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它们同属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方面。关于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有一句至理名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命题是由马克思、列宁的一些思想总结、概括而来。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曾深刻指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①]列宁也指出：“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想法。”[②]他还说：“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③]以上论述深刻地揭示出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因此，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统治者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必然要利用国家这个机器制定政策为其服务。所以，任何国家为了达到巩固其统治和发展的目的，都制定了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于这个国家的阶级利益，必须服从于它的立国原则。因此，内政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外交实质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努力。当然，内政与外交是互为影响、辩证统一的。不仅内政决定外交，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和出发点；反过来外交也影响内政，外交决策如何，外交实践的成功与否都会影响国内，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树立宽广的世界眼光，科学把握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主动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深化对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来，更好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④]明确提出了要深化对内政外交互动规律认识的任务。
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看，由于目前研究新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中国外交研究中还是一个新课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及有待加强之处。因此，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对中国外交战略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与考察至今仍属鲜见。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新中国60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为脉络，以建国后党的外交战略选择的四次变革为分期，从外交战略与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互动关系的层面上对新中国60年外交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总结建国以来处理对外关系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从中得出有益启示。目的在于更好地指导当前外交制度的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使其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一边倒”外交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和方针是“一边倒”，即联合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新中国领导人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安全、独立和经济发展利益出发所做出的现实主义选择。
（一）众所周知，一国对外战略是以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首义，因此一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保障国家安全。联苏抗美“一边倒”也是如此。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而国内百废待兴，建设任务极其繁重。为此，必须在国际上寻求强有力的安全支持，而在当时唯一可能争取的国际盟友便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从维护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客观需要出发，中国提出了“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它符合尽可能争取国际盟友以对付共同敌人这一国家行为的一般准则。
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中苏同盟关系固定下来。其中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