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集中精力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 十一屆三中全會曾提出, 對於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 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 是必要的, 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件選編》 (上) ,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 第20頁。]。1979年1月, 理論工作務虛會[ 理論工作務虛會分兩個階段召開:第一階段是從1979年1月18日至2月16日, 以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聯合召開, 當時稱“理論工作務虛會”。部分省份也按照要求同期召開了同類會議;第二階段是從3月28日至4月3日, 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 當時稱“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本文使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概念有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是指第一階段會議, 二是按照目前史學界的習慣稱謂, 把兩個階段的會議統稱為“理論工作務虛會”。但是, 為了更有利於解釋清楚問題, 本文在涉及后一階段會議內容時, 還是專門標出了“第二階段”的字樣。]召開, 4月閉幕。之后六個月,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下稱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 起草工作就啟動了, 這個旨在全面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工作顯然比原來預計啟動的時間要大大提前了。提前啟動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工作, 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就是其中之一。

理論工作務虛會公開提出了起草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的建議。這次會議實際上開啟了全面討論和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序幕。會議討論中出現的問題, 凸顯了盡快解決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鄧小平在會議第二階段發表的重要講話不僅是這次會議總結歷史形成的最重要成果, 而且講話所體現出的總結歷史的方法和原則, 對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起草乃至新時期黨對自身歷史的總結都生產了深遠影響。

一、公開提出了起草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的建議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主題是討論理論問題, 會議准備把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擺開來談”。但這個時期討論理論問題有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側重於對重大理論問題的撥亂反正, 這就不能不大量涉及歷史問題。胡耀邦在會議開幕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 這次會議的目的首先就是總結經驗, 可以總結兩年, 也可以總結10來年、30年。新中國成立30年來, 有許多好的經驗, 也有很多教訓, 要把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起來, 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 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他同時也強調, 總結這些經驗是為了使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有正確的理論指導, 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線、方針、政策、辦法, 使我們的事業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 胡耀邦在主持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時的講話 (1979年1月18日) 。]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 明確的思想原則指導, 使理論工作務虛會既有討論理論問題的突出特點, 也具有討論和總結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鮮明特色。

理論工作務虛會高度關注黨的歷史的特色, 在會議籌備期間就表現出來了。在會議召開前,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 胡耀邦提出:理論上還有哪些禁區、枷鎖要破?林彪、“四人幫”設置的禁區、強加在人們頭上的枷鎖, 還有哪些?請有關單位, 首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開出一批清單來, 走群眾路線, 一個一個破[ 胡耀邦在中央宣傳系統所屬單位領導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78年12月31日) 。]。按照胡耀邦的這個要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所屬各研究所內部進行了調研和征集工作, 並很快根據各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和材料, 列出一個“理論上還有哪些禁區要打破”的清單。這份清單經過整理,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參加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代表在會上公布。盡管這份清單是按照哲學、經濟學、文學、歷史學和法學五個學科類別開列的, 但是所有問題都與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有關。

清單中有關哲學問題, 涉及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階段遵循的基本理論問題, 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提法應如何理解?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否始終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劃分階級應該以什麼為標准?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危險是否只是右的修正主義?林彪、“四人幫”所推行的路線, 究竟是一條什麼樣的路線等。有關經濟學問題, 包括辨析黨的八大提出的“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對人民公社運動反思所引發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幾十年來引起嚴重認識混亂的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關系問題、革命的根源和目的問題;社會主義經濟是不是商品經濟;“以鋼為綱”、“以糧為綱, 全面發展”的提法是否正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到底怎麼學等。有關文學問題, 包括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地總結建國以來文藝戰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怎樣正確貫徹執行“雙百”方針等。有關歷史學問題, 包括“古為今用”和“影射史學”的問題;黨內重要人物、黨內路線斗爭及其某些會議的評價問題?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間問題?建國以后搞的某些運動的評價問題等。有關法學問題, 主要是對砸碎“公檢法”教訓的總結等。整個清單共列舉了50個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在發言中指出, 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對黨的歷史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提法和做法進行認真辨析, 同時也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探索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經驗進行很好的歸納和整理。

