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就开始着手在东方国家开展革命工作。为领导对华革命工作，苏俄及共产国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代表对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彼此间缺乏相互配合，有时甚至互相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华有关工作的推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苏俄；共产国际；对华革命工作机构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其下属党组织就开始着手在东方国家开展革命工作。为领导对华革命工作，并使工作更有组织性和针对性，苏俄及共产国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代表对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几个机构，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等，但对于这一时期其他从事对华革命工作的机构，涉及较少。还有学者针对个别曾参与对华革命工作的机构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各组织之间的系统性研究。为了便于理解苏俄在华开展的工作与各机构的关系，本文将结合中共创建时期苏俄对华革命工作的进程，对曾参与中国革命工作的主要机构做一简要梳理。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一、对华工作准备时期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机构(1917年11月至1920年初)
1917年11月到1920年初，是苏俄对华革命工作的准备时期。由于苏俄刚刚关注东亚和中国问题，同时也因为远东地区与西伯利亚还处于隔绝状态，对华工作主要是由远东地区地方党组织开展的，在俄国远东和东亚的个别城市单独进行，如伊尔库茨克、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等，工作的固定联系和接触只是在哈尔滨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有时也在哈尔滨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进行。
这一时期，苏俄对华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月革命胜利到1919年上半年，当时苏俄尚无暇认真考虑对华关系，曾考虑把旅俄华工组织起来，与孙中山等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第二个阶段是1919年中到1920年初，此时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开始考虑对华关系问题，初步制定了在华推进革命的措施。1919年9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身份赴西伯利亚开展工作，在此前后苏俄又派霍多罗夫、杨明斋、布尔特曼、阿戈列夫、波塔波夫、柏良克、霍霍洛夫金等人来华开展工作，为下一阶段维经斯基来华打下了基础。随着1920年2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被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苏俄对华工作拉开了大幕。
当时，苏俄在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设置的曾参与过对华革命工作的机构有两个，分别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这是最早涉及东方国家革命工作的机构。此外，在华的报社等机构也开始为苏俄和共产国际服务。
（1）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1918—1924年)。1918年12月17日，为领导被白匪军占领领土上的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运动，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由奈布特等5人组成的西伯利亚局，由于形势发展，地点先后设于乌法、别列别伊、切列亚宾斯克、鄂木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名新西伯利亚)等，是党的直属机关，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在西伯利亚的所有工作。1924年5月，随着联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成立，西伯利亚局撤销。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1919年至1921年2月)。1919年在伊尔库斯克成立，隶属外交人民委员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是首任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1920年2月，杨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外交事务全权代表。1919—1921年，加蓬先后任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外交事务副全权代表和全权代表，兼东方局主席。柳京也曾任东方局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处理苏俄同远东各国的关系同时参与帮助远东各国开展革命的工作。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年版。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职责是管理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相关工作，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主要是开展国家间的关系，因此，从工作职能来看，它们都不是专门在东方国家指导和开展革命工作的机构。但实际上，它们在不同时期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或参与了相关工作。比如，西伯利亚局写过报告，建议成立东方局，以更好地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完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通过发展出版事业和建立组织联系，开展有关革命工作。以上这些机构虽然是隶属于俄共(布)中央，有些人也是中央派出的，但这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基本上是由它们自行开展的，俄共(布)中央此时还无暇顾及也无法制定明确的工作规划。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3)，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除了以上机构，这一时期还创办了《上海俄文生活日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等，它们后来成为苏俄和共产国际来华人员的基地，并使其获得公开活动的身份。
