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勉强接受了中间方案。（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9、20页。）

下面的干部有畏难思想是不难理解的。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870亿斤，征购量是1021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35.5%。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950亿斤，征购量是809.4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27.4%。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第410页。1962年的粮食丰歉情况未卜，再加倍地征调粮食，这意味着还是高征购。李先念1965年2月给书记处汇报时曾说：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下，征购粮食只能占产量的25%左右，多了就会出问题（李先念：《粮食工作的重要经验》（1965年2月22日），《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因此，各大区接受了150亿斤的任务，等于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因应之策，陶铸提出开个全国地委书记的会议，让中央帮助打通下面的思想。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意见。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书记处的汇报，决定把县委书记都召集来开会，搞一个小整风，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总结一下，鼓鼓劲。检讨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中央的账要讲清楚，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要检讨，地方可以不检讨。他说：“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困难已经走出了谷底，经济形势已经好转，错误都在改正。中央可以说得起话了。下面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气不顺，本位主义，给中央“打埋伏”。他说：现在气不壮，很沉闷。东西有，就是收不上来。要搞思想统一，解决小天地过多的问题。开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是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84、1185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71页。 ）

在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会议通知中，列举了当前的问题——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征收农产品不照顾大局、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等等。12月21日，在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把大家召集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

上述可见，七千人大会的最初动机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强集中统一。虽然中央表示，过去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实则在现实的具体问题上，矛头是朝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