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之际，国内外针对《资本论》的研究日益活跃，关于《资本论》的研讨会、著作、论文也不断集中涌现。再谈《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对于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并用《资本论》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论》的出版及传播
《资本论》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花了40年，或者说是用他毕生精力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出版后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理论的总结、革命的需要。此后，恩格斯又花了十年时间来延续由于马克思逝世而中断的事业。正如《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马克思光彩夺目的名言，也是他写作《资本论》的真实写照。为了写作“体大思精”的《资本论》，马克思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恩格斯也认为，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马克思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马克思夫人燕妮曾说过：“恐怕没有一本书是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本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2]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不仅多处引用马列经典语句，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就是在他一生中最贫困潦倒的时期写成《资本论》的。他在1852年2月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即使这样，马克思也没有屈服，没有停止工作。”[3]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资产阶级妄图通过阴谋扼杀这部伟大著作。粉碎这一阴谋的重担主要落在恩格斯身上，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了一系列书评，迫使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一个个跳出来攻击和诽谤《资本论》，但适得其反，《资本论》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为了增进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尽快入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为它写过一个简洁明了的《纲要》。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受到各国工人阶级的广泛欢迎。国际工人协会及其各个支部的机关报和民主报刊，纷纷向马克思表示热烈祝贺，用英文、法文、德文刊载其序言。1868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还作出关于《资本论》的专门决议，论述其巨大意义，要求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之后各种译本纷纷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1872年在俄国彼得堡出版的俄文译本，之后法国(1872—1875年)、意大利(1886年)、英国(1887年)陆续出版了法、意、英文译本。
《资本论》出版后非常畅销，第一卷很快就出了第二版，一直出到第四版。外文译本也很畅销，如《资本论》英文版，“销路好得惊人，连该书的出版人对自己的业务都赞叹不已”［4]。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学者都在积极翻译和出版《资本论》，工人们都在学习讨论和宣传《资本论》。对《资本论》的广为传播，特别是在工人中的广为传播，马克思十分自豪，他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5]恩格斯逝世以后，据不完全统计，《资本论》至少出现了140多种版本。苏联解
体前，《资本论》在世上流行的版本，第一卷以德文1890年的第四版为基础，第二卷以德文1893年为基础，第三卷以德文1894年第一版为基础，第四卷原用考茨基编的版本，后用苏联编的版本。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资本论》在世界的翻译、出版、传播和研究一度大幅缩减，在西方甚至某种程度上可谓乏人问津。但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论》及其手稿再度成为热门读物，介绍、解读《资本论》的书籍也大量涌现，如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Wheen)的《马克思〈资本论〉》(2006年)、肯尼斯·史密斯(KennethSmith)的《〈资本论〉三卷本导读》(2012年)、本·法因(BenFine)等合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2010年)、斯蒂芬·夏皮罗(StephenShapiro)的《如何阅读〈资本论〉》(2008年)、本·福克斯(BenFowkes)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2015年)、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资本论解读》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的《重读〈资本论〉》(2014年)等。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是蔡尔康，他在1899年《万国公报》上写到马克思著有《资本论》一书。梁启超在1902年和1903年的《新民丛报》上，马君武在1903年的《译书汇编》上，都多次提到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思想观点。中国第一个较详细地介绍《资本论》内容的人是朱执信，1906年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评介了《资本论》的理论；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由陈启修(后改名陈豹隐)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进行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分册(即第一卷的第一篇)；1932年北京有两种译本出版，一是由国际学社出版的王慎明、侯外庐的译本，另一个是由东亚书局出版的潘冬舟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5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分册(包括第一卷第一、二篇)，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1936年6月，以“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册、下册，由玉枢、右铭(侯外庐，又名玉枢；王思华，原名王慎明，又名右铭)译，至此，《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齐；1938年8—9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资本论》(三卷本)，由郭大力、王亚南合作翻译，并于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进行了重印，其中第一、二、三卷分别于3、5、12月出版，同时在1956—1958年，人民出版社又两次重印了《资本论》(一、二、三卷)的中文全译文；1963—1966年，郭大力、王亚南根据德文原文，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3、24、25卷以及英译本，对照原有译本进行了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63年12月、1964年11月和1966年6月出版《资本论》的第一、二、三卷修订本；中央编译局根据相关德文版和俄文版，并在参考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基础上，对《资本论》(三卷本)进行翻译，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4、25卷，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72年9月、1972年12月和1974年11月出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自1986年起中央编译局着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该版本将《资本论》三卷分别编为第44、45、46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6月、2003年4月和2003年5月相继出版；2004年中央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按照工程任务要求，中央编译局编译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5、6、7卷为《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
二、《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当人类社会进入第二个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媒体纷纷推出千年风云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多家西方媒体评选中名列第一或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资本论》正确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在西方世界深受推崇并被抢购一空。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政要和主流媒体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2011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r)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引发热议。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分别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著作《21世纪资本论》，引起广泛关注。同时，在西方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习团体影响越来越大，较具代表性的有德国的“马克思夜校”、美国的“读《资本论》小组”和日本的“《资本论》学习会”。2017年4月10日，德国特里尔市市长沃尔拉姆·利比(WolframLeibe)先生到中央编译局访问时介绍，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马克思在德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金融思想尤其引人关注。《资本论》能够跨越时代和社会阶层，在150年后仍被广为传播和重视，原因就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一)《资本论》的创新思想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科学指导
创新是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的关键。《资本论》是创新的典范，马克思为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三大崭新因素。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资本论》的三个崭新因素：“(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6]马克思以“三个崭新因素”为创新点，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论》的创新体系。
