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至今已有将近20年，但是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
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1]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职务名册”制度，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负责这一工作的是1920年在俄共（布）中央和各省委会成立的登记分配部。它专门负责提拔和调动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干部登记等方面的工作。中央登记分配部隶属于俄共（布）中央书记处。1922年，中央登记分配部进行了一万多项任命。斯大林在1923年4月俄共（布）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对登记分配部进行改革，扩大该部的权力。他说：“登记分配部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部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现在，由于工作已经深入，建设工作已经普遍展开，就不能仅限于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了。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关，使局长在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方面都有副局长协助他工作，使正副局长在登记企业和托拉斯的指挥人员、地方和中央的经济机关的指挥人员以及苏维埃和党内的指挥人员方面也有自己的助手协助工作。”[2]大会根据斯大林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要求扩大和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党的登记分配机关，“以便毫无例外地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中广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并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挑选“苏维埃机关的、其中包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认为实现这一任务应该依靠正确的、全面规定的登记和挑选领导人与苏维埃、经济、合作社和工会组织的负责的工作人员的制度”[3]。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及以后历次大会的肯定。
从1923年起，中央登记分配部改组为组织分配部（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领导），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准备起草《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4]1923年，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了地方党组织登记—统计局局长会议，有党的统计专家参加，会议不仅制定了总的统计方案，而且制定了有关统计技术特别是对各方面负责的领导人员进行个别考察的详细的方案、格式和细则。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负责人考察条例”确定了负责人的各种类型：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者不降职调往另一个组织的人，等等。[5]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6]所有这些诸如此类的文件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实际上开辟了苏联“职务名册”历史的新时期。从此任命制开始变成了党领导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职务名册”最初有两份：第1号“职务名册”和第2号“职务名册”。前者的职位任命要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后者须得到中央组织分配部的同意。后来，把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工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等也列入了第1号名单，这份名单由专门的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以便由相应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通过，并由中央委员会批准。没有进入第1号和第2号名单的职位选拔与任命，必须按照每一个国家机关确定的、征得中央组织分配部同意的名单来进行。它们就称作主管机关3号“职务名册”，或者就叫第3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1925年11月16日的决议同时还有一份附件，即《关于同意任命和调动地方机关领导工作人员的方式的细则》，这份决议和附件责成各省、各边疆区党委和各民族地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各号‘职务名册’，着手编制地方机关的职位‘职务名册’，职位的任命要征得该地党的机关的同意和批准”。其中有一条规定：“各地党的机关所有有关调动和任命被列入第1号和第2号‘职务名册’的工作人员的建议，都必须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提交给党中央来决定，各地党的机关不得擅自任免工作人员。”
未列入第1号和第2号“职务名册”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由相应的管理机关来任命，但在该机关党组织否决的情况下，则最终由“一个中央书记或者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来决定。各地（边疆区、州、省）机关领导人的任免须“按相应的地方党的机关的决议”来进行。[7]
职位名单是经常变动的，几乎每年都进行重新研究，各年的职位数也不一样。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在1922年4月—1923年4月间（也就是决议通过前）有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间有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间有12227人。1925年，根据第1号“职务名册”任命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297人（按照三个“职务名册”共计任命了1013人），任命到国家银行的是92人（按照三个“职务名册”共计任命了130人），任命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是291人，任命到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11人，到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的是78人。[8]在1925年这一年，按照第1号“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有5723人。这样看来，“职务名册”就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领导职务的清单，也就是充任这些职务或者候任这些职务的人员名单。其职务充任不是由本部门的长官来负责进行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来进行的。
随着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不断膨胀，干部数量也大量增加，这就使得登记任命工作越来越繁重。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1930年中央组织分配部不得不分为两个部：一个是组织指导部，其职权是管理特别的党员“职务名册”；另一个是任命部，其职权是编制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职务名册”。随着这种“职务名册”制度的全面推广，随着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大清洗，原来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列宁的近卫军”被关押甚至枪毙，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苏联的特权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末也最终形成。
1946年，联共（布）又对“职务名册”制度进行了修订，补充完善了确定“职务名册”的程序，实施了新的“职务名册”，建立了后备干部储备以及对后备干部的政治素质进行审查和检查的制度，并规定要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和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1953年7月，苏共中央曾通过决议，削减进入“职务名册”的地方干部的数量。此后，官职等级名录制干部的数量虽也经常变动，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变动不是很大。据Л.奥尼科夫（机关工作人员，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中央工作，达30多年）证实，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光党员在“职务名册”中的人数（不包括许多大的国家机关的职数）就达50万人，其中包括领导机关（从各农村区委到各共和国中央）人员43.9万，党委书记和各部部长35500人，苏共中央机关在职人员2500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720人。[9]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务名册”制原则也开始被触动。1989年10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终止执行有关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决议[10]，“职务名册”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被彻底取消。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由此，苏联也就产生了一帮封闭的特权阶层。
二、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从产生到最终被取消，其间经历了60余年。伴随着苏联“职务名册”制度的确立，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逐渐形成，可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而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有和斯大林模式共性的内容。具体来说，苏联特权阶层的特点可以概述如下：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在斯大林时期，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单。此外，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
由于这个阶层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走向各级领导岗位并没有经过选举，而是上级任命的。这一方面使得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唯上级命令、指示是从，而对普通群众、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等要求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斯大林时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又完全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中。本来在列宁时期曾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享有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同级党委会不能取得协议，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等等。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逐步缩小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逐渐从一个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并且改变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得兼职的方式。监委会主席改为任命制，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监委委员改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它的指示进行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的修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能被一步一步地削弱，到最后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了。因此，造成了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权利的特殊性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局长等，按照级别享受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和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等。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从1945年起，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即所谓“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谈话时也证实:“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11]“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钱袋是秘密发放的，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的2000多卢布。”[12]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他的这一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一时期，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同时又把科技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地加以降低，科技人员与工人的工资由1940年的21∶1降到1980年的11∶1。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处长虽不享有专用的小汽车，但他有权替自己预定用车，副局长享有一辆专用的‘伏尔加’，而局长则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带有专用电话的‘伏尔加’。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就进入了共产主义!”[13]
