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后, 在舉國上下改變落后面貌、加快社會經濟發展的強烈願望推動下, 1977—1979年間, 中國領導人以及各類代表團的出訪活動呈現迅速增長勢頭, 出訪活動的內容也從最初主要服務於技術引進的需要, 逐步轉變為服務於改革開放啟動大局的需要。這使20世紀70年代末的出訪潮, 在特殊歷史時期, 承擔了特殊歷史使命, 發揮了特殊歷史作用。

出訪活動高潮的出現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 中共中央領導層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 這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包括利用國外有利因素, 加快經濟發展。出訪活動的增加, 首先與中共中央作出的加快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決定直接聯系在一起。

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李先念指出, 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 必須破除“四人幫”對所謂“洋奴哲學”的批判, 大膽引進一些新技術和新設備, 進口一些我們短缺的原材料。這次會議討論並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向中央政治局呈交的《關於197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這份提綱強調:國外的先進技術, 要把它拿來。引進一些為發展我國基礎工業、國防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機械化以及科學事業所迫切需要的成套設備和新技術, 是為了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 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這份提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思路, 就是要把引進和獨創結合起來。提綱指出, 全國上下都要響應號召, 樹立雄心壯志, 依靠群眾, 發揮群眾的聰明才智, 抓緊時間, 把我們急需的國外新技術學到手, 把學習和獨創很好地結合起來。實際上, 在粉碎“四人幫”后的新一輪引進工作中, 有關部門對在引進的基礎上創造逐步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 在此過程中出台的《技術引進和設備進口工作條例》, 對“技術引進”和“設備進口”作區別。

7月17日, 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為期8年的新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項目規劃。規劃指出, 擬圍繞長遠規劃的目標和任務, 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和技術專利。為了配合引進工作的開展, 國家計委在規劃中特別強調, 要吸取過去引進工作的經驗教訓, 加強對國際情況的了解, 充分掌握與引進項目有關的各方面情況, 通過新一輪各類引進工作, 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批准了這個規劃。

在上述背景下, 經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 對外出訪活動迅速增加。在這些出訪活動中, 最為活躍的就是各類科技代表團的出訪, 它們直接承擔考察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任務;同時, 與科技活動聯系密切的各類教育代表團的出國訪問和考察也迅速增加。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后, 高度重視並大力支持為發展中國經濟而進行的各類出訪活動, 對科技和教育類的出訪活動在思想上給予積極引導, 推動出訪活動大規模、深層次展開。

20世紀70年代末, 出國訪問和考察的中國黨政代表團, 親眼看到了國際社會的巨大變化, 深感中國與世界發展水平的差距, 深感加快發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們很快就意識到, 發達國家要進行產業升級、轉移舊產業, 為中國加快發展提供了機遇, 同時也認識到知識和科技是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中國的發展, 不僅要依靠建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積累的建設經驗, 也要解放思想, 借鑒和學習別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1978年后, 關於真理標准討論帶來的思想解放, 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探索, 而這一新探索由於出訪活動的增加而獲得更廣闊的視野。從這時起, 出訪活動不僅在規模上有更大發展, 而且在規格上也明顯提高。整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出訪活動中, 高層出訪活動迅速增加就是從1978年開始的。出於抓住機遇、盡快改變落后面貌的目的, 出訪活動的目的性更加明確, 就是通過增強與發達國家和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的聯系和交往, 學習和借鑒世界上不同類型國家的建設經驗。1978—1980年對發達國家出訪年平均增長率為57%, 是增幅最快的;對正在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出訪年平均增長率為41%, 位居第二。

對不同發展類型國家建設經驗和辦法日益理智的態度, 促成了1978年5月中國政府西歐五國訪問團的成行。這次訪問,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中國政府名義派團訪問西方發達國家。出訪前, 鄧小平專門找代表團主要負責人谷牧等談話, 要求他們在訪問中廣泛接觸, 詳細調查, 深入研究一些問題。好的也看, 壞的也看, 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麼水平了, 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 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

1978 年5月, 谷牧副總理率領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訪問西歐五國, 考察發達國家經濟。

