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4】

但这个不符合以往开会惯例的举动，却暗合了会议的内在要求。以往的大会都是表态性的会议，议题先行，程序固定，少数人决定好了，让多数人表态通过，把规定动作做完了，会议也就开完了。与会者的民主权利很难体现。而这次开会，毛泽东投石问路，首先让大家充分讨论政治局报告，发表自己对报告的意见，于不经意间打开了会议的民主之门，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因而使会议出现了充分民主的“情势”。

毛泽东的投石问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是“大跃进”运动的各级领导者。这几年，把经济搞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大家都十分困惑。在讨论报告中，大家议论纷纷，提出了各种问题。主要是：当前的困难形势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犯错误？谁应该对错误负责？有没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工作怎么看？相比刘少奇报告的原则性语言，他们的意见更加鲜活具体。有些省直接提出了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大会的主题。

言路一开，堵是堵不住的。大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主要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调问题。首先是对形势与任务如何估计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与会者的情绪，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态度。他决定成立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从16日起，会议主题从反对分散主义，转到了总结经验上来。

在总结经验阶段，毛泽东和中央采取了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的民主讨论原则。他指示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都可以自由发表。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3页。）这是大会最为成功的决策之一。

起草委员会与大会小组讨论采取平行作业的方式，小组讨论的意见都反映到起草委员会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争论得很激烈，言论也比较大胆。彭真说：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吴冷西回忆说：像这样起草文件，讨论的意见如此纷纭，争论如此激烈，是他平生的第一次。（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0页。）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紧张工作，于1月24日下午完成了报告第二稿最后第三部分的修改。这时大会已召开了13天。报告第二稿在总结经验上汇集了众议，对报告中的形势和任务的看法，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分析，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等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在不可能彻底总结经验教训的条件下，采取了更加接近事实的态度。报告归纳了4条主要缺点和错误，对其产生原因，把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的错误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作风的滋长联系起来，更具有说服力，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3、354页。）特别是在报告第二稿中，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没有再提城市人民公社。而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并且作为纲领性的口号一直在宣传。因为实现不了，报告修改稿中不再提及。这表示了中央政策观念的重大转变。

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的修改是很注意策略的。报告肯定的12条成绩是夸大的估计，总结的4条缺点错误是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的，讨论中对“三面红旗”的质疑和否定意见没有反映进去。还说如果遵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4页。）。但如果联系到报告中的三个“不再提”，仔细琢磨一下“或者”后面的话，还是很有些意味的。

1月24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修改报告稿的情况。商定在25日下午召开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告稿，然后提交大会通过。（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85页。）

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稿，同意提交大会。26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27日下午4时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在27日上午，毛泽东又临时决定，大会开始时间从下午4点改到2点。刘少奇连夜准备，直到上台讲话前才把报告提纲交毛泽东等人传阅。（吴冷西：《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虽然准备时间仓促，但他对所谈问题早已是块垒在胸，即席讲话反倒是说得透彻，言语也更尖锐。刘少奇说：讲缺点错误和成绩，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套话；现在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地方还是倒“三七开”。他还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这些话是书面报告上没有的，毛泽东没有讲过，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没有讲。刘少奇还说：这几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除了高指标，要求急，瞎指挥，还因为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使得干部群众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搞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刘少奇还谈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情，他说：彭德怀的信，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能算犯错误。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给与会者很有些振聋发聩的感觉，甚至还有点惊心动魄胡绳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话，毛泽东不断插话，他就担心毛泽东能否接受。（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页。）吴冷西也说：刘少奇讲话给大家震动很大，非常兴奋。（参见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第158页。）。大家由此看到了中央实事求是的态度，倍感鼓舞，群情振奋。次日，大会各小组反映说：“大家一致对少奇同志的报告满意，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杨尚昆日记》（下），第117页。）。

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的报告也表示了肯定，对大会的开会方式更是称道。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