《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由谢麦施科等倾向社会主义的俄侨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据其称是当时“中国唯一之俄报”。1920年2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以5000美元买断该报，并委派谢麦施科继续担任主编。自此，《上海俄文生活日报》得到苏俄资助，成为一份受苏俄控制的完全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该报社也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华的掩护机关和基地。东亚书记处成立后，《上海俄文生活日报》成为书记处所属报刊。《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还负责与东方民族部及中国各地的苏俄人员进行通信联系。《上海俄文生活日报》是中国第一个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报纸(1920年3月31日)。曾任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社工作人员的有考夫曼、古尔曼、诺维茨基、克拉辛等。《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的印刷所是西比利亚印刷公司，其位于同一建筑内。《上海俄文生活日报》内还设有俄罗斯民主俱乐部，苏俄骨干在此举行集会，协商宣传工作。由于报社更换过社址或有不止一个办公地点，地址有几个，分别是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和英租界爱德华路、Seward Road12号(熙华德路，今塘沽路)、Seward Road拐角处的蓬路12号1层(Boone Road，今长治路)、Boone Road与Seward Road的交叉口等，后三个地址应该是一个。由于俄文报纸受语言所限，受众较少，1922年9月，越飞决定创办英文报纸（即1922年11月创刊的《新俄罗斯报》）取代它。不久，随着苏俄资助的停止，该报停刊。此后，根据需要又创办了《新上海生活报》。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在其他国家设有分部，上海办事处位于现九江路与江西路交叉口。塔拉索夫、科索拉波夫等先后任办事处的实际负责人，维经斯基应该也参与了有关工作。办事处承担了接收、转拨经费，购买武器和物资，转送从苏俄寄来的电报、文件和宣传品等工作，并积极进行宣传。东方民族部及其领导人给维经斯基的电报等很多由办事处中转。办事处与《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被视作“并肩工作”的苏俄在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档案的缺乏，目前关于这一机构的很多情况还不十分清楚。
此外，在上海还有一些机构，如位于博物馆路21号的西伯利亚购销联盟、位于九江路14号的俄国义勇舰队上海分部、世界语学会(以位于四川路公益坊的新华学校为中心)、犹太人俱乐部(以位于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等也或多或少从事着有关工作。
二、对华工作起步时期的相关机构及其基本情况(1920年春至1921年初)
1920年春至1921年初，是苏俄对华革命工作的起步时期。随着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华，苏俄对华工作正式启动，苏俄开始与中国各个派别相接触，寻找革命联合对象。这一时期，苏俄对华具体工作仍然主要由地方党组织开展。
1.起步时期的基本情况
这一时期成立或组建了5个参与中国革命工作的机构，分别是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罗斯塔-达尔塔电讯社中国分社、俄国共产华员局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此外，优林使团也参与了对华工作。
（1）俄共(布)中央远东局(1920—1925)，1920年3月3日成立于上乌丁斯克(现名乌兰乌德)，隶属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1920年8月13日升格改组为与西伯利亚局同级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10月随远东共和国迁至赤塔，下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哈尔滨分局等分支机构，第一任领导有贡察洛夫、克拉斯诺晓科夫等，后来舒米亚茨基、杨松等也曾任领导，主要任务是管辖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党组织，但也时常涉及东方国家有关事务。
（2）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1920年5月至1920年7月)。1920年5月在上海设立，是一个临时集体领导中心，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是临时局主席，但维经斯基是实际创建者，并在具体工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书记处由中国支部、朝鲜支部、日本支部(处于萌芽状态)组成，中国支部计划在学生和沿海地区工人组织中成立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建党工作；在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对工会建设施加影响；组织出版工作。在东亚书记处存在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中国支部在出版、宣传、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学生工作成效明显。东方民族部成立后，东亚书记处改组为东方民族部上海分部。
