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就像一道坎橫亙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橫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橫亙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中。從這一年向前延伸44年,是所謂“康乾盛世”余暉散盡的年代。再從這一年向后延伸54年,便是甲午戰爭爆發的日子,中國逐步陷入被列強瓜分的境地,中華民族一步一步迎來了亡國滅種的危機。
如果從“康乾盛世”算起,清王朝獨享百年“盛世”,衰亡僅在 44 年間。其勢也速,其意也深。
其實“康乾盛世”的命運不在於“落日是否輝煌”,關鍵在於落下去的“太陽”,正在另一個地平線上升起,而安享“盛世”的人們卻全然不知。直到 1872 年,一個被尊稱為“再造玄黃”的人發出了“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的驚嘆,但一切都為時已晚。而這個看似清醒的人,恰恰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嚴重的賣國條約的簽訂者,他就是李鴻章。
“天下”正在變成“世界”,而世界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這其中的蛛絲馬跡其實早已在“盛世”中呈現。但是,“盛世”太令人陶醉了,逮奉這樣的聖朝,“天下”除了沐浴清化,叩享龍恩,哪還能發生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1780年6月11日,乾隆皇帝結束了為期五個月的第五次南巡回到了京師。沿途所見,生機盎然。龍心大悅的乾隆遂多次頒發諭旨,所有經過直隸、山東等地,當年應征要丁錢糧,蠲免 3/10;凡老民老婦,均加恩賞賚。經過山東時,他派遣官員至曲阜祭祀了先師孔子。沿途他遣官祭拜已故河道總督靳輔、齊蘇勒,大學士嵇曾筠、高斌等祠,親自視察清口東壩等地堤工。他還在杭州、江寧等地閱兵,召見和加恩江浙地區的士紳,拜謁了明太祖朱元璋孝陵,頒布了移風易俗的諭示。此時此刻,帝國盛世依然。
就在乾隆返京后不久,朝廷又開始為另一件大事忙活開來,這就是為即將到來的乾隆生日慶典做准備。這一年乾隆 69 歲,按照中國人慶生“男進女滿”傳統習俗,乾隆過的是 70 歲壽誕日。逢這樣的整日子,慶典籌備工作自然要隆重很多,這也驚動了不少友好鄰邦紛紛派出使節來朝賀壽。
7 月 25 日清晨,一隊人馬正在渡過鴨綠江。由於鴨綠江上游連日大雨,江水大漲,水流湍急。這隊人馬的一位成員萌生了退意。他在日記中寫道:“一雨成霖,兩江通漲”,“水勢益盛,木石俱轉,濁浪連空”,“遙瞻前途,溽暑蒸人;回想家鄉,雲山渺漠”。“憮然退悔……無可奈何”。寫下這些文字的人叫朴趾源。他是朝鮮 18 世紀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而他隨行的這隊人馬正是朝鮮派往清朝給乾隆賀壽的使節團。
實際上,朴趾源並不是使節團的正式成員。使節團的正使是朴趾源的堂兄朴明源,應堂兄的邀請,已經隱居多年的朴趾源懷著“觀光帝王州”的想法隨團出訪。可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旅途伊始就遭遇困境,這大大出乎朴趾源的意料。但是,已然上路便很難退回去了,心境憂郁的朴趾源隻好跟著繼續前行。
朝鮮使節團由鴨綠江取道東北,經盛京、山海關入北京。當他們到達北京的時候,乾隆因避夏暑去了熱河行宮。使節團遂又轉赴熱河。整個行程歷時三月有余,縱橫5000 多裡。
與匆匆趕路的使節不同,一路走來,朴趾源時刻注視著周遭的一切。沿途所見新奇而震撼的景象讓他內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靜。他遂拿起筆來把所見所聞一一記錄下來,輯成《熱河日記》。於是一幅描繪當時世界上最強盛帝國的“清明上河圖”便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在往盛京途中,朴趾源看到“來商去旅絡繹不絕”。他描繪道:“今行千余裡之間所經市鋪,若鳳城、遼東、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廣寧等處,不無大小奢儉之別,而盛京為最,皆紋窗繡戶。夾路酒肆,金碧尤盛……其招牌、認榜競侈爭華,即其觀美,浪費不啻千金。”盛京繁華的市場讓他眼界大開,“通衢筑台,為三檐高樓。樓下出十字路,轂擊肩摩。熱鬧如海。市廛夾道,彩閣雕窗,金匾碧榜,貨寶財賄充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淨、衣帽鮮麗”。來到清朝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北京,朴趾源更是目不暇接。在報國寺內,他看到:“月三五為市日,海內百貨輳集佛殿。三寮廂周遭,而居僧鮮少,皆京外商旅,無異貴……中間為大路,裡鋪羅列,車馬鬧熱,不獨市日為然也。”而在隆福寺,“百貨盈庭,珠玉珍寶之物磊落宛轉於履屐之間,令人足如也,心怵如也,而視瞿瞿也”。他看到內閣學士嵩貴,放下官員的威嚴,親自來到這裡和商人交易,不僅嘖嘖稱奇,而且也真切地感到商品觀點在當時的中國是怎樣的深入人心。
發達的經濟風貌盡顯盛世風採,對此,朴趾源由衷地贊嘆道:“余謂《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道,車轂擊……’始以為過矣。今觀於九門,信然……然后益知古人言語之字,不謂虛辭夸炫也。”
