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5】

三、因势利导：根据会议局势发展调整会议程序

按照大会日程安排，在刘少奇作完口头报告后，会议就准备结束了。1月24日，起草委员会工作结束，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修改情况，并研究了会议日程，决定会议在月底结束。1月27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宣布说：会议无论如何31日要搞完（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6—1197页；吴冷西：《实事求是的榜样——回忆七千人大会中少奇同志的作风》，《回忆领袖与战友》，第143页。）。28日，全体与会代表与中央领导人合影，会议进入结束的程序。但由于刘少奇1月27日的口头讲话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使大会出现了欲罢不能的态势。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实际上打破了肯定“三面红旗”的框框，改变了会议总结经验的基调——“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道出了大家心中的共同感受，出现了一个会议高潮。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明察秋毫，随之改变了会议的日程。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挫折，曾多次表示过自责态度。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一份批转各地党委的报告中说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在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对书记处的检查报告发表意见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真从维护毛泽东领袖威信的善意出发，在起草委员会上发言说：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但遭到了陈伯达等人的激烈反对。（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0页注释1，第108—11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0、721页。）实际上，毛泽东的错误缺点，他自己可以讲，其他人是讲不得的。这是当时党内普遍的心态。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震动。在地方层面，许多干部开始对照自己省区是“倒三七”，还是“十个指头都烂了”。特别是一些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到北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还继续捂盖子，不让讲省委的问题。在刘少奇口头报告的鼓励下，一些干部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情况。中央对这些省委领导人在中央会议上还捂盖子的情况非常震惊，也切实感到了这些地、县干部的愤怒情绪。

在中央层面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把问题讲得这么严重，似乎暗含了某种问责的味道，也让毛泽东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压力。1月29日，林彪作大会讲话。他撇开准备的稿子，即兴讲话，对“三面红旗”大加赞扬，高调挺毛，改变了前天刘少奇报告的调子，让毛泽东“很高兴”毛泽东1962年3月20日在《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批示道：“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

两份口头报告，林彪讲的是领袖崇拜的高调，刘少奇讲的是实事求是的低调。其实林彪心里非常清楚，“三面红旗”完全搞糟了，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党内外情绪很大当时林彪在私下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过分”、“过极”，破坏了人们的积极性。（参见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发〔1974〕1号）。）。因为军队与“大跃进”关系不大，林彪一直把着军队不要介入地方工作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56—357页。。在会议前期，林彪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林彪在刘少奇讲话之后的讲话，主动为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困境，不单纯是出于投其所好的政治功利目的，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内的一种护短的狭隘心理：即维护毛泽东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团结，担心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过多会造成党心民心的涣散。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很有些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