當然, 理論工作務虛會並不是按照這個清單所列問題展開討論的, 但是, 隨著會議討論的逐步深入, 越來越多的與會者認識到, 在當時的形勢下, 理論問題要得到切實解決, 首先就要弄清歷史是非, 歷史就是“過去的實際”。胡耀邦特別指出, 實際的范圍寬廣得很。理論一定要面向實際。面向什麼實際?要面向四個現代化的實際, 面向黨內外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實際, 也要面向過去經驗教訓的實際。[ 胡耀邦在主持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時的講話 (1979年1月18日) 。]

正是在對歷史問題的高度關注中, 理論工作務虛會與會者明確提出建議, 希望黨中央盡早啟動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的總結, 形成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他們指出:“在這個新舊歷史時期的交替時刻, 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民主革命時期, 我們黨有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現在看來, 仍然是毛澤東同志主持下制定的一個光輝的文獻。它總結了歷史經驗, 弄清了路線是非, 使我黨在后來的一段時期裡沒有犯重大錯誤。建國30年來, 很多是非問題沒有澄清。三中全會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但問題還很多, 很有必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時期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澄清重大是非, 統一全黨認識。”“衷心希望黨中央能夠盡快地作出社會主義時期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全黨范圍內澄清是非、統一思想, 造福於子孫萬代。”[ 丁偉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發言 (1979年1月23日) 。]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實踐, 與會者認為:要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 科學社會主義有什麼內容?它有什麼規律性?它是不是隻有一種模式?允許不允許有不同的模式?[ 李匯川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6日) 。]不把10年、20年、30年搞清楚, 就不能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前進。正如為了更好地往前走, 需要回過頭去看看走過來的路一樣。[  孫冶方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4日) 。]

二、開啟了全面討論和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序幕

粉碎“四人幫”后討論黨的歷史並不是始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等都涉及對黨的歷史的討論和總結。但是, 這兩者對歷史的關注, 不論在涉及歷史問題的范圍上, 還是在認識歷史問題的方法和目的上都有很大差異。理論工作務虛會把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作為考察對象, 並且自覺地認識到, 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正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之上, 因此, 它實際上開啟了全面討論和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序幕。

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黨的歷史有三個方面的突出特點:一是討論的歷史跨度大;二是討論的歷史問題涉及了具有全局性影響的核心問題;三是總結歷史的方法有突破。

(一) 把整個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作為考察對象, 並且特別提出應該立即著手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在粉碎“四人幫”后的揭批運動中, 曾經明確界定揭批運動的上線是“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前后”, 也就是說, 揭批運動的時間上線是1975年1月以來。之所以設定上線, 當時提出是為了避免“糾纏歷史舊賬”。1978年6月2日, 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把‘四人幫’揭深批透, 非聯系揭批林彪不可”。“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存在什麼‘糾纏歷史舊賬’的問題。”[ 《鄧小平文選》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22頁。]這就大大拓展了揭批運動的范圍, 也大大拓展了認識和考察歷史的范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隨著形勢的發展, 客觀上已經呈現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必要性。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歷史問題的討論就是對這個必要性的一次直接回應。會議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討論中形成了三個方面對后來具有影響的成果。

第一, 初步涉及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階段的劃分和評價問題。在會議討論中, 一些與會者以社會主義改造開始的1953年作為一個節點, 把1949年到1953年作為一個歷史階段來討論。大部分與會者則以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1956年作為一個分期點, 認為此前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此后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期。盡管從討論的內容看, 對於1956年以后的歷史時期該怎麼劃分階段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但是與會者一致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作為一個專題來討論。因此, 實際上對1956年以后的歷史也形成了相對明確的界線, 這就是圍繞“文化大革命”十年, 劃分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三個階段。就歷史評價來看, 與會者對1949年到1956年的歷史基本持肯定的態度, 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八年,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表現出來了的。僅就農業來說, 建國后頭八年, 即到一九五七年為止的年增長率就達到了7.1%。工業的增長速度更要快得多。這樣的速度, 無疑是資本主義制度所不可能有的, 更何況那個時期我們還同時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與會者將這個時期的成功歸結為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按照客觀的經濟規律辦事”;二是“按照社會主義的客觀的政治發展規律和思想發展規律辦事”, 並且認為“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作的《論十大關系》的講演和在1957年2月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 “就是我們建國后頭八年來成功的基本經驗的總結, 我們今后仍然必須按照這些基本經驗去做”。[  廖蓋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1月25日) 。]這裡說到的“新中國成立頭八年”與后來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所指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是基本吻合的, 即1949年至1956年。對1956年以后歷史的評價, 與會者爭議較大, 認識不完全統一, 但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經歷了曲折的歷史時期, 大的曲折主要有兩次, 一次是在1957年到1962年間, 由於對階級狀況作了唯心的估量, 導致了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 由於在經濟工作中有嚴重的主觀主義, 提出了“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等唯心的口號, 產生了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風, 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再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 搞“政治大革命”, 弄得是非混淆, 敵我顛倒, 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后果。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會議討論中, 盡管大家都認為1957年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曲折, 但都把“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與之前所經歷的曲折區分開來, 明確認為這是曲折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認識, 為后來相關思想的闡發留出了很大空間。

