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的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發動，到底是“偶然事件”，還是蓄謀已久，歷史早已給出了明確答案。但是，一直以來，日方卻借“研究”之名，提出所謂盧溝橋事變“偶發論”“第一槍之爭”等，試圖攪渾原本清澈的歷史湖水，掀起掩蓋真相的歷史塵埃。對於日方類似混淆視聽的謬論，必須堅決予以澄清批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一、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擴張道路的必然結果
日本對中國和亞洲國家的侵略圖謀可謂由來已久。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鮮，進取北京，佔領華北，在東亞大陸列土封疆。日本早期的民族主義者佐藤信淵也宣稱：“今世界萬國中，為皇國所易於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滿洲外無他”“故皇國之征滿洲，遲早雖不可知，但其為皇國所有，則屬無疑，滿洲一得，支那全國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韃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圖朝鮮、支那。”這些主張侵略擴張的思想，對后世日本影響極大。
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在走上近現代化道路的同時，也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為推進侵略擴張政策，明治政府一方面積極推行所謂的“國民皆兵主義”，實行“強兵富國”的侵略方針，另一方面通過軍事改革迅速確立了軍國主義體制。
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主要對象就是中國，根本遵循就是所謂的大陸政策。1875年后，日本明確提出對外擴張的主要敵手“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亦不是俄國，而是鄰邦清國”。清國“地澤財豐，兵數不下百萬，其幅員人口與全歐洲比齊”。因此，日本對華“兵備之急，猶如渴飲飢食”。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上，內閣首相山縣有朋發表施政演說，宣稱“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護主權線，第二曰保衛利益線。其中，所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也。所謂利益線，曰與主權線之安危密切有關之區域也”。“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唯獨守主權線，絕非充分，亦必然保護其利益線。”山縣有朋的這個演說為侵略擴張制造了“理論依據”。正是以山縣有朋的“二線論”為標志，日本企圖武力吞並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大陸政策正式形成。
在既定方針政策的指導下，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先是佔領台灣，奪取侵略中國的南翼，之后又在中國大陸獲得了重要的戰略基點，這就是租界旅順大連，經營南滿鐵路，從而形成了侵略中國的北翼。這種態勢，大大增強了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
1927年6月，日本在東京召開了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同年8月，日本又在中國旅順秘密召開了第二次東方會議，針對侵略中國東北作出具體安排。東方會議是日本歷屆內閣中規模最大的制定對華侵略政策的會議。會議確定了“滿蒙”獨立的方針、確立了武力侵略中國的諸多具體原則，將大陸政策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也標志了對華侵略圖謀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在第一次東方會議后，主持會議的內閣首相田中義一根據會議內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奏折中說：“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對滿蒙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風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則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健也”。
雖然長期以來日本國內一些人士竭力否定這份赤裸裸的鼓吹對華侵略奏折的存在，但是東方會議后不久，就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吞並中國東北三省，之后又挑起全面侵華戰爭。事實上，日本的對華侵略就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軌道運行的，充分體現了日本近代以來侵略擴張政策的連貫性和走上侵略道路的必然性。
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國際局勢劇烈變動和日本國內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必然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德、意、日等國發展很快，要求重新劃分勢力范圍，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又尖銳起來。為適應對外擴張和爭奪霸權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義和瘋狂的擴軍備戰政策，不惜通過戰爭手段改變世界格局，企圖建立由它們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為歐洲和亞洲的戰爭策源地。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年之后，意大利也加入協定。這個協定的主要矛頭針對蘇聯，同時也是對英、法、美等國的示威。它的簽訂，表明德、意、日以反蘇反共為紐帶，在瓜分世界、劃分勢力范圍方面達成默契，結成了威脅整個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團。
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蘇反共的口號，另一方面對英、美採取軟硬兼施的策略，企圖排斥英、美在中國的勢力，並進一步把西方列強支配下的東南亞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而英、美等國雖然同日本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但仍企求妥協。因為它們更為關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歐洲緊張局勢或本國的問題。它們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東方對它們實行攻擊，同時也敵視社會主義蘇聯，害怕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興起會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侵略擴張，反而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甚至陰謀以犧牲中國的部分領土為代價來緩和同日本之間的矛盾，並把日本軍國主義這股禍水引向蘇聯。