由于档案的缺乏，东亚书记处的有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证实。目前，我们只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有关信件和报告中看到有关它的情况。而它的成立是否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它是否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实际上并没有档案能够证明。1920年7—8月，列宁建议委派马林到中国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表，其任务之一是“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因此，当时列宁、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很可能并不知道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它只是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要求维经斯基在上海工作期间临时成立的。1920年9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才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3）罗斯塔-达尔塔电讯社中国分社。罗斯塔(Pocтa)是苏俄于1918年成立的俄罗斯电讯社，1925年改名塔斯社(TACC)；达尔塔(Дальта）是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设立的远东电讯社，1922年11月随着远东共和国的撤销，达尔塔社不复存在。1922年以前这两个通讯社在中国有时单独活动，有时合二为一，但实际都是以通讯社名义，兼对华宣传和搜集情报两项工作，受苏俄和共产国际双重领导。中国分社成立于1920年5月，总部设在北京，首任社长(或经理)为霍多洛夫。后来，马兰诺夫斯基也负责过通讯社。此外，还有上海华俄通讯社、哈尔滨的北满通讯社、广州华俄通讯社、奉天华俄通讯社。在中文报纸上罗斯塔-达尔塔通讯社中国分社被称为华俄通讯社或中俄通讯社。
（4）俄国共产华员局(1920年7月至1922年)，1920年7月成立于莫斯科，9月迁至伊尔库斯克，11月迁至上乌丁斯克，是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构，隶属俄共(布)，受俄共(布)领导，是其国际支部之一，主席为安龙鹤。该机构负有对俄、华的双重使命：既要发动广大华工积极参加苏俄的政治生活，又肩负着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责任——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及在华建党。共产华员局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机构的合作并不融洽，也未能开展有效的活动。随着俄共(布)对华工作机构的逐渐健全以及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的建立，1922年，俄共(布)解散了共产华员局及其地方组织。
（5）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7月至1921年1月)。由于远东工作的扩大，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集中领导东方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6月26日，西伯利亚局决定在伊尔库斯克建立东方民族部，经费由局方提供。7月27日，东方民族部首次召开会议，决定由贡察洛夫同志担任东方工作全权代表，布尔特曼为主席，加蓬为副主席。9月末，远东局书记、俄共(布)中央外贝加尔省委主席勃隆施泰恩进入主席团，任主席团书记兼情报科科长。由于贡察洛夫是西伯利亚副总司令部政委，常驻鄂木斯克，而加蓬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全权代表，忙于西伯利亚使团的日常工作，因此，主席团日常工作由布尔特曼和勃隆施泰恩主持。东方民族部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在所在国(即本土)给予中国、朝鲜、日本和蒙古的革命组织帮助；二是帮助旅俄(特别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东方民族代表(即旅俄侨民)的革命工作。
东方民族部下设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日本科(未能建立)、报道科等科，由于中国、朝鲜、日本尚未建党并缺少有权威的领导人，各科领导均由俄共(布)党员出任。中国科科长是阿勃拉姆松，书记是霍霍洛夫金，其大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在中国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东方民族部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分部、上海分部等分支机构，俄国远东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领导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工作，均秘密行动；上海分部是东方民族部在中国的远东工作中心，由东亚书记处改组而来，领导包括哈尔滨在内所有的在华机关。
（6）优林使团(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1920年6月，远东共和国在苏俄授意下派出了以优林为团长的赴华谈判外交使团。8月底，优林几经辗转，以商务总代表身份抵达北京。优林使团来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通商条约、在华俄侨、停止俄使待遇、庚子赔款、在俄华侨、领事裁判权与中东铁路等问题。优林使团虽然是为了解决国家间的问题，但实际上也秘密执行了在华开展革命和联络等工作。如1920年7月4日，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是以优林代表团秘书的身份，以“视察工商实业状况”为名来到北京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优林使团还承担了向苏俄在华代表转交活动经费等工作。
此外，在中国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还组成俄国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并于1920年7月初举行了第一次俄国共产党员代表会议，讨论了在中国的有关工作。
