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抗战文化则是最好的说明和印证。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主要有民主的文化人政策，团结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适合军队特点的部队文艺政策等。在其指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对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全民族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抗战文化政策的主要内容　

1、民主的文化人政策

毛泽东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文化人受到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从分析文化人的特点入手，采取了对待文化人的正确态度，制定出对待文化界人士的正确政策。

我党首先分析了文化人的特点。1940年1月，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对文化人的特点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首先给文化人定位：“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随后，他对文化人的特点做了精辟的概括：各有文化一方面的特长，对某种理想与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要求，能为之牺牲奋斗；习惯于单独的生活和单独工作的环境，要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干涉；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有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等等^_。[2]所有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文化人在思想上、生活上和工作上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愿望。正是在对文化人特点进行精辟分析的基础上，我党才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一系列能够反映文化人愿望和要求的正确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

针对文化人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有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的特点，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在指示中强调，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举办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_。[3]针对文化人要求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干涉的特点，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要求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应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应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4]

针对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特点与不足，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要求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和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并指出，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就如何看待文化人，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强调指出：“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般文化人前进^_。”[5]

我党针对文化人的特点而制定的上述政策，真正反映了文化人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对文化人的理解、尊重和爱护，体现出一种民主的精神。从而使我党能够把广大文化人广泛团结起来，积极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才能，为抗战现实服务。

2、团结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

我党基于对文化运动的高度重视，倡导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积极推进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

毛泽东曾这样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_。”[6]他认为，一枝能写雄文的“纤笔”相当于三千“毛瑟精兵”。“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周恩来也强调指出：“笔战是枪战的前提，也是枪战的后盾。”^[7]正是基于对文化运动的高度重视，我党先后发出一系列关于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指示。

1939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尽管是为了扩大党内外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是专门针对文化运动的，但其中也特别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8]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发展文化运动作出指示。针对国统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不同政治情况，区别对待，提出不同要求。对于国民党区域的文化运动，中央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_^。”[9]对于各根据地的文化运动，中央明确指出：“在这里，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并要求“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和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_。[10]

为更好地开展抗日文化运动，我党从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原则出发，提出“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11]_，制定了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原则，即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12]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中专门论述文化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他指出：“我们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革命任务，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只要是能打击日寇的力量，我们都主张联合^_。”[13]

与此同时，中央在发展各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_。”[14]在发展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同样强调：“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_。”[15]

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的政治要求，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地位的消长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是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文化战线上的具体应用，体现了我党政治策略的伟大转变。

1938年3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标志着文艺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是抗战进程中最值得欢欣鼓舞的盛举！……这表示了全中国的文艺作家，已经凝固地团结在一起，将文艺的武器，英勇地放在中华民族解放的疆场上，发挥着比以往更强大的战斗力量！”武汉失守后，协会总会迁往重庆，并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几乎同时，全国各种抗战文化团体、救亡协会纷纷成立，组成了一支高举抗战旗帜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把更多的文化人团结在我党的周围，壮大了抗战文化力量，为充分发挥文艺武器的威力，凝聚和激励全民族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3、适合军队特点的部队文艺政策

我党所制定的抗战文化政策是细致而全面的。不但对解放区及大后方国统区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给予指导，而且对部队文艺工作也未曾忽视，发布了指示，制定了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部队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

我党首先充分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16]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党强调指出，军队的政治机关，应很好地掌握这一武器，并很好地利用这一武器，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地开展部队文艺工作，除上述指示外，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也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主张，并针对部队文艺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提出注意和改进的若干问题。

针对把部队文艺工作单纯理解为文化娱乐工作，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未能有计划地来组织和推动部队文艺工作的现象，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做出强调：首先在于团结和培养专门文艺工作者，使他们能够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形式，把民族战争中的一切现实生活反映出来，以激发起战士的战斗情绪，提高部队的文艺修养。时任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也批评“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强调“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_。[17]

部队文艺工作的开展需要大批文艺工作者。为加强部队文艺队伍的建设，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在指示中要求部队“首先要把部队中对文艺工作有专长和特殊兴趣的人，尽可能地选拔出来，专门做文艺工作。……应该经常抽调一些干部到鲁艺或师一级的艺术训练班去受训^_。”[18]《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决定》中也要求各级领导者，对文艺工作部门要适当配备得力干部，提拔与培养专门人才，……各剧社宣传队的人员及文艺干事，应注意其能力是否胜任，而重新配备之，并选拔优秀分子参加剧社及宣传队。^[19]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提出，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总政治部、中央文委提出如下政策：要以热忱、虚心的态度对待文化工作者，给以耐心的帮助和指示，使之接近群众；在分配他们工作时，要顾虑到他们创作上的便利，使其有比较自由的时间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对其每一微小成就和发明，应给以精神或物质的鼓励，激发他们最高的创造性等等。

部队文艺工作与地方文艺工作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我党正是针对部队的具体情况，从部队文艺工作的重要地位、部队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注意改进之处、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特点及对待他们的正确态度等方面做出指示，制定出适合军队特点的部队文艺政策，从而更好地指导了部队文艺运动，使之蓬勃开展起来。