第二, 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功過是非作了初步探討。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討論中, 與會者認為, 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時對一些歷史已經作了評價, 但在這些評價中有許多問題留有“尾巴”。例如, 1978年12月為彭德懷恢復名譽后, 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其骨灰安放在八寶山, 但是有關彭德懷的最大歷史問題——廬山會議“反右傾”問題卻沒有相應的歷史結論。因此, 要真正解決歷史問題, 有必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歷史問題的功過是非進行評價。理論工作務虛會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嘗試, 特別是對黨的八大、反右派斗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斗爭等重大歷史問題作了較深入的討論和總結。針對“文化大革命”中否定黨的八大的論調, 會議指出, 需要正確評價黨的八大, 八大到底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這個是非問題務必弄清楚。與會者認為, 從總體上看, 黨的八大的文件是很好的, 是對七大以來黨的豐富經驗的總結。八大通過的黨章, 不僅比九大、十大的黨章好, 也比十一大黨章好, 應該鄭重肯定黨的八大的歷史功績。針對當時正在大規模進行的平反和糾正錯劃右派工作, 會議提出了如何評價反右派斗爭的問題, 認為這場斗爭被擴大化了。導致擴大化的原因在於把階級斗爭狀況估計得過於嚴重, 在工作指導上沒有分清主流和支流。會議認為“反右派”斗爭深遠地影響了以后的歷次運動。針對廬山會議“反右傾”問題, 會議指出, 它不僅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破壞了黨內民主, 打擊了一批好干部。為了徹底糾正這些錯誤, 中央應該對這些問題作出相應的決議。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與會者指出, 這不僅僅是建設經驗不足和對基本國情認識不足的問題, 也是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作用的結果, 對國家建設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第三, 要求立即著手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對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原來的基本態度就是文章開篇提到的“不應匆忙”, 甚至設想由“下一代人去解決”。但是, “文化大革命”對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實踐表明, 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嚴重關涉中國社會的前進和發展, 嚴重關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貫徹和執行。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與會者們深刻認識到了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明確建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也要立即著手去做, 不能留給后代去做”。[  吳玉才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15日) 。]“文化大革命”“是既和文化不相干, 又和革命不相干的”。“全黨和全國人民是決不會需要這個樣子的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隻能被林彪、陳伯達、康生、‘四人幫’等野心家和擁護他們的一小撮人所利用。”[  廖蓋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1月25日) 。]與會者強調:“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次“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是我們的黨史、國史和馬克思主義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頁。尤其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在新長征路上邁出的每一步都和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密切相關。我們討論它、評論它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 我們這個會, 從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議論它、評價它, 現在的問題是, 要設一個專題, 集中議一下, 要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發動、過程、結果及教訓五個方面進行深刻的總結。

(二) 提出了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任務。理論工作務虛會公開討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並把這個問題作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最重大問題公開提到了全黨面前, 這是粉碎“四人幫”以來的第一次, 在全黨和全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與會者強調, “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問題已經擺在黨的議事日程上”。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具有“迫切的要求”;是“神聖的職責”;是“艱巨的工作”。“迫切的要求”是指“群眾關心、議論這個問題, 要求作出正確的回答”。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既是長期實踐經驗的必然結果, 也是新的實踐任務的迫切要求”。“神聖的職責”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的偉大功績, 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 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要完成這個任務, 首先就要給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恢復名譽。這裡主要有林彪、“四人幫”肆意踐踏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損害其崇高威信的問題, 也有怎樣完整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問題, 弄清楚毛主席的哪些語錄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之內的, 哪些是之外的。因此, “現在要恢復它的名譽, 並在新的條件下進一步提高它的威信, 就必須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 使命庄嚴, 責任重大。“艱巨的工作”是強調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涉及的面很廣, 時間很長, 問題也很復雜”, “必須採取對黨、對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民、對我們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精神, 採取嚴肅的戰斗的科學的態度”。

