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建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在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逐步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規范體系，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實踐、時代特征和人民願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接續奮斗、艱辛探索的成果。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他最早提出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1】概念，並在領導改革開放中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實踐。他在晚年的南方談話中，從促進形成制度體系角度提出 :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2】從而為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了目標。實踐表明，鄧小平制度建設的思想和實踐不僅要解決制約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問題，而且也要解決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具有整體性、全局性和戰略性的顯著特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構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奠基之作。

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實踐的前提和基礎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制度，在根本制度確立之后，逐步形成具體有效的體制機制，形成制度體系，是社會主義建設順利展開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証。 1949 年 9 月，《共同綱領》把黨對新中國的構想確定下來。 1954 年 9 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原則。 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構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確立。

但是制度建設從來就是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更何況是在我國這樣具有特殊歷史條件和國情下。近代以來，我國社會內憂外患，民族危機深重，整個國家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外敵入侵，內亂頻仍。連年戰爭和動亂，在摧毀傳統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同時，建立起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會，這就使新中國成立后的制度建設面臨著極端繁復的形勢和任務。一方面新中國所要建立的社會制度不是傳統制度的恢復或回歸，而是要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新制度，因此，傳統社會制度建設的原理、經驗和手段失去了意義 ; 另一方面對於即將建立和建設的新制度，知之甚少，缺乏經驗。正因為如此，在執政以后，黨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從參考蘇聯模式到結合我國國情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全面初步的制度建設奠定了我國制度建設的基本格局，展現了我國制度建設的核心價值導向。鄧小平參與了社會主義制度初建的全部過程，並從一開始就對制度建設重要性和必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

1950 年 5 月，鄧小平就指出 : 要組織和健全農民協會，建立或健全農民代表會及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使農民代表會議實際上起政權的作用 ; 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要逐漸起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在西南黨政軍機關黨員干部大會上，他強調，要在 “三反”勝利的基礎上進行一系列的建設工作，即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1952 年 8 月，鄧小平調中央工作，直接參與領導了新中國第一部選舉法和第一次全國基層民主選舉工作。實踐中，他深刻指出，選舉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是國家政治制度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標志。選舉法總的精神，就是如何根據國家的情況，規定一個合乎當前實際的最民主的選舉制度。他說 : 如果說我們國家正開始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標志著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新階段，那麼，選舉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人民民主政治發展的新階段。【3】這個時期，在制度建設的實踐中鄧小平還注意發揮黨外人士作用，尊重黨外人士政治地位，大力推動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健康有序地運行和發展 ; 他領導實現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的新突破，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相當於省轄市一級的民族自治地方 ; 他積極推行以職工代表大會為核心的基層民主，開拓了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形式和方法。此外，他還探索採取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措施、新辦法，以增強經濟制度的活力。這一切制度建設實踐為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了堅實基礎。

然而，從 20 世紀 50 年代中后期開始，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缺乏正確認識，由於對國內外形勢缺乏准確判斷，致使社會主義建設總的指導思想逐步發生了 “左” 的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建設隨之也經歷了一段曲折和失誤，新中國成立以后探索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好辦法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甚至被廢止和拋棄。對一些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亟待形成的相互配套的體制機制建設也沒有如期展開。社會主義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狀況日益突出，極大妨礙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也為 “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期性錯誤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文化大革命”中，制度建設遭到嚴重破壞。

正是在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指出: “制度是決定因素”【4】。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發生 “文化大革命 ” 這樣的事情， “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5】為了避免重犯歷史的錯誤，鄧小平強調 : “我們的很多制度都要恢復起來”，【6】 “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7】。同時，他也指出: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

避免重復這種現象，准備從改革制度著手。”【8】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還不成熟、不完善。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努力走出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無論是堅持和鞏固被實踐証明了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還是通過改革開放推進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鄧小平制度建設思想和實踐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 : 我們要建設的制度是立足於我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同時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新實踐

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基本思路和經驗，就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制度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制度建設的根本點和出發點，堅持黨的領導，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重視體制機制的改革、發展和完善，大力促進制度建設的體系化進程，在總結經驗和吸收借鑒的基礎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嶄新實踐。