这一时期的苏俄对华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0年春到1920年中，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发挥了主要作用。以维经斯基被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到中国为标志，苏俄对华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斯托扬诺维奇(化名米诺尔或米涅尔)被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从哈尔滨派到天津。在此前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的马马耶夫和阿勃拉姆松来到哈尔滨。这一阶段，苏俄对华革命工作进展顺利，其代表与中国所有派别的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并帮助创建了中共早期组织。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7月到1921年初，苏俄对华革命工作得到更多机构的关注。1920年7月成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是主要负责部门。同时，7—8月，列宁建议派马林来华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表。同年夏，远东共和国派出优林使团来到北京。9月，外交人民委员部派朴镇淳赴中国。
这一时期，在华工作的人渐渐多起来，除了之前来华的同志继续工作，苏俄又不断派遣使者。1920年9月，斯托扬诺维奇等来到广东，以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讯社记者身份开展工作。同年秋，马马耶夫来到武汉考察工作。10月，东方民族部派霍霍洛夫金为特使，赴中国负责交换情报、对在华分支机构(包括维经斯基)给予指导、建立在华分支机构与东方民族部的固定联系及组织机构、召集负责人员的代表大会并筹备中国全境的革命代表大会、运送和变卖珠宝等。此时，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霍齐全姆斯基也在天津工作。同年11月底，东方民族部又决定派耿金和罗姆赴中国考察。但以上三人可能未能成行。同年11月至1921年4月，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经布拉戈维申斯克来华工作。据说，维经斯基回国前，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还派出了弗罗姆别尔格。截至1920年底，有十几位苏俄共产党员在中国工作。
这一时期苏俄在远东地区有几个活动中心，从苏俄国内的领导中心来看，1920年7月前主要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民族部成立以后，领导中心转移到伊尔库斯克；从中国国内的活动中心来看，1920年春以前哈尔滨和京津地区是苏俄在华比较活跃的中心，1920年5月以后上海逐渐成为苏俄在中国最主要的基地。
2.起步时期各工作机构之间的矛盾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苏俄对华工作最初是由地方党组织自主开展的，由于苏俄刚刚在东亚开展革命工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非常复杂，中央与地方及驻华机构虽有通信及人员往来，但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缺乏充分的沟通，中央对中国革命情况和有关工作进展的了解并不全面、及时，对整个工作缺乏直接指导和有效规划，这就导致各个系统和组织之间关系复杂，工作任务不清，工作人员常常在不同机构兼职，各机构和驻外代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组织上比较混乱。
在以上机构中，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局的职责分别是管理苏俄和远东共和国自身党的相关工作，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和优林使团主要负责开展国家间的关系，共产华员局担负在华建党的使命，东亚书记处和东方民族部的职责就是在东方国家开展革命运动。但当时的问题是，各个机构都插手东亚革命问题，互相掣肘，特别是对华工作方面，它们分别与中共、无政府主义者、大同党、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等联络，在一段时间里局面相当错综复杂。
东亚书记处是第一个成立的专门开展东方国家革命工作的机构，其领导早就发现了组织混乱的问题。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把现为远东工作的各机关集中由一个直属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的中心机构来协调，这一机构就是东亚书记处，解除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所有掌握东方语言或英语并从事东方工作的人员的工作，把他们交由东亚书记处调遣。
优林抵达北京后，在华俄国人也意识到缺乏配合、互相干扰的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1920年9月初，5名俄国共产党员从上海赶到北京，试图解决组织统一问题。维经斯基在天津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霍齐姆斯基私人会见时得知其要与优林联系进行工作，并接受优林的领导。此后至9月10日，在中国各地工作的苏俄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讨论，他们决定以优林为领导，并初步确定了分工负责人，负责日本方面工作的是波波夫，负责与上海方面中国人联络的可能是维经斯基。根据这一安排，维经斯基把所有情报资料都寄给了优林，还要求东方民族部的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松等人服从优林的领导，并根据优林的安排，一度未与东方民族部再进行直接联系。
优林的做法加剧了与东方民族部的矛盾。东方民族部成立后维经斯基本应接受其领导，但优林使团来华后，东方民族部与上海分部的联系就被优林接管过去了，维经斯基未再向其报告过工作。对此，东方民族部相当不满。9月30日，东方民族部致电维经斯基，要求其作为东方民族部全权代表领导在华工作人员，经常报告活动情况，并进行工作请示。10月下旬，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松致信维经斯基，指出霍齐姆斯基的声明是因误会和不了解才做出的，西伯利亚局已经向他做了相应说明；同时，东方民族部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因此阿勃拉姆松等人应直接向维经斯基请示工作，维经斯基同优林的关系应仅表现在他对工作有用时才与之接触，必须消除由优林引起的完全偶然的障碍。
除了与优林使团的矛盾，东方民族部成立后还与多个机构粗龋不断。
第一，与外交人民委员部。1920年12月，东方民族部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外交人民委员部一方面要求东方民族部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却不同东方民族部协调，就直接开展支援共产党的工作。如外交人民委员部绕过东方民族部向朝鲜社会党人朴镇淳调拨400万卢布，其实，朝鲜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急需经费的是他们。外交人民委员部还给一个蒙古代表大量白银和珠宝，而东方民族部下属的蒙藏科却无法控制尚未正式建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0-1925. Документы. Т. I.М., 1994.
