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60年来，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处变不惊，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初步创立和巩固
一个国家的外交是与它的国内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它的内政在对外关系中的延续。因此，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于这个国家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它的立国原则。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新中国外交是国内政治制度的对外部分，它是一种崭新的外交制度，因此，无论在性质、原则和方式等方面都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外交制度根本不同。所以，1949年春夏之交，在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大陆的全部解放已经在望，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决策，建构起了中国新型外交的原则框架，为新中国外交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的具有宪法和法律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都作了全面的规定，把三大决策和有关对外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一）关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和协定问题。《共同纲领》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就是说，对于那些平等的、友好的条约，新中国当然予以承认；而对于那些“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陷入内乱、丧权辱国、殖民地化和崩溃危机中”的条约，新中国理所当然予以废除。（二）关于与外国政府建交的原则。《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里规定了建交原则、建交条件和建交方式，明确规定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须经谈判，重新建立。（三）关于对外贸易关系。《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此外，《共同纲领》还对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外国侨民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等做出明确规定。
上述规定，成为新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法律依据，为开国后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以崭新的姿态昂然登上世界舞台。新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鉴于建国初期的特定环境，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也有相当大的开展。在同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同周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或民间交往。随着与各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派遣大使并建立使馆也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建立了领事关系，设立了领事机构。此外，随着民间外交的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机构也开始建立。以上机构的建立，为新中国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和条件上的便利。
与此同时，顶住了美国压力，通过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条战线同美国的反复较量，大显国威。粉碎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和威胁，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还遵循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率先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为恢复印支和平、增进亚非团结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到1959年10月，已同33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代办级关系，同未建交的近百个国家开展了民间交往。新生的共和国在国际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并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曲折发展
历史发展到50年代末，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它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倾向开始有所发展；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获得独立后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这一切表明战后初期形成的两个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在此背景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和改变。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外交总路线，确定了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大国主义逐渐暴露出来，试图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不惜要求中国牺牲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公开走向破裂，直至兵戎相见。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变本加厉，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在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驻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增加到50多个师100多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挑动东欧一些国家反对中国，使中国所依靠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一边倒”对外战略也由此彻底划上了句号。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周边通过各种军事条约，构筑反华军事包围圈，并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战争的阴影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中国的上空。
这样，中国处于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状态。整个60年代，新中国外交进入最困难、最曲折发展的时期。面对来自美苏两面的夹击，为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中国对外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断然放弃50年代“一边倒”战略，转向实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线”的战略。中国把外交立足点转向“两个中间地带”国家，依靠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争取欧洲、日本等第二中间带，把亚非拉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它们的团结合作。这一时期，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或双重国籍问题；同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层互访日益频繁。尤其是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3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寻找突破口，努力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分化。中日民间外交有声有色，为70年代初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在国际环境极为险恶的情形下继续有所发展。从1960年到1964年，又有17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国家，从而拓宽了外交空间，缓解了美苏对我实施孤立与围堵政策的压力，增强了与美苏威胁和压力相抗衡的力量。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中国外交受到冲击，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对外关系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几乎陷于中断。据统计，在“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而在60年代后期，同中国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一个。领事关系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领事机构急剧减少。到60年代末，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领馆由60年代初的30个锐减到6个，而中国在国外的领馆也由14个减少到5个。
三、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冲击和破坏没有持续太久。中国外交毕竟是由毛泽东领导、周恩来亲自主管和把关，因而能够及时纠正外交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外交失控的现象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从1969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起，中国陆续重新向外派驻因参加“文革”而奉召回国的驻外大使，主动修复因极“左”思潮而遭到破坏的对外关系，中国外交很快便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方向发展，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增强，它追求的目标已不再是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宰世界，而是力求取代美国，独霸整个世界。这严重威胁着美国的既得利益和霸主地位。其次，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中心，使美国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逐渐由原来的“盟主”关系变成“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而东欧各民主主义国家也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对苏联的离心倾向，苏联对它们的控制能力在下降。第三，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它们不仅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兴起，要求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斗争的战略态势，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实现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大调整。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指导思想是依靠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的联合，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对于美苏两霸，也不是平均对待，而是根据美苏争霸中的战略态势，以及苏联对中国构成的主要威胁，重点反对在争霸中处于攻势的苏联霸权主义。从而形成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战略，即从中国、日本、欧洲，一直到美国结成一条线，加上周围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这一战略意味着最终抛弃两大阵营划分世界和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立场和观点，而是把推动世界反霸斗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在这一正确的外交思想指导下，70年代中国外交有了大踏步前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主要表现在：