會議在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討論中, 形成了多方面的認識成果。與會者認為:“毛澤東同志在我國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歷史上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 今天是、將來仍然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這方面絕不能動搖, 而且應該實事求是地加強宣傳。”[ 溫濟澤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16日) 。]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對於經過實踐檢驗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 應當繼承、保衛;對於一些有待實踐進一步檢驗的東西, 也應當細心地辨別它的合理內核;對於經過實踐檢驗已充分証明是錯誤的東西, 就要實事求是指出來”[ 宦鄉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10日) 。]。

討論中, 與會者認為, 一個根本問題是, 我們是用馬列主義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指示, 還是以“兩個凡是”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指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我們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 這是毫無疑義的。問題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向前發展?毛主席的偉大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是我們應當永遠銘記在心裡的。有革命經歷的人, 還應當在青少年當中, 多用事實來宣傳毛主席的偉大功績。但是, 我們不能把毛主席“神化”, 不能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和錯誤。

(三) 對從“路線”和“路線斗爭”的角度來評價和總結黨的歷史提出質疑。以“路線”和“路線斗爭”來評價和判斷黨的歷史, 是多年來總結黨的歷史的一個基本准則。但把黨的歷史簡化成路線斗爭史, 圍繞路線斗爭, 就逐漸積累起一套固定化的概念。路線是個綱, 路線決定一切。隻要上升到路線問題, 就不能再作歷史分析。犯了路線錯誤, 也就一切都錯了。而正確路線代表, 就一切都正確。與會者明確提出, 這樣對待歷史, 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是非科學的。與會者指出:什麼叫路線, 路線應該不應該有明確的含義?個人的思想和行為能不能叫路線?與會者強調:“對歷史人物不能、也不敢一分為二地研究。形而上學猖獗。蓋棺定論為好人的, 就完美無缺, 時時事事都是正確的。蓋棺定論為壞人的, 從生下來就是大壞蛋。”“對有些歷史事件不能按歷史唯物主義去反映和分析, 如對黨史上的某些事件或運動, 往往因為一個人出了問題, 整個事件和運動就不能提了。”“因人立言, 因人立史、因人廢言, 因人廢史, 按照黨內領導人的政治沉浮來研究黨的歷史, 而不是根據歷史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與會者特別指出, 對於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彭德懷、李立三等人的歷史評價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任這種現象繼續下去, 給我們后代的印象是:我們黨的歷史面目是不清楚的, 黨的作風是很不嚴肅的。糾正這種歷史認識偏差, 就“一定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尊重歷史事實, 講實話, 講真話, 不能按照某種現成結論”。[ 丁偉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6日) 。]“什麼事情都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放在歷史條件下分析。”“有些問題當時是對的, 后來情況變了, 就變成不對的了, 有些問題當時就是錯的, 這都要有分析。”[ 廖蓋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1月23日) 。]

三、凸顯了盡快解決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盡管有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總結黨的歷史所積累的經驗, 盡管堅持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 但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進行科學准確的總結並使這個總結為全黨所普遍接受,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論工作務虛會在討論歷史問題上, 特別是在討論一些重大敏感的歷史問題上產生的分歧、出現的爭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上對歷史問題的廣泛持續的關注, 不僅說明了解決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必要性, 也更加凸顯了解決這些問題的緊迫性。