從日本國內形勢看，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勢力連續策動兵變和政變，導致日本內閣更迭頻繁，法西斯勢力迅速膨脹。1936年2月26日政變上台的廣田內閣，進一步加強了軍部法西斯勢力對政府的控制，並加緊進行以征服中國和稱霸亞洲為主要目標的擴軍備戰，推進國民經濟軍事化進程，並大大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步伐。1936年4月，經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擴大編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多兵種的軍事集團。9月，日軍強佔北平西南門戶豐台，積極展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部署。
為保証這一侵略計劃的順利執行，日本1937年度的國家預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其中軍費預算佔整個預算的將近一半。維持這樣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發行公債和增加稅收，這就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加上1937年開始的新一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的所謂准戰時經濟體制面臨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擴軍備戰所帶來的痛苦，對受軍部操縱的政府表示不滿。這種不滿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有反映。1937年年初，廣田內閣因軍部同政黨官僚之間的矛盾激化，被迫總辭職。這時，日本統治集團感到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不穩，又看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趨向合作而聯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給予國民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態度並不甚積極，於是便急於乘機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此來緩和國內矛盾，擴大它在中國大陸的殖民統治，加強同英、法、美等國及蘇聯對抗的地位。
三、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精心謀劃和准備的必然結果
日本對華侵略的長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進一步加強。這一年5月，日本陸海軍中央部完成了《帝國國防方針》的第三次修改。同年6月，《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經裕仁天皇批准頒布。
新修改的《帝國國防方針》強調：“根據帝國國防的本義，充實國力，特別是軍備，使之名副其實地成為穩定東亞的勢力，同時付之以相應的外交活動，以確保國家的發展，一旦有事，制敵機先，迅速達到戰爭的目的。”“帝國國防所需兵力，必須足以控制東亞大陸及西太平洋，滿足帝國國防方針的要求。”《用兵綱領》則表示：在中國的作戰，“初期的目標是，佔領華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護帝國權益和日本僑民。”“為此，陸軍在擊潰華北方面之敵，佔領京津地區的同時，應協同海軍攻佔青島，並佔領上海附近。”“海軍在協同陸軍攻佔青島的同時，協同陸軍佔領上海附近並控制揚子江流域。”
日本陸海軍中央部在完成《帝國國防方針》和《用兵綱領》的修改后，展開新的政治攻勢，促使議會通過適應擴大對外侵略的基本國策。1936年6月，日本陸軍參謀部作出《國防國策大綱》。這是一個涉及軍事、外交、財政等各方面的國防政策綱領。8月，在有首相、外相、陸相、海相、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上，通過了所謂《國策基准》。
《國策基准》指出：“帝國鑒於內外的形勢，認為帝國當前應該確立的根本國策，在於外交和國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確保帝國在名義上和實質上都成為東亞安定勢力的地位，應充實必要的國防軍備。”《國策基准》強調，要“以上述根本國策為軸心，統一調整內外各項政策，力求適應現在的形勢而實現刷新國政。”
《國策基准》首次把北進和南進兩個方面並列為國策，明確制定了向大陸和海洋同時擴張的全面侵略計劃。由此，日本的戰爭准備全面升級。正是在這種形勢下，1936年日本陸海軍中央部制定的1937年作戰計劃，強調：“根據華北、華中以及華南地區形勢，以擊潰必要方面的敵人，並佔領各要地為目的。”“決定在對華北作戰時，除過去的兩個集團軍（5個師）外，根據情況再追加3個師，必要時還可能在華北5省進行作戰。”“對華中方面原來計劃以第9集團軍（3個師）佔領上海附近，但是這方面的中國軍隊增加了兵力，構筑了堅固的陣地線，考慮到作戰規模將會因此而擴大時，限定在這一狹小地區，對我戰略態勢顯然不利，因此，計劃調新編第10集團軍（2個師）從杭州灣登陸，從太湖南面前進，兩集團軍策應向南京作戰，佔領和確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內的三角地帶。”“對華南的作戰計劃，同去年度一樣，計劃大致用1個師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計劃充作對華作戰的兵力為9個師，而昭和12年（1937年）度增加到14個師。”日本海軍方面認為，根據部署，限定局部作戰是不現實的，“必須作出全面戰爭的計劃。”
為了貫徹1937年度日軍侵華作戰計劃，便於侵華日軍各兵團制定具體作戰方案，日本陸軍參謀部又發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要領》（以下簡稱《要領》），具體規定日本陸軍在華北方面作戰的作戰要領，強調：“以主力沿平漢鐵路地區作戰，擊潰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敵，並佔領黃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時，可根據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鐵路方面協助山東方面作戰軍作戰，也可根據情況，向山西及綏東方面進行作戰。”《要領》規定“中國駐屯軍司令官之任務”是“作戰初期要以原有的屬下部隊確保天津、北平、張家口，可能的話包括濟南等各要地，為在華北方面的陸軍初期作戰創造有利條件，爾后的任務隨機而確定。”
到這個時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已經箭在弦上。於是，日本再次採用“制造借口”的慣用伎倆，挑起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戰爭由此發動。中國人民在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展開了氣壯山河、血戰到底的全國抗戰，從而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