訪問西歐五國代表團從5月2日到6月6日, 對法國、西德、瑞士、丹麥、比利時的15個城市進行考察, 會見了許多政界人士和企業家, 參觀了許多工廠、農場、城市設施、港口碼頭、市場、學校、科研單位和居民區, 收集了大量的信息資料。回國后, 代表團負責人谷牧向中央政治局作訪問匯報, 著重談了三方面問題:第一, 戰后, 西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確有很大發展, 尤其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 我們已經落后很多了, 他們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管理方面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第二, 西方發達國家在資金、商品、技術方面要找市場, 都看好與中國發展關系, 我們要很好地利用這個良機;第三, 國際經濟運行中有許多通行的辦法, 凡是對我們有利的, 都可以採納運用。谷牧發言后, 中央政治局展開討論, 葉劍英、聶榮臻和李先念在發言中表示, 外邊的情況, 谷牧這次出去清楚了, 講明白了, 該是下決心採取措施實行的時候了。

1978年初, 中國共產黨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對南斯拉夫進行為期3周的考察。這次考察是對南斯拉夫首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調研。訪問歸國后, 代表團向中共中央遞交《中國共產黨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對南斯拉夫考察的報告》。這份報告全面、客觀地介紹了南斯拉夫政治、經濟現狀和改革措施。

以對西歐和南斯拉夫考察為標志, 出訪活動進入高潮。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和正在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層出訪活動空前活躍。不過, 從1978年年底開始, 出訪活動又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趨勢。與上年度相比, 1978—1979年度一般性出訪活動的數量有所下降。但是, 高層出訪依然保持高增長, 上升35%, 而且佔全部出訪活動的52%。這反映了出訪活動對中共中央決策的咨詢參考作用在繼續增強, 服務和服從於改革開放啟動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增長。出訪活動在以后一個相當長時間裡, 維持了這種狀態。

承擔起特殊的歷史使命

出訪活動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歷史的偉大轉折關頭, 承擔起特殊的使命, 對改革開放的醞釀和啟動產生了直接影響。通過大量出訪活動, 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直觀感受到了中外發展水平的差距, 看到了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機遇, 拓展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路。這種影響直接反映在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

中央召開這次務虛會議的目的是, 通過總結30年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 研究國外經濟上的成功經驗, 討論如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訪不同發展類型國家所獲得的信息, 在會上引起高度重視。會議重點討論了引進問題, 特別是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採取靈活方式利用國外資金等問題。會議期間, 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農林部、一機部、國家建材總局、冶金部、財政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研究室等部委負責人發言。這些發言在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 大膽地涉及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的種種弊端, 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改革措施。這次會議上的發言, 有一個共同特點, 就是以國際先進發展水平為參照, 在比較借鑒的基礎上, 總結經驗教訓, 規劃未來發展, 這使得醞釀中的改革開放方針呼之欲出。

關於充分利用國外條件問題, 在7月11日會議上, 國家計委負責人指出, 要把整個對外交往的過程, 當作學習的過程, 把相關知識真正學到手。關於外貿體制改革和加強企業管理問題, 在7月12日會議上, 國家建委負責人表示, 在不影響國家主權並且有利於貫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條件下, 可以靈活運用國際上通行的各種貿易和合作方式, 要搞“三來一補”等等。外貿部負責人在會上強調, 要徹底解放思想, 打破那些束縛人們手腳的條條框框。一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凡是對我們有利的, 看准了的, 都要大膽採用。關於適應和學習現代企業運行管理問題, 在7月18日會議上, 一機部負責人說, 我們正在採取措施, 利用國外的新技術和管理經驗, 加快技術改造, 發揮潛力。辦法是分期分批舉辦企業各級干部的現代化工業的質量訓練班;抓緊落實生產技術干部派出, 主要是派往日本學習和實習生產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邀請國際著名企業派專家來華咨詢。7月28日, 胡喬木在會上作長篇發言。這篇帶有理論性的發言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進行反思, 不僅充分肯定社會主義中國打開國門, 向不同發展類型國家學習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而且還嘗試提出運用先進的經濟建設思想, 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辦法和道路。9月9日會議結束時李先念作總結發言。這個發言實際是會議的主題報告, 其中充滿了改革開放的精神, 明確提出摒棄落后思想、探索新的經濟體制改革道路的要求。

國務院務虛會所取得的成果, 在9月5日召開的中央計劃工作會議上, 轉化成中共中央的基本決策。中央計劃工作會議明確指出, 為適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 在經濟工作上, 必須實現三個轉變: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從那種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上來。

出訪活動對改革開放決策的影響

1978年末, 黨內主張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更加活躍。1978年11月10日,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這次會議上, 經鄧穎超建議, 中共中央決定印發《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戰后日本、西德、法國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麼能高速發展?》和《蘇聯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4份簡報。會議還印發有關部委代表團出國考察的一些報告, 供與會代表參閱。這些參考文件, 主要以各代表團出訪考察的見聞為基礎, 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原因, 初步分析並指出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哪些經驗是中國可以吸取的, 而哪些可能並不適用。從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如此廣泛的考察,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盡管這些考察和研究隻能說是初步的, 但畢竟起到為醞釀中的改革開放方針提供參考和借鑒的作用, 引起與會人員的極大反響。