马克思的这三大崭新因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串联起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呈现，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首先对劳动进行了区分，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由马克思首先批判地创立的，它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7]。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他们没有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了解具体劳动只是转移旧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把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论证了劳动不是商品，没有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工资不是全部劳动的报酬，而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既包括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又包括剩余价值；马克思不是单纯地按照周转方式的不同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是根据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资本有机构成(C/V)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与地租理论等。通过三个崭新的因素，最终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系统理论。可见，创新是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
我们要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重大发展问题为导向推动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体系。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这包括：(1)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的继承和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具体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体现，为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指明了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3)经济新常态的理论。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新常态”概念。之后，他又多次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
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4)创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科学回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5)发展理念的创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是对我国和世界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极大地深化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6)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2015年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党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系统理论创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凯恩斯主义需求决定论，也不同于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更区别于罗丹和刘易斯的结构主义政策。(7)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新理念，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关系新愿景。习近平指出：“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1]
(二)《资本论》对于我们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提供了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要结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了“两个必然”规律。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2]“两个必然”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的”[13]。这两个著名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存在特点虽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尽管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变化，但它并没有改变“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爆发，并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逆全球化浪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资本主义弊端日益凸显。相反，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表现出勃勃生机，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还强调：“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强调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坚持中国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三)《资本论》的分析框架和体系结构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5]《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前三卷分别论述生产、交换、分配问题。第一卷介绍资本的生产过程，重点阐述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介绍资本的流通过程，重点阐述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介绍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重点阐述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介绍剩余价值理论，中心是分析介绍剩余价值的理论史。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消费的章节，其消费理论体现在各卷次中。这四卷中心突出、结构严密、逻辑清晰，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6]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进行全面分析。另外，还应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结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应包括八个方面：(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2)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多样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3)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同志把实现共同富裕看做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他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7](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完全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表明，在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奇迹”。(5)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6)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允许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7)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8)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四)《资本论》对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存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不够。这种倾向和态度是极为有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揭示，对资本主义具有深刻的警示性价值，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建设性价值。尤其是《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资本论》第二卷共有三篇内容：第一篇是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二篇是资本周转，第三篇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
第一篇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重点介绍了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即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资本按顺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就形成了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产业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是这三种循环形式保持统一，并且每一种形式都能顺畅地完成自己的循环。马克思指出：“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18]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和无政府状态，必然使得这种连续性不断被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人员可以从中得到企业管理的很多有益的启示，合理分配资金，使其购买、生产和销售按一定比例占有资金，同时每一类资金又顺利完成自己的循环，保持产业资本循环的连续性。
