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

〔摘要〕七千人大会从原本反对分散主义、解决粮食问题的会议，最终开成了一个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会议，调动了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积极性，这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的结果。七千人大会程序简单，议题集中，方式灵活，发扬“三不主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并承担工作责任。然而，七千人大会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使大会的积极成果没能继续巩固下去，在半年之后又发生了逆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局限性。

〔关键词〕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党内民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争议也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与会领导干部对会议都有非常积极的评价。当时毛泽东也称赞“开得好”。但时隔两年后，他对会议就有些看法了，认为“把一些缺点和错误讲得严重了”（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4页。）。 “文化大革命”中，为 “打倒刘少奇”，把七千人大会说成是刘少奇1962年否定“三面红旗”、“右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七千人大会的历史价值和积极意义才重新得到认识和肯定。1978年，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开展的“三次路线大讨论”，在全党最早拉开了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最初的讨论稿中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为负面材料，但参加过这次大会的学员马上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讨论稿的看法（参见拙文《轻雷隐隐初惊蛰——胡耀邦与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下），《领导者》总第36期，2010年11月。），足见党心所向。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写道：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又说：“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8页。）这是中央有关权威文献和著作对大会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会能取得积极成果，是发扬了党内民主的结果，也因此作为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在一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下，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充满反省精神的大会。通过这次大会，调整了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党内的紧张关系，上下通了气，情况透了底，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激发了全党克服困难的信心，使一些原本十分纠结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对动员全党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关键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正是发扬民主的伟力。

然而，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检讨“大跃进”失误的，这就决定了会议上的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经验教训的反省总结实际上停留在了“出气”的层面，很多重大问题没能深究下去，各种意见正面交锋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所以，尽管会议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发扬民主上取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并没有在会后得到巩固和发扬，反而成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的开端。这里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试图从会议方式的角度，对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的情况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历史考察，进而探讨会议程序弹性与民主张力的关系。

一、“大跃进”挫折后的调整困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大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2页。）。实际上，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调整的困境，粮食问题是其中最迫切的问题。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已是“三鼓而竭”，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危机，不得不“退”了下来。“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局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正如刘少奇指出：“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5页。）1960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700亿斤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也只恢复到2950亿斤。（参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内部资料，1983年，第143页。）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农村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发生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人，而农村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702万。1961年全国总人口又继续净减少348万人。1961年国家精减职工798万，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城镇人口总数净减少366万人。在1000万的城镇人口下放农村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只比1960年增加了18万。（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另据《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60年全国农业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164万人，非农人口比上年净增加164万人；1961年全国农业人口比上年净增加970万人，非农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316万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6页。） 足见困难形势的严重性。

同时，能不能承认“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从而走出困境，这对执政党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中共是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党，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情结很重。况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是中共和毛泽东试图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的一个赶超“样板”，其“赶英超美”的发展指标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要承认挫折更加困难。而且，为发动“大跃进”和维护“大跃进”造出来的那些人间神话，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开展党内斗争，把一大批讲实话的干部群众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承认挫折也就等于说这些运动都搞错了，这些人都整错了。所以，如何从“大跃进”高耸入云的台阶上走下来，“退却而不形成溃退”，对执政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开始认真贯彻“调整”方针，努力恢复奄奄一息的农村经济。在大半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整风整社，纠正了“五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公共食堂，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条例，做出了大量精减城镇人口的决策。经过这些工作，到1961年八九月间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升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会议确定，到1963年粮食在中等年景的条件下不再进口。但是，农村形势虽然开始转圜，实际情况仍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