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9】

五、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在发扬民主上的创新表现及其历史局限性

七千人大会之所以能够从原定的反对分散主义的大会，开成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大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动员大会，这是与大会的会议方式密不可分的。这次大会改变了以往“主题先行”的开会模式，开创了一个“主题后行”的新模式。先把报告“披头散发”地发给大会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从而打开了会议的民主空间，使党内各种意见得以表达出来，开出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会议。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来调整会期的长短，原定10天的会议时间一推再推，一直开了28天。

毛泽东当时非常赞许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首先称赞这次会议的开法：“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开会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建议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委、地委、县委，也要试试这个开会方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页。）

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给予了肯定的批示。他对自己在大会上的讲话，从2月下旬到3月20日，先后亲自修改了7遍。到4月初，又让陈伯达等作了修改，这才最后定稿。（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10—1212页。）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七千人大会的基本肯定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这个会议方法，并没有延续下去。以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再也没有开成过这样的会议。这倒并不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而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开会方式，代表们成了会议主体，虽然符合了会议的民主之道，却对领导的集中统一带来了难度。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

代表们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一旦得到了尊重，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七千人大会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七千人大会也产生了60年代党内政见分歧的最初裂痕，“打下了毛刘分歧的楔子”，投射出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这个情况，也是和它的会议方式分不开的。

“大跃进”挫折以后，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收拾残局的思路。一种是不愿意讲困难，回避讲问题，不愿讲错误，担心讲这些会让人悲观，丧失信心，不利于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敢于面对困难，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实际情况告诉全党同志，才能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走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动员型政党，在中共党内持第一种观念的人非常普遍。第二种观念更符合现代政党的执政理念。刘少奇无疑是后者的代表。他在主持起草修改报告时说：4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

七千人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发扬民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讲话之一。毛泽东认为，经过1961年的政策调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一天天在好转。这是他决定要召开这么大规模会议的一个前提认识。即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通过这次大会，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重新鼓舞全党信心。道理很简单，如果“错误”属于过去式，“出气”也好，“通气”也好，承担错误也好，是相对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在刘少奇口头报告讲了两个“三七开”的问题后，客观上带出了一个“问责”的问题，即这些困难局面是怎么造成的？谁应该对此负责？讲到责任，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各的账。毛泽东是最高决策者，第一责任人。从“大跃进”的轻率发动，到庐山会议的风云突变，毛泽东都是难脱其咎的。所以，毛泽东要维护的基调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问题是缺乏具体政策，主要是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这样，“问责”的重点就落在部门和省市一级上了。实事求是地讲，部门和省市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他们以自己利益绑架中央，用虚假数字误导中央，甚至中央开始纠“左”了，一些地方还迟迟不动。人们对这些领导人的意见也是最大的。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在宏观上承担了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随之要求地方领导人作自我批评，达到了“上下通气”的会议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