會議期間, 與會人員認真研讀了這些參考資料, 在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總結發言時, 結合這些參考資料提出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11 月18日, 林乎加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農業現代化問題時指出, 外國有農業現代化的經驗, 我們派了幾批人員去參觀考察, 會議也發了幾個參考文獻, 應該組織人認真研究。歐美一些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不是孤立搞農業, 而是在工業、科技發展的基礎上, 把現代化的工業、科技成果用在農業上。我們就農業來談論農業的現代化是“化”不了的。人民公社搞小而全, 什麼都自己搞,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影響很深。這不適於搞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是大規模專業化、社會化。我們的農業投資已經不少了, 但是效果不好, 關鍵是要打破過去的一套做法, 真正按照現代化的要求和方法搞。思想必須解放。人民公社在組織形式上, 書記、主任兼任, 什麼行業他都管;有的書記不懂農業;管理人員、農業機械操作人員都未經培訓;政策不穩定, 批來批去, 思想混亂。對於這麼多年來農業的情況, 應總結一下, 對照現代化的要求檢查一下。林乎加的發言是針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試行草案) 》提出的, 但是, 發言包涵了改革農村經濟體制的大思路, 引起與會代表對包括體制改革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熱烈探討。

12月1日, 譚震林發言說, 過去我國是既無外債, 也無內債, 那是因為我們實行的是低薪制, 不讓賣公債。過去美國對我們實行經濟封鎖, 60年代蘇聯又逼債, 那時, 想借外債也借不到。自尼克鬆訪華以及中日建交以后, 情況開始變化了。現在各國都看到中國市場大, 爭著借款給我們, 我們應該歡迎。“既無外債也無內債”的狀況應該改變了。我們通過貿易公司和銀行借款。搞合辦企業、補償貿易、來料來樣加工, 辦法很多。現在, 大政策已經提出來了, 給群眾講清楚, 群眾是不難理解的。難的是體制問題, 所以這次會議主要應該解決體制問題。現在講權力下放, 就是明確中央和省、地、縣委各有什麼權, 各負什麼責, 工廠也不能一點權也沒有。我們在本世紀末能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十一大以后我們多次討論, 當時心中無數。我去日本看了看, 很受啟發。他們總結了自己的經驗, 也勸我們借鑒。當前, 要做好解放思想工作, 過去我們有許多糊涂觀念, 日本友好人士說:你們講的主權概念我們不懂, 外國幫助你們辦工廠, 遵守你們的法律, 你們富強起來就沒有主權了嗎?我們貸款給你們, 不怕你們還不起, 你們為什麼那麼害怕?可見, 多年來, 在對外交往中搞了一些框框, 把自己束縛住了。

在思想解放的氣氛下, 在與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比較和借鑒中, 與會者還深入探討體制改革的目標、方法和手段, 發展中的主要障礙, 如何更有效地吸收和引進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並提出許多很好的建議。

也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后, 中國通過對外交往推動改革形勢發展的態勢已經十分活躍。1978年10月21—28日, 國務院引進新技術領導小組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北京舉行洽談引進重型汽車技術事宜, 會談中, 美方使用了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英語詞匯——JOINT VENTURE” (李嵐清語) 。經美方解釋, 這個詞的意思是“合資經營”。美方還進一步介紹了英國、波蘭、南斯拉夫等國舉辦合資企業的情況。國務院引進新技術領導小組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了這次與美方會談的簡報。鄧小平在審閱簡報時, 明確批示“合資經營可以辦”。中國一種新的經濟形式產生了。

正是在廣闊視野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 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后, 決不能再沿用過去的管理體制、管理方法, 而必須根據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對傳統的體制和方法進行大膽改革, 探索新的發展道路。會議公報提出:現在, 我們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 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 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改革, 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 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從粉碎“四人幫”后的半封閉狀態到改革開放方針的提出, 經過了3年時間。在這3年中, 國門逐開, 各類出訪活動從最初的為引進技術服務, 到為改革開放啟動服務, 順應了歷史轉折的需要。廣泛的出訪活動, 不僅加強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系, 開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視野, 而且促進了中國對工業文明的了解, 為社會改革和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參照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