這個時候的中國,的確令人神往。據學者朴蓮順、楊昕統計及研究表明,當時,全世界人口超過 50 萬的大城市隻有十個,中國就佔了六個。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中國的生產總量(GDP)就佔世界的32%,居世界之首。同期,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意大利的GDP 總和佔世界的 17%,隻有中國的一半稍多點兒。據清朝官方統計:康熙六十年(1721年)底,全國土地已達 7.3 億畝;雍正時增長到 8.9億畝,乾隆末已超過 10 億畝。而人口增長尤為迅速,繼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突破一億人口大關后,僅過半個世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三億,人口的迅速增長標志著農業已發展到了很高水平。在財政方面,康熙末年,國庫存銀 1000 萬兩;雍正五年達到 5000 萬兩;乾隆朝最盛時,國庫存銀高達 8000 萬兩。國家財政充足,惠於民施,大規模減免錢糧。據《清聖祖實錄》統計,自康熙元年(1662 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累計免去全國地畝人丁銀共1.17億兩。又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起,三年內總減免全國新征、舊欠,共銀 3206 萬余兩。同時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兩項決策,實屬空前之舉。乾隆時,先后四次減免全國錢糧,總額達 1.2 億兩。此舉堪稱中國歷史之最。
泱泱帝國的子民正沐浴在繁華富足的光芒中,悠然恬適而又威風凜凜。但是誰能想到,這個已經持續了百年的盛世隱憂已現了。
從 GDP 總量看,當時的中國的確居於世界前列。但著名清史專家戴逸認為:英國、法國的 GDP 總量雖少,但兩國人口僅 3500 萬,人均 GDP 高於中國。它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均衡發展,互相促進,已經突破了封建社會的臨界點。中國的 GDP 雖高,但人口多,人均 GDP 少。它還是封建專制國家,很少與外國交往,而且固守舊傳統,輕視科技與工商業,不具備持續發展的條件。由於這一點,英國、法國在經濟上即將起飛,超過中國。
1793 年 8 月,當英國使節團乘坐的英國艦船浩浩蕩蕩駛抵天津大沽口時,引來眾多的圍觀者。
以馬戛爾尼為首的英國使節團也是來給乾隆賀壽的。這一年乾隆82 歲。
清朝高規格地接待了馬戛爾尼使節團。
東方大國的一切依然讓這些英國人感到新奇和感嘆,但是與 13 年前的朝鮮使節團相比,這種新奇和感嘆中,已經少了一份羨慕和崇敬的意味,多了一份輕視和掘取的野心。
注視著北京的一切,使節團成員巴羅很不以為然:“這個著名城市給人的第一眼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也不能引發深入的了解。”“在北京,連一根高聳於屋宇之上的煙囪都看不見。所有的屋宇都差不多一般高,加之街道縱橫筆直,就像一個大營地似的外貌統一,整齊而呆板。”
使節團成員斯當東感到疑惑:“除了在廣州而外,中國人對一切外國人都感到新奇,但關於這些外國人的國家,他們卻並不感興趣。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是 ‘中華’,一切思想觀念都出不去本國的范圍。”“他們的書上很少提到亞洲以外的地區,甚至在他們畫得亂七八糟的地圖上也找不到亞洲以外的地方。”“對於更遠的區域,中國政府,如同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商人一樣,隻有一個抽象的概念。其余社會人士對於任何中國范圍以外的事物都不感興趣。”
9 月 14 日,馬戛爾尼在承德避暑山庄覲見乾隆。一派喜慶祥和之氣。
之前,乾隆想要看看英國的國書,但是臣子們回答正在翻譯中。無非是些恭賀溢美之詞,不看也罷。9 月 21 日,賀壽使節們離開后,英國的國書才翻譯出來。乾隆不看則已,一看大吃一驚。國書上寫明,此次使臣來華的目的是為了兩國互通有無,增進貿易;要求派臣使駐華;要求保護英國人,等等。剎那間,乾隆心中的壽喜之氣蕩然無存,一股從來不曾有過的驚恐和憤怒充溢於胸。
第二天,乾隆就讓軍機處給負責接待馬戛爾尼的欽差大臣長蘆鹽政徵瑞發出文告,要他催促馬戛爾尼等人早日回國。同時,作為對國書內容的回應,乾隆立刻發出敕諭,通過在北京的翰林院掌院學士和珅交給英國人馬戛爾尼。敕諭明確拒絕了英國派使駐華的要求,認為不合體制,無益貿易,也無益教化。
匆忙的拒絕,似乎讓馬戛爾尼很意外,也很不理解,是不是清朝皇帝沒有看懂英國方面的意圖。於是,他再次上書,更加具體地提出了六項要求:請英國貨船將來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請在京設立商行;請求珠山(舟山)附近小場一處,以便商人停歇和收存貨物;請求在廣東省城撥給小地方一處居住英國商人,或准許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請求英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請求確定船隻關稅條例,照例上稅。
乾隆帝看后又一次大怒,在第二封敕令中對這六條全部予以駁斥,並再次催英使團立刻啟程回國。使團因准備不及,請求延期離境,結果隻爭取來兩天的寬限期。至此,馬戛爾尼才清楚,不是乾隆沒有看懂他的意思,而是乾隆壓根就不打算與他交往。