第二，与共产华员局。东方民族部对共产华员局及其组成人员的评价一直不高，1920年10月27日，东方民族部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要求全部东方工作暂时由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负责，还希望俄共(布)中央解释共产华员局具有哪些职责。11月13日，东方民族部报告俄共(布)中央，请求在中共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华员局归东方民族部管辖。
第三，与远东局。1920年11月，加蓬致电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科别茨基等指出，截至目前本部最大的障碍是与远东局的关系尚不明确。他认为远东局机构不健全，无相应工作人员，不能全面开展工作，却奢望承担此项工作，于是造成双方的分歧，导致东方民族部给各支部和国外情报人员发送的情报资料被拦截。加蓬认为，远东局只能管辖俄国远东地区的党组织，而中国、朝鲜和蒙古的组织领导工作应集中在东方民族部这个中心，中央需要对此发出强硬的明确指示。具体地说，双方的矛盾集中在朝鲜问题上。朝鲜组织分为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派，如与维经斯基一同来华的金万谦属于伊尔库茨克派，朴镇淳则是上海派。朝鲜两派在争夺运动领导权的过程中，分别得到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后来是远东书记处)和远东局的支持，正如马林指出的：“两派朝鲜人之间的争吵，本来是伊尔库茨克与赤塔之间的纠纷，特别是舒米亚茨基同志与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之间的纠纷。”
第四，与西伯利亚局。西伯利亚局虽然是东方民族部的上级机关，但双方关系并不融洽，西伯利亚局曾向俄共(布)中央建议把东方民族部迁往赤塔，认为远东共和国政府所在地赤塔才是东方国家所有情报汇集的中心。对于俄共(布)中央根据这一建议做出的决定，东方民族部认为，这会导致其组织和工作的毁灭，并坚持留在伊尔库斯克。此外，东方民族部还认为，西伯利亚局只不过是一个向中央请示的中转站，对于领导和加强远东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该局只把它当成次要任务，而且它也起不了领导作用。因此，1920年11月23日，加蓬致电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科别茨基等提出，东方民族部应该同共产国际建立稳固的直接联系，取消西伯利亚局的领导，派一名中央级党的负责干部加以领导。
组织上的混乱，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东方民族部缺少经费和干部。1920年12月，东方民族部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至今未从中央机关得到1美元或其他货币，虽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珠宝，并答应再给10万美元，但钻石变卖需要一段时间，答应给的钱至今还没收到，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开展工作。1920年9月15日，布尔特曼致电伊尔库茨克省党委主席柳金，说明该部干部奇缺，请求任何知晓汉语等外语的共产党员干部的派遣，均需经东方民族部许可；不征用中国等国任何共产党员负责干部。
其次，在推进东方国家工作方面进展缓慢。东方民族部当时是专职从事对东方国家革命工作的机构，但其存在期间只收到过维经斯基一次正式工作报告，即1920年8月17日的信。尽管东方民族部及其领导几次要求维经斯基报告活动情况，但仍未收到有关工作报告。东方民族部虽然希望派信使赴华，但出于各种原因，大多未能成行。因此，东方民族部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也没办法进行具体工作指导。就当时苏俄在华最主要的代表维经斯基来说，他先后接受过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东方民族部、优林使团等多个机构的领导，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1920年下半年，苏俄对东方国家的工作成效不大，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未能召开，与日本的联系未能建立，朝鲜党各派别分歧加剧。
要解决这种无序的局面，迫切需要整合现有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工作部门。
三、对华工作展开时期相关工作部门的统一(1921年初以后)
1921年初开始，苏俄、共产国际对华革命工作进一步展开。由于之前从事对华革命工作的部门比较混乱，于是经苏俄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工作部门——共产国际远东执委会书记处。在苏俄的指导下，远东书记处及驻华代表的努力下，苏俄基本确定了中共作为其工作对象。