第二篇资本周转分析资本周转，即研究单个资本家总预付资本量的运动。资本周转主要是讲资本周转速度问题。资本周转速度直接影响资本的增殖。在预付资本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决定生产剩余价值的多少。资本周转时间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是影响资本周转时间从而影响速度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这些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缩短周转时间、加快资本周转有重要指导作用。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阐明社会再生产是以什么形式和在哪些条件下不断反复进行的。从理论上说，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出于抽象分析的需要，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为消费资料的生产。研究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必须既分析价值方面的补偿，又分析物质方面的替换；不仅要分析资本如何从价值方面和物质方面来补偿和替换，也要分析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品如何从价值方面和物质方面来补偿和替换，并分析资本和个人消费品这两种补偿和替换的相互交错的关系，即探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再生产要能够顺利进行，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相匹配。列宁总结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表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有重要指导作用。结构调整的最佳状态是各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其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这三篇分别阐述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持续”、“快速”、“比例”或“结构”问题，体现为“活”、“快”、“协”三个字。这三篇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都有现实指导意义。从宏观上来说，目前尤其要利用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及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实行“三去一降一补”战略，搞好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五)《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中国有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应对策略
《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分析经济危机理论，但在四卷《资本论》中都涉及，尤其第二卷作了比较多的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分析商品和货币时，指出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第四篇和第七篇谈到经济危机与工人失业、贫困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中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其他有关经济危机的论述则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例如，第二章讲到经济危机的表现；第八章讲到经济危机与固定资本更新的关系；第九章指出经济危机的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平均十年一次，特别是指出了固定资本更新是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第二十章阐述经济危机与奢侈品消费的关系；第二十一章阐述经济危机与再生产的关系。
这些都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危机强制地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趋于缓和，却不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因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19]。危机过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作用下，再生产的平衡关系又将遭到践踏，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变得激烈且不可调和，又会重新爆发新的一次危机。
《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为中国有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应对策略。危机的爆发是固定资本更新的大好时机，马克思指出：“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20]中国目前实体经济不景气、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原因就在于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从注重需求管理转向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着力破解当前供给端的制约因素。同时，面对实体经济不景气、经济下行压力大的状况，中国应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列出行业技术标准和时间表，把依次递进的固定资本更新作为对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进行升级改造的有效途径。
(六)用《资本论》中的竞争价格决定理论指导中国价格改革实践，实现公平分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系统阐述了价格决定理论，马克思的价格决定理论是竞争的价格决定理论。而马克思为分析问题的需要，将竞争分为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在价格的形成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部门内部竞争的结果是形成同一部门内部所有同类商品的同一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做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做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产生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21]。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市场上同类商品只能按同一价格出售。由于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可能在不同部门间转移流动。因此，在价值水平上的“利润率”相等会实际地发生。只有部门之间的竞争才形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是使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各部门会形成大体相等的平均利润率。
平均利润率=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额/社会预付总资本。平均利润就是根据资本的大小，按照平均利润率获得的利润。
平均利润形成以后，商品就不再按价值出售，而是按照生产价格来出售。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利润率是永远不会存在的，平均利润只是作为一个假定的平均数或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即作为自由竞争所显示的经济规律而存在。
马克思的竞争价格决定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的科学反映，对指导中国价格改革深具意义。企业的利润是通过自由竞争实现的，企业商品的价格不由或不完全由垄断企业或组织决定，而是取决于市场力。竞争的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价格机制分配社会总劳动量的过程。同时，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各部门利润率应大体相等，这有利于克服垄断，实现公平分配。在中国，由于行业垄断的存在，垄断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大多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加上有些垄断行业带有行政色彩，甚至也参与起草一些行业准入标准的全国性文件，因此，会不自觉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把部门利益法制化。这使得垄断行业产品的不合理定价问题非常突出。行业行政垄断造成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难以形成，行业垄断程度是我国行业收入产生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目前中国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要彻底遏制住这种现象，需要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按照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规律，要求破除行业的进入壁垒，实现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局面，高额利润才会在公平竞争中消失。同时进行工资制度改革，防止工资侵蚀利润，通过人才自由流动，形成同城同待遇，同行业同级别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实现公平分配。
总之，《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典范，它仍然是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其理论光辉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98页。
[3]参见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466—4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载于2014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于201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10]《习近平对世界如是说》，载于2015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1]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于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14]《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参见新华网。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6]《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于201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17]《“平语”近人———习近平论党的使命》，参见新华网。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作者：中央编译局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