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问题如同在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成为日本各界议论和研究的一大热点，环境方面的出版物逐年增多。现在年平均每天就有10多篇环境论文问世。在各领域、各学科的环境研究热中，哲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即环境思想的讨论也十分活跃，并具有重要意义。环境思想包含了从许多角度展开的议论，受篇幅限制，本文只选择其中比较主要的议题做一简单介绍。
一、公害问题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鉴于当今日本环境思想与60-70年代日本公害·环境思想有着继承关系，首先介绍一下当年的公害·环境思想。
战后日本大城市化和重工业特别是重化学工业高速发展的结果，造成由企业污染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疾病的爆发，污染由厂区附近扩大到周围农村，各地相继发生的企业污染蔓延成为全国性的公害问题。当时，日本政府克服环境污染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没有触及企业公害发生的根源，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公害。批评者认为，企业公害的发生是有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种对造成企业公害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探讨就形成了关于公害的思想。
起初，关于公害原因谈的比较多的是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剧增、工业化、大城市化等“一般原因”。其中断定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公害等灾难的观点，被称做“科学技术原罪论”。1964年，宫本宪一和庄司光合作发表《可怕的公害》一书，开辟了从资本主义体制批判的角度展开公害论的思路。在该书中他们断言：“公害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的社会灾难。它是以资本主义企业及个人经营的无计划的土地-资源使用和社会资本不足、城市规划失败为原因，危害农民和市民生产生活的灾害。因此，公害是阶级对立的反映。加害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和工人阶级。”这种观点被称做“生产关系说”。支持这种观点的有都留重人、中村孝俊、中村静治、加藤邦兴等人。
“生产关系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挖掘公害发生的原因，比立场暧昧的工业化论或城市化论等更尖锐，比态度悲观的科学技术原罪论等更积极，从而使反对公害的思想和运动深化了。但是，“生产关系说”遭遇了来自反对者的诘难：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生公害吗？对此，支持“生产关系说”的人们始终没有找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回答。70年代日本人逐渐知道了前苏联发生的公害问题后，特别随着环境问题开始成为世界性问题，“生产关系说”也就逐步被放弃了。80年代末，宫本本人在反省“生产关系说”的简单、片面性错误的基础上，提出“中间系统论”，认为应当从全部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不仅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去说明环境破坏的原因。
“生产关系说”实际上否定了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克服环境破坏的可能性。因此，现在在环境问题上继续坚持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比较倾向于把环境破坏的根源归结为“资本的逻辑”。所谓“资本的逻辑”是指资本追求利润、追求增殖的本性。资本逻辑把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进行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它在生产过程中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从资本的逻辑来说,如果没有法律制约的话,无偿地从自然中获取大气和水等自然资源,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排放到环境中去是天经地义的。对此，他们主张以“生活的逻辑”、即有益人的健康和共同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去抵制和削弱资本的逻辑的支配。并认为这种“生活的逻辑”是存在于当今社会制度中且日趋成为社会决定的重要因素。
二、现代性批判
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谈论环境问题的，并不是一个观点一致的派别,它包含了观点各异、研究领域各异的许多人。从批评的立场推动社会反思和进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其中个别人把结论引向复古主义、非理性化、甚至反民主主义，的确潜藏着危险。鉴于文明批判的环境论在现实中具有很大影响，在此枚列几种。
梅原猛的森林文明论。梅原猛把工业文明之后发生的环境破坏视为人类第二次环境破坏，第一次环境破坏发生在因农耕·畜牧需要砍伐森林、消灭了森林之神，并建立了城市文明之时。因此，梅原猛认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要从第一次环境破坏的源头起反思，即彻底放弃征服自然的文明方式，与自然中所有一切包括寄居于自然中的神灵共生。具体来说就是要屏弃西方的、农耕（小麦农业）畜牧的、基督教的自然观，返归东方的、水稻农业的、佛教或神道教的传统。他提议现代人应该向古代人学习智慧,例如神道的自然崇拜思想就为今天人类的环境保护提供了榜样。
伊东俊太郎认为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由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创始的机械论自然观，将“生命”赶出了自然界，这是现代发生环境危机的根源。现在人类进入了 “环境革命”时代，应该建立与机械论自然观相对峙的“生世界自然观”，用“生世界自然观”代替机械论自然观。他说,所谓“生世界自然观”就是恢复人对生世界的一切生命的感应，在这种意义上“生世界自然观”与有灵论自然观是相通的。神不是在这世界之外创造世界的超越的存在，而是在这世界推动它的力量，因此对我们来说敬神就是敬自然。这里，伊东俊太郎试图在“生世界自然观”的统合下消除人和自然、科学和宗教的对立。
河合俊雄则试图对当代环境破坏的原因进行深层心理学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现代人的观念中物与魂的分离是导致肆意破坏环境的根源。他认为，产业革命以前的时代，物被看做实体，被视为有“魂”寄居其中的。人们不会随意破坏或丢弃物品，是因为他们尊敬物中的“魂”。可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物失去了实体性而无意义地循环着。也就是说物不是以实体而是以其使用价值被生产、消费和废弃。再利用也只是从物的素材和物质性质考虑的，因此再利用这种积极的环境保护思想也不过是在加剧物与魂的分离的意识，加速物的实体性的丧失。河合俊雄认为回归物的实体性意识是不可能的，所以，未来环境思想的课题将是在承认物的实体性丧失的基础上，如何进到别的逻辑·观念阶段。
中路正恒指出，就像拉美特利《人是机器》所象征的那样，近代以后人被看做组装起来的生物一样，因而形成了人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加工制造的思想。这种人类身体观导致培养顺从型人格的机制，现代人、社会以及地球均被置于监视和管理之下。原田宪一则抨击以技术征服自然，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人类的狂妄，贪欲的膨胀，将使后代人无以为继。他主张要对那种不承认环境始终是自律的机械论的自然观、不承认人是一代代向下延续的非循环的生命观以及只承认现世幸福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进行全面批判。
三、从美国引进的环境伦理学及其批评
90年代日本环境思想讨论日盛，与加藤尚武有关，他被视为把美国环境伦理学引入日本的第一人。他把美国环境伦理学论点概括为以下3点:自然的生存权问题;世代间的伦理问题;地球全体主义。加藤尚武认为，在进步主义的名义下发生的环境破坏，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民主主义是一种当下的决议体制，而环境问题要求建立与未来连续的决议体制。