需要指出的是，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能再享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普通工人的疗养所。甚至卡冈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14]
3．官位某种程度的终身制和继承制
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众所周知，斯大林本人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直到去世，其他领导干部也都是终身任职，长期连续担任领导工作。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规定: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和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还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2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届，每届任期1年；如果超过上述规定长期地连续当选，则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除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以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照此办理。赫鲁晓夫的这一干部政策取得了一点成果:它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可以使新老干部结合，防止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干部队伍的老化；可以使得年轻干部较快地进入领导层，从而为党培养一支后备队伍。然而，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实践中推行起来也很困难。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两个。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余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领导仪表和国防技术的部长级官员К.Н.鲁德涅夫任职22年（1958—1980年），Б.Е.布托玛担任船舶工业部部长28年（1948—1976年），Е.Е.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担任土壤改良部部长16年（1963—1979年），А.А.伊什科夫担任渔业工业人民委员、渔业工业部部长达39年（1940—1979年）。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仅中央机关如此，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也很少变动。1976—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1978—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撤换5人。1974—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长中只撤换14人。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二战胜利后还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A.A.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之后，研究所所长这一职位就被归入苏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名册”。这样的例子很多。
4.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苏联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用斯大林的话说，“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一些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 [15]
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是否对领袖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一概以此为准。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疏漏，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被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的人却飞黄腾达。贝利亚就是靠肉麻的吹捧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而调到莫斯科并进入最高领导层的。在决定干部任用时，实际上是采取不公开的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各个时期参加过反对派或者与反对派多少有些联系的人一概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成为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相反，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这就使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的利益，求稳怕变，固步自封，盲目自大，隔绝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丧失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的状况中。二战后苏联在农业领域的工作队承包制就是一例，尽管行之有效，但最终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标准而被迫中止，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也被迫去职。赫鲁晓夫的一些改革举措因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的反对，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全部取消。1965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的权力，发展市场经济关系，但改革推行后，也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扰，经过前后几年不断的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最终偃旗息鼓。
三、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职务名册”制度在苏联存在了60余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职务名册”的逐步确立，苏联也形成了数量不小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首帖耳遭到贬黜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而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致使党内缺乏民主，同时也使全社会缺乏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集团、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作用，而且造成了党的专权，斯大林个人的专权。正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武断地处理民族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表明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16]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所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17]
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已不是他们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18]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了苏共的声誉、消解了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基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19] 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20]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有一个统计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详见下表。[21]
前苏联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
|
最高领导层 |
政党首领 |
议会领导 |
政府部门 |
地方领导 |
商界精英 |
|
75.0 |
57.2 |
60.2 |
74.3 |
82.3 |
61.0 |
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注释：
[1] Михаил Восленски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1991 г.,c.82.
[2]《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
[3]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03页。
[4]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62，卷张32。转引自Коржихина Т.П., Фигатнер Ю.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
[5] 卡冈诺维奇《回忆札记》莫斯科1996年版第313页，第313页。
[6]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136，卷张167—169。转引自Коржихина Т.П., Фигатнер Ю.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
[7]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9，卷宗136，卷张167、170。转引自Коржихина Т.П., Фигатнер Ю.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
[8]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59，卷张7—17；全宗69，卷宗142，卷张2。转引自Коржихина Т.П., Фигатнер Ю.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
[9] Коржихина Т.П., Фигатнер Ю.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
[10] 参见1989年10月16日《真理报》。
[11]参见《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12]《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13][17]鲍里斯·叶利钦《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第50页。
[14]参见张建华《推倒红墙》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4页。
[15]《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
[16]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18]参见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弱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19][20]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载于《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21]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