第一，堅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憲法》的制定和修改為主線，開啟了根本政治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一方面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遭到了嚴重破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身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問題。因此，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否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人們心存疑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應該怎樣堅持和發展的問題嚴重地擺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在深刻思考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 : 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制度不會改變。 “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9】同時，鄧小平也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要求。實踐表明，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堅持是改善的前提，改善是堅持的保証。從當時的情況看，堅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最主要的實現形式就是對《憲法》的恢復、修訂和完善。在鄧小平的積極推動和指導下，從 1978 年修訂《憲法》開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力度明顯增強。修訂后的 1978 年《憲法》明確規定縣和縣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設常務委員會 ; 將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 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 ; 將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由監督關系改為領導關系 ; 取消所謂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些內容，從《憲法》上大大加強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進一步加強了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職能。此后，鄧小平在領導制定 1982 年《憲法》時，進一步指出，要增強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行使國家權力的能力。為此，全國人大增設了專門委員會，並在《憲法》中作了規定。同時還要求各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再在各級 “一府兩院”任職，進一步加強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和對 “一府兩院”監督方面的制度建設。由此，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在行使立法、監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項決定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大大增強。這個時期，根據鄧小平的建議，恢復了國家主席制，設立了中央軍事委員會，明確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法院、檢察院等機構的任期及其領導成員的任職期限，廢除了長期以來事實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在選舉制度方面，還明確規定，縣級和縣級以下實行直接選舉。 1982 年《憲法》的制定和實施，翻開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的新篇章，對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鞏固、發展和完善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深刻揭示新形勢下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內涵和特點，大力推進基本政治制度的規范化和法制化建設。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統一戰線學說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科學界定和闡述我國政黨制度的基本內涵、本質特點和重要原則，大大推進了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的規范化和程序化的進程。 1978 年 3 月，鄧小平當選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后，把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提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來認識。

1979 年 10 月，鄧小平指出: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10】在他的大力推動下，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此后， 1989 年 1 月，鄧小平在一份關於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問題的建議上批示: “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 (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 ，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11】按照鄧小平的批示精神，經過一年的深入研討、起草和反復修改，中共中央在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這個文件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成功經驗和優良傳統，明確提出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概念，明確提出了具有獨創性的 “參政黨”的概念。《意見》的制定和實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的共同意志，是新時期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理論依據和實施准則。隨著《意見》的宣傳、貫徹和落實，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合作的政治基礎更加鞏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也開始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

恢復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鄧小平關注的重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性質、在國家中的地位，以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原則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部《憲法》中都作了規定，這事實上就把民族區域自治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了下來。然而，由於 “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憲法》中出現嚴重倒退。針對這種情況， 1980 年 8 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重申，要使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1981 年 6 月，他在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下簡稱《決議》) 時明確指出 : 必須堅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加強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制建設，保障各少數民族地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政策的自主權。這些論述為恢復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1982 年《憲法》，不但恢復了 1954 年《憲法》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一些重要原則，還有針對性地增加了進一步體現社會主義民族平等、團結、互助關系的若干新規定，不同程度地擴大了各級自治地方自主權的自主范圍。在新時期，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就是 1984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這是一部實施《憲法》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法律文本，它吸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 30 多年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立法工作的經驗，充分考慮了我國民族自治地方的特點和需要，對民族區域自治作了比較全面的、明確的規定。它的頒布實施，不僅標志著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工作已經有法可依，而且還標志著中國特色的民族自治法律體系的初步形成。

基層民主自治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民主實踐中已經有了初步實施，但是把它作為一項具有全面法律保障的、系統的基本政治制度，則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 1980 年 8 月，鄧小平在有關修改《憲法》的建議中強調: “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准確，能夠切實保証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12】正是體現這樣的原則和要求，《決議》明確提出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要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 1986 年，鄧小平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大目標時，進一步強調要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他說: “讓他們參與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13】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在鄧小平的引導下，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建設特別是作為其組織載體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取得明顯進展。 1986 年 9 月，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1987 年 11 月、 1989 年 12 月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又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試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在日益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的保護下，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得到了快速發展，村委會、居委會、職工代表大會普遍建立或逐步健全完善，尤其是廣大農村中以村委會選舉為主要形式的基層民主影響很大，效果很好。此后，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農村中廣泛實行了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基層民主自治制度不斷深入發展。