第一, 會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總體評價存在一些片面甚至是不正確的認識。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總結評價是一個基礎性問題, 也是有關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的問題。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中, 一些與會者提出:新中國成立30年, 大約有10來年發展比較正常, 以后發展就存在整體性問題了。從1957年以后20多年來,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表現出來, 制訂了階級斗爭擴大化或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路線。1957年以后主要就是搞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斗爭、“反右傾”斗爭、“文化大革命”。“1967年11月到1976年9月的10年, 是我們黨、我們國家從挫折走向挫折, 從失敗走向失敗的十年。”“從1966年以后的10年來看”, “構成了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三中全會的正確決定, 就是在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前八年的成功經驗和后二十年的失敗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 等等。這些認識實際上是對1957年以后的歷史採取了基本否定的態度。客觀地說, 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上, 既有試圖超越路線斗爭史觀的有益嘗試, 也有依然受到這種歷史觀影響的深深痕跡。在一些與會者的認識中, 看到這一年犯了錯誤, 隨后的一年又犯了錯誤, 這樣一件件錯誤串聯起來, 就是一條線, 一條錯誤路線, 那麼錯誤就十分嚴重了, 就絕對不是支流的問題, 而是居主導地位了。1957年以后的歷史發展的確比較復雜, 能不能對其作出科學准確的判斷, 關鍵就在於能不能很好地判斷歷史是非, 能不能從全局出發來認識問題。事實上, 1957年發生了反右派擴大化的錯誤, 但是這一年恰恰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取得最好經濟效果的年份之一, “一五”計劃也在這一年勝利完成。1958年發生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但是黨中央也試圖加以糾正。盡管一系列糾“左”工作很不徹底, 但是, 從方向上看, 有主動向正確方向轉變的意向, 這種推動歷史發展的主動性也應該成為評價歷史的重要因素。

第二, 會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存在亟待澄清和嚴肅糾正的問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問題是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最核心的問題。理論工作務虛會提出了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 盡管討論中形成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 但由於缺乏充分的理論准備, 也由於對這個問題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認識和穩妥把握, 致使討論中出現了一些偏差。一些與會者認為,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 首先應該當做一個“學術問題”來探討, 這樣才能做到“發現真理, 丟棄謬誤”。因此, 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其進行“學術分析和理論闡述”。有關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討論中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尚不能自覺地區分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本人思想”等概念的差異, 在許多與會者的認識中, “毛主席本人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而在討論和分析1957年以后毛澤東思想時, 更多的與會者不能把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嚴格區分開來, 以致提出了“對毛澤東思想要採取一分為二態度”, “對毛澤東思想也要進行撥亂反正”。我們隻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 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等等似是而非甚至存在嚴重偏差的觀點。在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時, 與會者的認識角度多側重於毛澤東晚年錯誤部分, 因此得出了一些以偏概全的不正確結論。對毛澤東的評價, 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 不僅僅涉及毛澤東本人歷史功過問題, 而且是一個同黨和國家歷史密切相關的重大的、全局性的問題, 因此, 尤其需要秉持科學嚴謹的態度。毛澤東自己也說過, 評價和對待干部, 不能隻看他一時一事, 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毛澤東的這句話當然也適用於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對毛澤東這樣一位在黨的歷史上有著巨大影響的人物, 無疑應該把他放到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認識和把握。強調以“更廣闊的歷史背景”考察, 並不是為了“稀釋”所謂“歷史之誤”, 而是為了科學地分析他的全部歷史活動所表現出來的根本歷史屬性, 要分析除了那些“歷史之誤”外, 其他屬性是“之誤”更多一些, 還是“之美”更多一些。實踐証明, 毛澤東的一生, 功績是第一位的, 就他的全部歷史來說, “歷史之美”遠大於“歷史之誤”。此外, 歷史人物活動的動機和目的, 也是判斷歷史屬性的重要因素。1957年以后出現了曲折和失誤, 就毛澤東本人來說, 全部歷史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了盡快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 即便他在晚年犯了更嚴重的錯誤, 依然是這樣。至於毛澤東思想, 它的性質、特點、內容及各方面的運用和發展, 當然可以也需要展開理論闡發, 但同時要認識到, 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黨的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它承擔著按照這樣的理論指導來組織黨的全部活動的重大任務, 對於這樣的理論, 顯然不能等同於一般思想理論來進行判斷和評價。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出現的這些認識問題, 說明對毛澤東歷史地位作出科學評價的問題亟待解決、准確界定和科學闡發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亟待解決。