在這場著名的中英外交事件中,對彼此的觸動都很深刻。讓乾隆不解和驚恐的是,原來一向恭順的“西洋人”怎麼變得如此的不敬,而讓馬戛爾尼等人感嘆和唏噓的是,這個所謂強盛的東方大國不僅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可怕,而且它實際上已經“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近 150年期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船“將不會立刻沉沒。它將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將永遠不能修復”。
馬戛爾尼悻悻地走了,乾隆和他的大臣們也許會為躲過了這個不知好歹的洋人而長長地出口氣。但是,讓乾隆和他的大臣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躲過了馬戛爾尼的步步緊逼,卻躲不過一個已經開始了的全球大變局的轟然來臨。
實際上,馬戛爾尼使團能夠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本身就傳達了新興大國崛起的強烈信號。
在乾隆出生之前,1522 年,麥哲倫船隊就完成了環球航行,標志著地理大發現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中國南面的海域,頻頻叩打中國的大門。
而乾隆所處的18世紀,更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正是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速度達到了令人頭暈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60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18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后,由一系列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隨后向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傳播,19世紀傳至北美。“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波全球”。
伴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人類文明也迎來了大發展的時代。1748年,乾隆十三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美國宣布獨立。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人權宣言》,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華盛頓宣布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新興大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普通人的公民權利保障大為提高。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伴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物質財富的增長,西方國家向全世界擴張的步伐也驟然加快。他們建造更多的大艦巨舶,組織更多的商賈船隊和貿易公司,進行航海探險,致力海外貿易,到世界各地尋找商業機會,掠奪財富、土地和人口,進行原始積累。貪婪的西方商人,確信自己的好運在遠方,行走於全世界並把商品帶到世界各地,追逐豐厚的利潤;炮艦和軍隊用刀和劍在各個殖民地上建立起統治;外交使節和傳教士到處奔忙把政令和《聖經》傳播到各個角落,並熱衷於搜集情報,了解各地的情況。美國獨立條約的墨跡未干,當其還處於英國的威脅之下時,“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尋求貿易”。到達中國的第三隻船“實驗號”隻有 84噸,乃至被認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現了願意為可能獲得的利潤冒最大危險的精神。據估算,英國在 1757—1857 年的 100 年中,僅從印度運回本國的貨物和貨幣總值就達 120 億金盧布;1701—1810年從西部非洲販運200萬黑奴,進行貿易(引自《落日的輝煌—17、18 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
然而外部世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盛世”中的帝王不能也根本不想看到。1787年,已經當了52年皇帝的乾隆寫了這樣一首詩:
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
人事天時誠拯盛,盈虛默念懼憎哉。
乾隆言簡意賅地寫出了西洋人的東來和自己的抵拒,表達的不是一種識斷,而是一種態度。而已經再不用看別人臉色行事、野心勃勃的西洋人,怎麼可能會被一種態度阻攔住劫掠的步伐呢?於是,列強打上門來,中華民族的苦難史和屈辱史便開始了。
1840年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國割讓香港,賠款 2100 萬銀圓,開放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喪失大片領土,除割讓給英國九龍半島外,割讓給沙俄的領土達 150 萬平方公裡。圓明園被燒毀。外國侵略勢力從沿海深入內地,從東南沿海擴展到東部沿海。