第三，正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方位，引導公有制實現形式改革，促成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變革和調整。基本經濟制度是指通過《憲法》和法律調整以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為核心的各種基本經濟關系的規則、原則和政策的總稱。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到改革開放前，我國逐步形成了以單一公有制結構為主要特點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種形式的基本經濟制度對新中國建設事業的發展曾經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經濟工作全面展開，這種制度出現了缺乏效率、經濟運行質量低下、經濟波動起伏較大、經濟資源浪費嚴重等問題，暴露了基本經濟制度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在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大方向的前提下，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實際出發，開始從所有制結構方面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進行大膽改革。鄧小平說: “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5】之后，他進一步提出了 “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14】的命題。在此基礎上，他談到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改革的三原則，一是發展生產力，二是公有制為主體，三是共同富裕，並認為這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鄧小平的上述思想，首先在《決議》中得到闡發。《決議》指出 :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才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的基本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這是黨的文獻中，第一次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角度來說明所有制結構問題，並提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 “補充”的思想。隨后， 1982 年《憲法》正式提出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合法權利和利益。黨的十三大更加明確指出 : 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由個體經濟作為必要的補充，發展到私營經濟、 “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都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探索不斷取得新的突破。此后，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更加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而實踐表明，單一公有制無法實現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需要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由此，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黨的十五大最終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第四，充分認識體制機制在制度建設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全面啟動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具體體制機制改革，整體性提升了制度建設的質量和水平。體制機制是國家基本制度的重要體現形式，是為基本制度服務的。體制機制也是聯系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結合點，是三者之間發生相互聯系、發生作用的橋梁和紐帶，因此，體制機制的建立、改革和完善，是國家基本制度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客觀地說，從新中國成立后的發展歷程看，體制機制建設是國家制度中最薄弱環節之一。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鄧小平充分認識到體制機制建設的重要性，並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全面啟動了各項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建設。

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經濟體制的症結所在。他指出，經濟體制有兩方面根本缺陷 : 一是在指導思想上脫離了發展生產力這一核心 ; 二是在運作上權力過於集中，行政色彩太濃，不是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改革必須在這方面進行。他強調 : 為了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核心就是要解決好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在這個改革思想指導下，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就是圍繞計劃與市場關系展開的。 1984 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首次將商品經濟納入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礎框架。 1987 年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總體上來說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進一步提高了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而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有關計劃與市場關系的闡述，則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 “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解決了關於市場經濟並非資本主義專有屬性這一重大認識問題，為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掃清了障礙。

與經濟體制改革相一致、相協調，鄧小平還大力支持和推動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等各項體制機制的改革。他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是新時期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文化制度建設上，鄧小平強調，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他認為，加強文化建設首先要對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積極探索建立與各項改革相適應的文化發展新機制。在社會制度建設上，鄧小平站在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高度，反復強調， “穩定壓倒一切”，要努力構建穩定機制，為社會良性運行提供前提和保障。他主張統籌區域發展、城鄉發展，把優化社會結構作為推進社會建設的基礎。他要求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制，積極建立科學有效的勞動就業機制。這些探索和實踐為新時期我國社會制度建設的全面展開創造了基本條件。

第五，高度重視法制建設，注重發揮法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建中的規范、引導、保障和促進作用。法律體系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是以法律形式反映和規范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各項制度。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過程從本質上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建過程。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鄧小平非常重視及時把實踐經驗上升為法律，同時積極推動修改、制定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很好地發揮了法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建中的作用。早在 1978 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指出 : “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16】。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比較系統地提出了法制建設的目標和任務。他認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鑒於法制建設十分薄弱的狀況，鄧小平強調，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有的法規，地方可以先試驗，然后經過總結提高，制定全國通行的法律。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對加快法制建設產生了直接影響。黨的十二大提出要加強法制建設並且要求逐步將法制融入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1982 年《憲法》就作出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新規定，使我國法制建設進入了新階段。黨的十三大進一步強調，法制建設必須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應興應革的事情，要盡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確。這個時期，在系統闡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民主和法治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之一，強調要以法制建設來保障改革的秩序和成果。由於對法律建設的高度重視，經過改革開放后十多年的實踐，各種主要法律法規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法律法規調整的社會關系也十分廣泛，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已在不同程度上做到有法可依，特別是突破了政治、體制的禁區，確立了現代的法律價值體系，立法規模、質量、結構空前優化，經濟立法高潮迭起，翻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建設的新篇章。