对于加藤尚武对环境伦理学的概括,现在批评意见渐多。人们指出他对美国环境伦理学的介绍不全面,尤其忽视了社会派生态主义的观点。另外,他本人的观点也遭到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牧野广义对加藤尚武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批评。1、关于“自然中心主义”。 牧野广义认为这种概括方法模糊了造成环境破坏的真正原因。牧野广义认为环境破坏的根源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而是“生产中心主义”。在“生产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贫困者和欠发达国家都成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另外，把“人类中心”和“自然中心”、“人的权利”和“自然的权利”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没有抓住环境问题的本质，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要确立人的权利。所谓“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隐藏着否定“人”的伦理的危险。2、关于“世代间伦理”。 牧野广义指出环境伦理问题不仅是现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它本身也是现代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在现实中就存在环境破坏的制造者与被害者之间的伦理冲突。民主主义不仅是当下社会决议的原理，同时也是要贯彻到未来社会的原理。只有民主主义才是解决环境伦理问题的根本原理。3、关于“地球全体主义”。加藤提出地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优先于个人自由和国家自决权。牧野指出这种言论对人权和民主主义是极危险的。在承认地球有限的前提下，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权对于实现地球环境保护是必要的。比地球全体主义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地球民主主义。
环境伦理学在环境思想中最有力的主张是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于这个基本主张,发难者提出的疑问是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说模式能否成立。岩崎允胤指出，人类及其生存的尊严的根据，不在于人对自然的关系中，而在人类自身。这部分思想家力图证明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关系，他们反对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取代人自身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的环境观点
在日本环境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害批判论的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关心人的存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争取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压迫下最终解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当代环境问题发挥着积极而有效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者环境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1、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贯彻辨证唯物主义立场，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的本质的统一。2、反对环境论中的抽象的、非历史的、普遍主义倾向，把环境问题·自然问题提升到人的问题、社会问题。3、坚持把对资本主义批判作为环境问题的关键，揭露环境破坏的根源是资本原理支配社会，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在于克服资本原理支配。4、重视环境问题上存在的南北矛盾，批判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反对发达国家利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5、主张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自然保护和社会进步的统一(环境与人、人与人的共生)，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循环型社会)作为现阶段民主主义的目标。
共生型社会是各种人都谈的话题，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谓共生，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层意思的彼此相容、互利互惠的关系。从结构上分析环境问题，近代以来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被解释为人与环境间应有的共生关系遭到了破坏。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即克服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对抗，是克服人对自然的异化、建立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的基础。强调在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改造社会关系。强调反对资本支配、反对霸权、反对战争是创建共生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循环型社会也和共生社会一词一样，是各种人常谈论的，前近代被解释为循环型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试图把它作为现阶段民主主义应当争取的比较合理的社会形态。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同于市场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提法)，只是争取以环境运动为契机，对抗在资本原理支配下搅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和自然自身循环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争取劳动阶级肉体健康和精神健全。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的观点是既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与当代环境运动相一致，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论述，特别是恩格斯关于自然的报复的论断，都是宝贵的环境思想。但是同时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预见到会发生今天这样严重的地球环境危机。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思想多有探讨, 其中岩佐茂在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当代环境问题结合这方面研究比较多。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以劳动为媒介的人化自然与外在自然、人的身体与“人的非有机的身体”（自然）的关系表现着自然与自然本身的联系，这个观点对生态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也涉及了自然的异化，这可以理解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自然破坏也是自然异化的一种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批判当然包含着对生产和消费方式造成的自然破坏的批判。另一方面，岩佐茂也认为恩格斯对人认识自然的过程的看法过于简单或乐观。他认为恩格斯所说通过认识自然法则达到对自然的支配（驾御），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就这个问题来说，《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关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的正确表述，即：不应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理解为人对自然的支配，而应该理解为人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驾御。这样，在生产或劳动方式上，就兼顾到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的变革与社会的变革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