第三, 會議表現了解決歷史問題對“向前看”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初衷是為了解決理論問題, 通過討論, 統一思想, 形成新的理論認識, 以便更好地指導實際工作。但是會議討論的情況說明, 所有理論問題無不涉及歷史問題。與會者也都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 指出:“任何一個提法的意義都是在它實際使用的歷史發展中確定下來的”, 因此對這些“提法”的探討就“不能不結合歷史”。在討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時候, 與會者說:所謂“文化大革命”, 不是別的, 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實踐表現;反過來說,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也不是別的,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表現。因此, 考察“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結合“文化大革命”。隻要正視“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就不難對這個“理論”作出應有的評價, 從而也就不難決定對這個理論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與會者認為:“理論上的錯誤是來自於實踐中的一些錯誤, 而實踐中的錯誤一旦提高到理論的形態以后, 又反轉過來指導了錯誤的實踐, 形成了惡性的循環。”[ 廖蓋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8日) 。]所以, 解決理論問題“不應該只是依據經典作家們的論述, 還要從現實情況出發, 總結經驗”[ 范榮康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1979年2月3日) 。]。胡耀邦曾經設想, 在理論建設上,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 是“破”;三中全會后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面向未來, 揚帆起航, 是“立”[ 胡耀邦對《理論動態》編輯組負責人的談話 (1979年5月3日) 。]。但是, 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表現出來的實際情況是:研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問題與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總結以往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似乎難以截然分開。如果理論工作者不去研討歷史經驗, 就難以在實踐的基礎上得出理論的結晶, 難以對事物的發展作出科學的預見, 難以對群眾的思想認識問題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這樣也就難以真正做到“向前看”。形勢發展表明, 能不能科學評價若干重大歷史問題, 並使全黨在這些問題上形成統一意志, 不僅是能不能最終完成撥亂反正工作的一個重要標志, 也是能不能推動剛剛啟動的改革開放事業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 會議討論所引發的社會關注成為亟待解決歷史問題的又一個支點。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的第一階段中, 幾乎是會上討論什麼, 社會上也跟著討論什麼, “傳播面很廣, 有的大學搞了傳達, 中學裡有了手抄本, 群眾中有議論”。由此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熱潮。客觀地說, 這種關注歷史的社會熱潮在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中就已經表現出來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大范圍討論黨的歷史, 進一步引起人們對歷史問題的關注, 也是情理之中和必然的發展結果。但是,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人們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關注黨的歷史, 與通過理論工作務虛會關注黨的歷史所引發的社會討論效果則有所不同。前者關注的對象, 基本上是一個有了明確結論的黨的局部歷史, 容易通過冤假錯案的平反和遺留問題的解決形成共同的歷史認識;而后者關注的對象, 則是一個尚無定論的有關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全部歷史, 在眾說紛紜之下, 難免引起不同的解讀。正像與會者說的那樣:這一段時期, 對毛澤東思想要一分為二的討論內容“逐步升級”, 報紙上強調不能照搬個別原理的內容多了, 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講得少了, “給人一個在找毛澤東思想的缺點、錯誤的印象”。那麼, 是不是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黨的歷史時機不合適呢?實際上, 越是重大問題, 對人們的影響越廣泛越深入, 它事關千家萬戶, 關涉國家民族, 特別是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更是如此, 社會發展運動規律蘊涵了這樣辨析和總結歷史的需要。當時的整個社會對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黨的歷史的廣泛關注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 與會者紛紛指出:社會廣泛關注表明, 大家都迫切希望中央能夠針對這些重大的歷史和理論問題, 盡快澄清糊涂觀念, 批判錯誤觀點, 以便統一思想, 統一認識, 集中精力搞好四化建設。有些能講清楚的問題還是希望快點講清楚, 有些緊迫的問題如果暫時還講不清, 則希望能組織力量進行研究, 盡快講清。盡快講清這些問題, 對於實際工作有很大好處, “搞四個現代化不能模模糊糊前進。”

四、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是理論工作務虛會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第二階段, 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這個講話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 就從總結黨的歷史的角度看, 它是對理論工作務虛會涉及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和理論問題作出的明確回應, 也是這次會議總結黨的歷史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講話體現和蘊含了總結黨的歷史的一系列新原則、新方法, 深遠地影響了新時期黨對自身歷史的認識、總結和概括。

鄧小平是黨內首先提出要把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系起來的人。他說:“過去的三十年”, “我們始終是堅持社會主義,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三十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 》 (上) ,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 第552頁。]鄧小平首先提出了上述認識, 也首先把這個認識貫徹到對黨的歷史經驗的實際總結中。在闡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 鄧小平不僅說明“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 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 [ 《鄧小平文選》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65頁。]而且在闡述每一項原則時都從歷史出發, 從總結歷史經驗中得出結論。關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他指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 《鄧小平文選》第2卷, 第166頁。]。在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中, 就將“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界定為“建國三十二年來最基本的歷史經驗”。關於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他總結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歷史經驗, 也總結了歷史實踐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不足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危害。關於堅持黨的領導, 他回顧歷史, 說明了黨的領導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同時也強調“我們黨經歷過多次錯誤, 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鄧小平文選》第2卷, 第170頁。]。關於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他總結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勝利, 強調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今后也將永遠是我們的旗幟。