1920年下半年，鉴于远东工作的混乱，东方民族部建议将其改组为直属共产国际的部门。1920年9月15日，东方民族部收到西伯利亚局来电，决定将其改组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0月27日，东方民族部召开会议，建议党中央组成远东书记处，提出初步的编制、人员，并决定致电共产国际，说明组建书记处的必要性。此后，东方民族部又多次开会讨论此事，并决定派专人赴莫斯科汇报情况，提出拟成立的直属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的编制构成。根据1921年1月5日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和1921年1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在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2月12日，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包括东方民族部、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等在内的所有机关的工作都转交给远东书记处。2月16日，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发布第二号命令，宣布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和东方民族部取消后相关人员在远东书记处的任职通知。
（1）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1921年1月至1922年2月)。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斯克正式成立，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舒米亚茨基为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加蓬为副全权代表，书记有弗拉索夫斯基、鲍德里茨基、尤金等。下设中国、朝鲜、蒙藏等支部，中国支部俄方书记是阿勃拉姆松，俄方副书记是符拉索夫斯基，成员有霍霍洛夫金。1921年3月起，张太雷任中国支部中方书记。截至1921年11月中旬，远东书记处共有113名工作人员。远东书记处的任务是：其一，向共产国际报告远东各国工人运动及革命运动的情况，向各国革命组织传达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和任务；其二，帮助各国建立组织并开展革命斗争。
随着远东书记处的成立，苏俄对华工作部门得到统一。原来苏俄共产党各级组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等系统分而治之的情况开始好转，苏俄在远东的工作基本统一到共产国际系统，在对华工作等方面也取得进展。尽管由于维经斯基回国，中国国内的工作一度停滞，但同年春中共代表赴俄与远东书记处建立直接联系，这又为后来的工作打下重要基础。在远东书记处的支持下，中共作为中国唯一共产党的地位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得到苏俄的承认。与此同时，1921年6月，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来上海工作，并任命马林为书记处成员。同年10月初，利金作为驻华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马林来华则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共正式成立。
《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远东书记处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有些部门的分歧并未因远东书记处的成立而弥合。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局仍然矛盾重重，优林甚至评价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精力都浪费在与远东局的权力之争上。特别是在朝鲜党的问题上，远东书记处明显支持伊尔库茨克派。1921年2月23日，舒米亚茨基致电俄共(布)中央，提出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干涉远东书记处的工作，损害了朝鲜工作。2月26日，舒米亚茨基再次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其命令远东局不要干涉有关朝鲜党的工作。由于苏俄地方党组织和远东书记处分别支持不同的派别，两派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了流血事件。为解决这一问题，1921年11月，共产国际主席团组成三人委员会，调查并做出对朝鲜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都予以批准。这一报告引起了舒米亚茨基的抗议，还导致了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
ПАК Б.Д. СССР ,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орей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1918-1925, Москва ：ИВ РАН , 2006.