1883 年 12 月至 1885 年 4 月的中法戰爭,清政府不敗而敗,簽訂《中法新約》,中國西南門戶洞開,不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加快了中國半殖民地化進程。
1894 年 7 月至 1895 年 4 月甲午戰爭失敗,簽訂《馬關條約》。巨額戰爭賠款相當於全國三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隻能向英、法、德、俄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國家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后的幾年裡,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10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福建屬日。而美國這個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后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台灣被日本割佔,使數百萬同胞,飽受欺凌 50多年。
1900 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簽訂《辛丑條約》而告結束。《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精神屈辱最深沉,從而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災難的不平等條約。它標志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已甘當“洋人的朝廷”。從此,清政府完全成為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至此,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00年8月14日,北京淪陷。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逃往山西。清王朝的首都,成了八國聯軍腳下的廢墟。
隨八國聯軍採訪的俄國《新邊疆報》記者揚契維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見的北京被攻陷當天的情景:
傍晚,萬籟俱寂,槍聲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牆,眺望城市。在這個古城的上空,曾經從夜裡兩點到下午兩點,到處紛飛著令人生畏的彈藥:燃紅的鉛彈,鋼鑄的榴彈,甚至還有中國人用生鐵制成的古老的炮彈。在這寂靜的古老城牆上和在這神聖京都的城牆下,人們的鮮血一直流淌了十二個小時。
無雲的天空,好像因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轟鳴聲而震撼和攪動,憂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藍色變得暗淡無光,蒙上了一層可怕的鉛色烏雲……
北京淪陷了。
8月17 日,《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裡森也致電《泰晤士報》:
西什庫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國勢力控制。搶劫正在有組織地進行。法國和俄國的旗幟,飄揚在故宮最好的地段。據信那裡埋有皇宮財寶。日本人佔據了一個寶庫,據說裡面藏有50萬兩銀子(約合62500英鎊)。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從那裡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報》已於 13 日停刊。此地已無政府。
9月24日,莫裡森再次致電《泰晤士報》:
由俄國人實施的對頤和園的有組織的洗劫已經結束。每件值錢的東西都被裝走。
中華民族的命運會是怎樣的?中國會向何處去?這個命題是個永恆的命題,既新鮮又古老。每個時代都有“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 19 世紀之后會走到哪裡去,這個問題,歷史已作了答復。中國人是帶著八國聯軍侵佔首都北京的民族恥辱進入 20 世紀的。那時候,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暗淡的前景。這種境況的出現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正是在一些國家和民族向“新時代”大踏步邁進的時候,中國掉隊了、落伍了,這僅僅是 100 年時間內發生的事情。但是歷史的必然不是歷史的宿命,創造過燦爛文明的中國人民,是絕不甘心長期忍受任人宰割的屈辱命運的。正是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頑強奮斗中,中國人民寫下了 20 世紀人類發展進步的壯麗篇章,而今正在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步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