在鄧小平講話后連續三天小組討論中, 並沒有出現坊間傳說的激烈爭議, 相反幾乎所有與會者都表示贊同講話精神, 一些與會者還表示奪取民主革命勝利, 有“三大法寶”, 這四條基本原則, 可以說是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四大法寶”, 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保証。這30年所走過的道路, 就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 就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結果。這四項基本原則, 是黨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經驗, 實在丟不得。在后來形成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中, 就明確肯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歷史經驗的地位。這是鄧小平講話在總結歷史上的重大意義之一, 另一個意義就體現在總結歷史的方法上。

理論工作務虛會實際上開啟了全面討論和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序幕, 但是如何適應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來總結黨的歷史, 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這不僅涉及“總結什麼”的問題, 而且還涉及“怎麼總結”的問題。

在認識歷史和總結歷史的問題上, 理論工作務虛會從內容到方法都有一些新突破, 但也引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這引起了第二階段會議中與會者對“怎麼總結”的討論。與會者在討論中特別談到了歷史總結中的“向前”和“向后”、“粗”和“細”的關系問題。大家認為, 處理歷史問題, 要識大體、顧大局。向后看是為了向前看, 有些歷史問題, 允許粗一些, 以便把精力真正集中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去。絕不能把解決新問題, 引導人們“向前看”, 同撥亂反正、總結歷史經驗對立起來。事實上, 解決任何新問題, 總是同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相聯系。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深入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作為行動的向導, 這正是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需的。

關注總結歷史的方法非常重要, 它直接關系到總結歷史的實際效果, 是有利於統一思想、開拓前進, 還是糾纏歷史舊賬、裹足不前。

與延安時期大規模學習、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的環境相比, 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黨的歷史的環境有許多相同的方面, 也有很大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方面在於, 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的歷史環境中總結自身經驗, 都是為了統一思想迎接新的勝利。不同的地方在於, 延安時期學習、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與黨的整風運動緊密結合, 而且那個時候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已經完全成熟, 已經被實踐証明是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而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黨的歷史, 是由對重大理論問題辨析引發的, 而經過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 黨的指導思想的聲譽和威信受到很大損害。十一屆三中全會又剛剛召開, 鄧小平理論尚在形成的過程中。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總結黨的歷史, 就特別需要注意把握總結歷史的方法。

在總結歷史的方法上, 鄧小平在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總結和闡述中就包含了一些新要素。

第一, 實事求是地認識黨的歷史。鄧小平跳出“路線是非論”, 在對歷史問題的把握中, 不以路線劃分為標准, 對歷史問題的闡述沒有採取簡單的一切肯定或一切否定的態度, 而是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 實事求是。他認為, 黨的歷史,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不能含糊。黨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很多輝煌的時刻, 但也有過不少曲折和失誤, 甚至出現林彪、“四人幫”破壞這種嚴重失誤, 對這個歷史問題不能輕視, 輕視了就是不尊重歷史, 就是不尊重事實。

第二, 關鍵是要把握歷史發展的主流。主流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鄧小平善於把握這個主流, 也勇於把握這個主流。在闡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 他講曲折和失誤, 同時強調盡管犯過錯誤, 但我們還是在30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是主要的、根本的、起決定意義的。

第三, 要從大局出發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原則。鄧小平比較早地提出了總結黨的歷史問題要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原則, 並且在闡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進行了很好實踐。鄧小平之所以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強調要從大局出發看問題。

第四, 要把歷史人物和事件放到歷史環境中去認識和把握。鄧小平很強調在總結歷史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 強調要注意探究歷史原因。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 鄧小平在談到如何看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問題時說, 在分析毛澤東晚年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 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復雜的背景。隻有這樣, 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 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 對待歷史人物。這些認識歷史的方法, 對后來的一系列總結歷史的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匆忙的, 尤其像起草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樣的大事件。起草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的工作看似“提前”了, 但是這是一個應時而動的“提前”。這個“提前”當然是由很多種因素促成的, 然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提前”的必要性、緊迫性, 還有更為重要的可能性, 揭示得最為充分和體現得最為具體, 這使得“應時而動”更多地表現了一種歷史的主動性, 也使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的形成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合理的歷史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