第二，远东书记处的联络、沟通等工作存在问题。一是远东书记处与中央(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联系不够，这也进一步妨碍了上海同苏俄的沟通和联系。二是远东书记处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联系不畅。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伊尔库斯克设立一个共产国际的办事处对远东工作毫无用处，因为伊尔库斯克地处偏远，很难经中国东北与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即便是赤塔，同样也不方便，马林从未收到过从伊尔库斯克来的文件。马林虽然是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但从未参与过其任何决策和全面工作，与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远东书记处没能在东方国家建立有效的执行机构，使书记处工作效果有限。三是其联络站与驻外机构的关系有问题。远东书记处规定，其联络站要独立于苏俄合法驻外机构之外，秘密进行活动。但在实践中，其联络站却不得不利用苏俄的一些驻外机构。四是联络站的设置存在浪费问题，即对现有联络站的利用不够，其工作性质仅限于信件交往和书籍、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事实上完全可以在情报资料搜集、当地情况研究等方面再担负一些任务。此外，在天津和北京的一些联络站是多余的。
第三，远东书记处的经费使用有问题。一是书记处对于拨款的批准条件不符合工作实际。书记处对于国外工作的拨款要求有预算，并要求每项预算只有在具备明确内容，即工作本身有严格明确方案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但由于秘密工作条件本身的限制，常常不可能有完整的工作方案。二是书记处给东方各个党的预算拨款不稳定，经常变动不定，对各党开展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1922年2月，在远东书记处协助开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也被安排到赤塔工作。随着远东书记处的撤销，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暂时被转移到莫斯科，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下属的远东部负责整个远东地区的工作。
（2）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1921年中至1923年1月)。1921年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成立，主任是特立力塞尔。1922年，维经斯基接任主任，成员还有斯列帕克和考夫曼。远东部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由于人手不够，远离东方，很难开展有效的工作。1923年1月，远东部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替代。
四、小 结
中共创建时期，苏俄和共产国际曾有多个部门和机构开展对华革命工作，它们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派出代表。通过对以上机构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些认识。
第一，这些机构分属不同的系统。一是苏俄共产党系统，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及其下属的东方民族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和共产华员局；二是共产国际系统，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等；三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如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的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此外，苏俄一些在华办事机构，如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罗斯塔-达尔塔电讯社中国分社、《上海俄文生活日报》，以及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等也参与了对华工作。
第二，苏俄和共产国际及其有关机构对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俄的情况。一方面通过中(华)俄通讯社在中国报刊上发稿，发表了大量关于苏俄的消息；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工作，提供书刊，帮助开办又新印刷所，翻译和印刷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来的材料和《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等图书。以上工作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和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坚定了走这一道路的决心。
二是提供开展活动的经费。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向中共提供了大量经费，1921年12月施存统在日本被捕后说，“最初与上海的俄国过激派代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约千元，干部们每月报酬三十元”。据郑佩刚回忆，维经斯基曾通过陈独秀交给他二千元，作为又新印刷所的开办费。刘石心也曾回忆，《劳动者》刊物创办后，“俄国人米诺帮助我们印刷费”，“通过梁冰弦给些钱”，“后来陈独秀来组织广东共产党时”，“我们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俄国人就不再找我们”，“《劳动者》因缺乏经费也只好停刊”。另据俄国档案，1920年3月韩人社会党代表李翰荣在伊尔库斯克得到共产国际资助的400万卢布，但还未出发就被加蓬截了200万，到北京又被优林留了100万，在上海他给“陈独秀2万日元，用于开展共产党的工作”。根据日本档案，苏俄代表多次给陈独秀宣传费等资助。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三是帮助创建有关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来华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华建党，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召开的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到社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到一些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共的创立，都有维经斯基等苏俄代表的参与。
第三，有关机构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机构众多，主管领导也不同，多个机构都从事对华工作并派出代表，一度造成混乱的局面。俄共(布)远东局向中国派出维经斯基，他与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在内的各个派别联络过。外交人民委员部派出的朴镇淳，得到远东共和国的支持，在中国主要与大同党联络，也曾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受苏俄政府派遣以远东共和国名义来华的优林使团，既从事外交工作，也开展革命工作。东方民族部成立后，维经斯基本应转受其领导，却被优林接管过去，以致1920年8月中旬后，东方民族部未收到维经斯基的任何工作报告。东方民族部的继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后，中共不仅几个月没有收到任何指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们彼此间缺乏相互配合，有时甚至互相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对华工作的推进。组织混乱问题直至大革命时期也未能解决，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革命面对的一个障碍。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