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并且将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国际经验表明，智库建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智库建设在全球化时代的核心任务是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尤其是增强国家的话语权。当前，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对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更好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中国是智库大国，却不是智库强国，智库在服务决策和影响国际关系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我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亟需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进一步增强国家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2012年6月2日，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代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更是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新阶段，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和新方向。在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了历届中央领导人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

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此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深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任务和运作模式，已经成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方向，成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智库建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一般而言，智库主要从内向和外向两个维度在一国发展中发挥作用。从内向维度看，智库主要为本国决策层提供战略咨询辅助决策，为本国民众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和重要战略问题提供信息和观点等；而从外向维度看，智库主要通过影响外国公众和决策层来服务本国战略，通过智库外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等发挥作用。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既是其对外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也是评价其综合价值的重要尺度。智库不仅可以凭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设置战略议程，设计和引领国际议题的走势，影响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公众对某项战略议程的认知理解和重视程度，进而服务本国政治；而且还可以凭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引领国际思潮，制定理论范式，将全球主流思想归纳到自己的框架中来，使自己成为全球思想的主导者。

国际经验表明，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建设既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也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智库拓展了社会多元力量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在国外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智库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正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的软实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目前的智库数量仅仅次于美国。在历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智库总数不断上升，已经达到429家，仅次于美国1830家。与此同时，我国进入顶级智库前150位的智库也逐年增多。因此，从数量上看，我国是一个智库大国。但是从质量上看，我国智库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智库的水平和发挥的决策咨询作用远未达到决策的需要和期望，我国仍不是智库强国。这种数量和质量的背离突出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我国智库机构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智库无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产品；二是智库机构的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三是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与中国决策体系的聚合力不强。四是智库缺乏合理的人才构成和内部分工；五是智库的对外交流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政府、社会和国际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当前，在中国文化中大量充斥着西方的话语，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在内的文化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

之所以存在以上不足，既与我国智库建设长期没有被提上战略高度有关，也与具体策略不符合智库发展规律有关。首先是我国智库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不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定位不明确，法律上制度上缺乏明确定位。其次，我国对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智库机构体系多元，管理体制属地化、部门化，各为其主，各自作战，相互交流、合作与竞争的程度十分有限，工作职能和定位各不相同，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各类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三是我国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不适应智库的发展需要。四是长期以来，我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主，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服务对象单一，存在公共性不足问题。

以上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均表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亟需通过改革创新、国际拓展，达到更好服务决策，提升国家话语权的目的。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研究表明，话语是表达思想、理论、观点和各种情感的工具，是一种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沟通“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性的关系概念。但是话语绝非中立无私的，话语与权力不可分，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可以说，“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法国哲学家福柯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文章《话语的秩序》，就指出“话语……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

从内容上看，话语权主要包括“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效果如何”等维度。而从现代意义上讲，“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因此，话语权实际上是强权国家经济、军事硬实力的一种投射和反映，从本质上还是一种硬实力。同国内政治一样，国际关系也必然表现为为了国家利益而争夺的权力政治关系。“国际话语权”就是主权国家通过正式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将蕴含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中，使其他国家愿意接受并认同的能力”。

寻求新的话语权建构资源，以使它建立在人们之间自觉自愿的认同之上，而不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之上，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建构国际话语权，争夺国际关系主导权的当务之急。从话语与权力结合的角度看，在国际社会中存在所谓的“真理”——霸权话语，它们由掌握话语霸权的国家制造并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而其他国家的话语则受到霸权话语的排斥和压制。西方国家凭借强大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优势话语地位，尤其是美国甚至把持着话语霸权，从而可以制造出在国际社会中通行的“真理”——霸权话语。而非西方国家则明显处于从属和弱势话语地位，其话语要么附和霸权话语，要么微弱得很。此外，主流话语的权力和权威性，与无形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约瑟夫.奈说过，“软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 国际话语权在本质上属于“软权力”范畴。话语权在当代也必须以文化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为内容依托。

在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外交的努力方向之一，并且业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自1978年以来，持续37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在广泛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来的，是在中国广大民意和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基础上，结合领导核心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它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途径，突破和改写了西方经典理论，创造了中国人的奇迹。全世界都在关注、讨论中国的和平发展,但是在关于中国的各种话语中，既有赞叹肯定的声音，也不乏怀疑敌视的言论，后者又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这些怀疑敌视的言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在中国化和中国道路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迫切需要形成与之相互适应的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智库的国际交流和对话中提升我国软实力

如前所述，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任务。但是话语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别人恩赐的，而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一个国家为了拥有话语权，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要有实力。国家话语权与国家的实力消长密切相关。国家实力越强，越容易拥有话语权。其次是要有队伍。任何国家要想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增强话语权，必须加强话语队伍即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建设。三要有平台。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话语权的平台已经多样化，除了报纸、杂志、图书、学校、研讨会、电台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微信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话语平台。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发展战略。

2015年，党中央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五项改革，即深化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研究体制改革；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这五项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际化。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有世界眼光、理论根基和学术自觉，需要了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国家智库发展概况、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借鉴国外优秀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遵循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一方面，我国智库要加快国际化步伐，更多地设置和主导一些全球性的议程，如达沃斯论坛等；在一些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全球问题和国际感兴趣的中国议题上率先突破，逐步扩大国内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主动积极参与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智库开展合作研究，熟悉并借鉴国际智库运作方式和政策话语模式。三是要建构一批国际合作的平台，培养一支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智库人才队伍；四是积极开展“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幕后推动中国外交的“助推器”。最后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新型智库必须重视“拳头产品”和“智库品牌”建设。从国际经验看，国际智库大都非常重视打造“拳头产品”和树立“智库品牌”，以此将智库研究成果对外输出，既包括一些特色研究项目，也包括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智库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有的智库还将学术期刊提升到与所在机构同等重要的地位，努力打造学术精品和“思想载体”，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许多高级智库会通过组织峰会、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就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媒体进行交流，从而增加公共传播效果，提高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身为高级智库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几个采访，不断向外界进行舆论输出。

借鉴国际智库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至少需要从如下方面着力，以提升国家软实力：首先要解放思想，用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这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条件。其次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按照我国政治制度特点，遵循我国决策咨询工作规律，推进机制创新，发扬兼容并包、改革创新精神，建立完善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包括创新运营机制，培育智库独立精神，创新科研组织机制、提高成果质量，创新成果评价机制，加强成果推介与共享。要在用好传统媒体的同时，始终把握新兴媒体业态的发展前沿，以确保我国话语权平台能不断占领技术制高点。第三是要加强能力建设，以更加开放、更富效率的新思维，全面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包括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提升数据信息监测、采集和分析的能力，提高应用对策研究的快速反应能力。第四是优化人才队伍，建立完善合作、开放、竞争的人才机制，打造中国智库人才队伍。包括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智库第一资源的意识，优化人才结构，提高智库人才政策开放度；创新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办智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研究人员职业操守。在西方的学术话语对中国的社科研究不断形成巨大冲击的社会现实面前，国家要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的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知识分子也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主动、积极地参加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进程，在坚守学术文化价值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勇于创新，大胆开拓，不断提升中国现代人文与科学文化理性的研究和建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