歷史表明，新時期鄧小平的制度建設思想和實踐，具有鮮明的承前啟后、開拓創新的意義和特點，他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積極成果，引入新時期的制度建設中，並結合改革開放的新探索，積極開拓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中國化實踐，使我國的制度建設堅定地走上了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道路。

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重要啟示

鄧小平的制度建設思想和實踐，深深根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沃土之中，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具有鮮明特點。其在探索中形成的思想理論成果，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不僅大大深化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規律的認識，而且對建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什麼別的制度，它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制度。鄧小平指出 : 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屬國。如果否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或以實現制度建設的名義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導致全社會的混亂，喪失穩定發展的大好局面，甚至會亡黨亡國。鄧小平的制度建設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既要有 “冒 ” 的勇氣、 “闖”的勁頭，更要有戰略定力和底線思維。所謂戰略定力，就是要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能有絲毫動搖 ; 所謂底線思維，就是要堅決守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條底線，堅決反對任何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的圖謀，不為各種錯誤觀點所左右，不為各種干擾所惑，不生搬硬套西方思想理論和制度模式，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我為主，該改的堅決改，不能改的堅決守住，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領導權和主動權。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對不合理的舊體制機制進行改革，這 “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17】。鄧小平說: “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18】鄧小平的制度建設實踐告訴我們，制度建設不能畢其功於一役，要有戰略眼光，要有全局部署，並循序漸進、分步驟分階段推進實施。要堅持由易向難、由外到內、由淺入深的漸進發展方法。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保証三者的協調統一和相互促進。隻有努力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制度建設才能呈現充滿活力而又和諧穩定的新氣象。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要堅持改革，並不斷深化改革。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指出: “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19】鄧小平的制度建設實踐告訴我們，改革作為一場新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許否定和拋棄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時，改革也不是對原有體制機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對體制機制的根本性改革，它的實質和目標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文化、社會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機制，以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現代化。沒有改革，沒有改革的不斷深化，就談不上建立新體制、新機制，而改革的成果也隻有通過一定的制度、法律確定下來，才能更有利於改革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要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主體，是決定我國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鄧小平制度建設的思想和實踐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立足於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他尊重人民主體地位，重視發揮群眾首創精神。他不僅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推動制度建設不斷向前發展，而且讓人民群眾從日益完善的制度中獲得切實的利益和保障。鄧小平的制度建設實踐告訴我們，制度建設必須做到謀劃部署汲取人民智慧，推進實踐凝聚人民力量，檢驗成果依靠人民評判，使整個建設過程成為人民廣泛參與、普遍受益的過程。唯有充分尊重人民意願，形成廣泛共識，人民才會積極支持制度建設、踴躍投身制度建設，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才會競相迸發，人民的發展機會才會豐富多彩，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才會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才能獲得最廣泛最可靠的群眾基礎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第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最終目標是為了解決好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鄧小平說: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20】他強調 : 我們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整體性地提升我國現代化水平。鄧小平的制度建設實踐告訴我們，推進制度建設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既積極借鑒人類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又決不照搬別國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實現黨、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最終依靠良好的制度，依靠強有力的制度執行力，依靠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辛勤勞動。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努力形成一整套更加完備、穩定、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必須始終堅持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越過一峰又一嶺、闖過一關又一坎，用堅定的制度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插上騰飛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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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1987 年 4 月 17 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提出: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218 頁。

2.《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72 頁。

3.《鄧小平年譜 ( 1904—1974) 》 ( 中)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1096 頁。

4.《鄧小平文選》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308 頁。

5.《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33 頁。

6.《鄧小平年譜 ( 1975—1997) 》 (上)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222 頁。

7《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33 頁。

8.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48 頁。

9.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220 頁。

10.《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05 頁。

11. 《鄧小平年譜 ( 1975—1997) 》 ( 下)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1262 頁。

12.《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39 頁。

13.《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80 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11 頁。

15.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72 頁。

16.《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46 頁。

17.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52 頁。

18.《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42 、343 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35—136 頁。

20.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22 頁。

專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