二、对抗战文化运动的指导作用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神圣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审时度势，制定出一系列周密而符合当时国情的文化政策，才使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

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从大后方国统区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无不投入到神圣的民族抗战中。《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许多文艺家肩着他的巨笔，跟随着前线的将士，英勇地参加了浴血的苦斗。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战区的惨象，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地印入了全民大众的胸臆，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们的墨水像凝固力最强大的胶液，把一切不能团结的紧紧团结起来，帮助着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20]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鼓舞了民族斗志，振奋了民族精神，铸就了民族灵魂，对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全民族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果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那么也可以说，曾为这场战争竭尽全力和做出贡献的抗日文化运动，是中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

从蓬勃兴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到欣欣向荣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从不屈不挠的国统区文化运动到险恶环境下发展的“孤岛”文化救亡运动，这一切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足迹。抗战文化，由此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全国各地广泛展开的抗战文化运动，由于政治上的地域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我党为文化运动的开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同时能够直接而迅速地得到我党有关文化工作的指示和部署，因而文化运动能够自由地生长，戏曲、歌剧、话剧、文学、音乐、美术等蓬勃发展，一大批优秀作品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明亮基调，延安成了先进文化的圣地。而在国统区和“孤岛”沦陷区，由于环境的险恶，因而文化运动的开展极其艰难、不易，是在压迫下奋斗成长起来的。相应来说，未能形成解放区那种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壮观的景象。尽管如此，在我党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爱国文艺界人士的艰辛努力下，文化运动仍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应有的威力和作用。

　　三、抗战文化政策的主要特点

综观我党制定的抗战文化政策，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1、时代性

大敌入侵，危机深重，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所制定的文化政策便紧紧围绕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这一目的。制定民主的文化人政策，是为了调动起广大文化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巨大作用；团结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则在抗日的前提下把更多的文化人广泛团结起来，从而壮大抗日文化力量，更好地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制定适合军队特点的部队文艺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部队文艺运动，提高部队战斗情绪，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官兵斗志。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整个抗战时期我党全部政策中的抗日、团结等主题，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2、民主性

我党文化政策的民主性集中体现在民主的文化人政策中。这一政策表达了文化界知识分子要求民主与自由，反对各种干涉的愿望，体现出我党对文化人的理解与尊重，是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运用。它纠正了土地革命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也为新时期我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文艺工作者政策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3、系统性、创造性

这一时期，我党的文化政策是细致而又全面的，富有系统性、创造性，是我党文艺思想体系的成熟时期。

为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抗战文化政策，我党领导人可谓是殚精竭虑，这从文化政策的细致、全面中可以看出。不仅考虑到文化人，从而制定出民主的文化人政策，而且肯定了文化运动的作用，并制定了开展文化运动的方针和策略；不仅考虑到延安、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乃至“孤岛”上海及香港的文化运动，发布了指示，而且也考虑到了部队文艺运动。同时文化政策的理论性、创造性强，这突出表现在一系列鲜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由于篇幅所限，加之以往文章论述较多，这里不再展开论述）。这些思想的提出，表明我党对文化艺术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五四”运动以来我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抗战文化政策的当代启示与价值

综观当年的抗战文化运动，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从国统区到沦陷区，广大文化人在党的指引下，“道义在肩，妙手著文”，呼应民族抗战的需要，鼓舞民族斗志，振奋民族精神，铸就民族灵魂，中华民族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反帝斗争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总结抗战文化政策及其指导下的抗战文化运动，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坚持对待文化界人士的正确政策。“文心顺则国运兴”。江泽民同志指出：“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_。”[21]我党9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比较成功的时期，也是我党领导文化队伍比较成熟的时期。广大文化人团结、凝聚在我党周围，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我们应当总结抗战时期我党知识分子政策、文化人政策的成功经验，坚持对待文化界人士的正确政策，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队伍的领导，尊重艺术规律，尊重文艺队伍的特点，为文艺人才的成长和杰出文艺人才的涌现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此，胡锦涛同志做了细致、深入的阐述：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加强调查研究，不断认识和掌握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以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22]

第二，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借鉴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造就一支新时代的文艺大军。“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积极建立文化统一战线，造就革命文艺大军。广大文化人以其鲜明、辉煌的艺术作品，创造出那一时代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先进文化，奏响民族抗战的最强音，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

如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借鉴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团结和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组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文艺大军，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时代重托，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第三，继承和发扬革命文艺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鲁迅先生曾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我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振奋了民族精神，调动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情，谱写出一曲团结御侮、保家卫国的民族正气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作为我党革命文化传统和光辉成就的抗战文化，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全民族抗战所形成的爱国团结、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文艺传统，大力弘扬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并不断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将现代内涵融入民族精神之中，重塑当代中国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凝聚和激励当代中国人民像当年投身于民族救亡那样，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壮丽事业中。

总之，作为我党革命文艺传统和光辉成就的抗战文化，值得借鉴的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对于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