1.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对国际事务的作用和影响，为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往创造了条件。
2.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经过艰苦谈判，
3.中国进入全方位外交的时代，迎来了建交新高潮。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推动了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导致了70年代的建交高潮。截止1975年，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与中国建交。整个70年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50个猛增到120个。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更加广阔的外交天地，改变了文革中一度面临的万马齐喑的外交困局，创造出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气象。
随着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新中国外交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和加强。外交机构进一步健全，对外交官的遴选和培训也趋于系统化、正规化。随着建交国家的日益增多，使馆迅速增加，领事关系也有所发展。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逐步向所有属于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组织派出代表，以取代国民党台湾当局派出的所谓“代表”。从此，中国进入了政府间多边外交的许多领域。中国设在国外的多边外交常设机构逐年增多，联合国系统的组织设在中国的办事处也从无到有，不断增加。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内政所决定，中国外交也经历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变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我国外部环境，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于洞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力量对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当今时代特征做出清醒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为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思想基础。
内政决定外交。随着国内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相应地要求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以适应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此，中国认真总结前30年外交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外交战略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果断改变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变长期奉行的“以政治划线”的外交思维，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目的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除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外，核心任务就是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上述外交战略的调整，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现和反映。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充实、完善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光辉指南。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呈现出更加活跃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格局瓦解，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科学把握世界变化趋势和特点，因势利导，引导中国外交取得新的成就。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处于深刻演变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冷静分析、科学判断，不断完善外交战略，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开创了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1.与主要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松动。为打破中苏长期对峙局面，邓小平提出消除三
大障碍，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经过艰难的磋商谈判，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于1989年5月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俄罗斯及新独立的原苏联各共和国也相继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此外，与日本、欧盟各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1998年，中国与欧盟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时隔10年的首次国家元首访问，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2.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四邻安，国乃兴”。集中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能设想在战争或战争威胁始终存在的环境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同时地缘关系决定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密切的还是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周边环境最为重要。建国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曾与苏联、印度和越南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兵戎相见。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努力改善周边环境，妥善处理同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
中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巩固和加强。与此同时，1992年中韩建交，实现了同韩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同蒙古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继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和文莱建交、与越南和老挝关系正常化后，1997年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著。
中国在同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的友谊得到加强的同时，同印度的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在中亚继与中亚五国建交后，又与俄罗斯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
3.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础。中国继续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探讨和拓展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互利合作的新途径。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不断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中国同77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中国愿与非洲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的规模最大、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对巩固和发展我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加强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相互协商、互利共赢的新途径，形成了一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战略合作关系。
4.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多边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迄今已向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两万人次。[①]中国全面参与多边外交各领域的活动，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20国峰会等多边舞台上，中国领导人开展高层外交，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倡议。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形势下整个外交工作的空前活跃以及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国驻外使领馆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使领馆工作也更加规范化、更富有成效。新时期中国外交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设立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不断加强领事保护的机制建设，中外领事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综观新中国外交60年从创立走向辉煌的历程，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但它毕竟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并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表明新中国外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在60年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将更加成熟与自信，中国外交的前景将更加灿烂辉煌。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外交制度研究”[05BGJ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8期）（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