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的解放与人的一切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它的最高本质，即邓小平理论的人文精神。人们只把它看成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理论，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了只重视物质的生产、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文化的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现象。事实上，物质文明的大发展不可能脱离精神文明与人类文化的同步发展。本文对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本质──人文精神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以期得到对邓小平理论的全面理解。
理论总是具体的、属于一定时代的理论。它必须反映和解决一定时代提出的问题。理论价值的最终实现也必然要落实到时代性问题的解决上。脱离时代现实的理论必然是抽象、空洞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现时代的理论，充分体现了理论的时代性、创造性本质，从当今时代的现实出发，摆脱抽象的原则，超越理性的思辩，以质朴的语言、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从根本上提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它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的当代内涵
人文精神是一种随着欧洲中世纪神学走向衰落而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与神学相对立，反对神性、呼唤人性，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个人独立主体意识的一种社会文化意识。一方面，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社会意识，它的最高本质是终极性的。也就是说，人文精神始终是人对自己存在与发展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为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高度关注，对“人的异化的扬弃”的不懈追求，高扬主体性以实现人的“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另一方面，人文精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概念，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具体内涵，它与人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主题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存在与发展的主题历史进程也不同，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的时代精神。人文精神鲜明地反映时代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中，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时代性本质。
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出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阶段，进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的人类文化是一种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第二阶段的文化形态，竞争是它的本质特征，表现为个人主体性的高扬。个人主体意识背叛了最初的群体意识，个人不再属于上帝，也不再属于城邦，“我只属于我自己”。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由人格的人，使自己成为社会中与其他人平等的主体，个人成了一切的出发点。主体性文化的这一本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政治上由民主政治代替了专制政治，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代替了以封建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为基础的人治；经济上由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主体性文化的竞争本性，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实践走向了创造性与开放性。当今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最大限度地打破了繁多的界限。主体性文化的竞争性、开放性发挥了它对社会实践的最大作用，人的思维方式、观念意识的开放性借助现实的物质基础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血缘与地域的联系纽带彻底消失，村落化的地球人类展开了广泛而全面的交往。彼此把对人的依赖转移到对物的依赖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通过物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激烈竞争、共同向前发展。人成了世界性的人、民族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国家成了世界性的国家。
当代人文精神在主体性文化的作用下，必然由于竞争而具有创造性，由于交往的世界性而具备发展的全球视野，由于对物的依赖而提升经济在发展中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正是在关注中国的现实与中国人的发展基础上，对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科学解读。
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
区别于以往的一些传统理论，邓小平理论是真正具有现代思维的理论。它并不试图占有超时空的终极真理，也并不企图去完成需要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才能完成的事业。它创造性地把人文精神从抽象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归还给现实，使理论脱离抽象的思维走向现实的实践。
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脱离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现实实践，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存在的经院式抽象物。于是，在理论探索中每一欣喜的收获，都只是更加背离现实，远离人的生活，理论不但不能指导人的生活与社会实践，相反却总成为束缚人的生活与社会实践的桎梏。
实践总是最关心人的生活，最关心人的生活现实。理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也必须最关心人的生活与人的生活现实，它排斥一切抽象的原则与主观的范式，而在人的生活现实中创造性地思维。邓小平理论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创造性，从现实的人及其创造性实践活动出发，突破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摆脱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纠缠，创造性地运用了现代思维方法。“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都是好猫”的“猫论”，姓“资”姓“社”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从价值论入手，重视的不是事物的本质，只有事物对人的生活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才是根本。
事实上，邓小平理论从抽象的理论思辩中走出来，带着强烈的创造性进入人的现实生活。它首先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现实存在与发展，进行了时代性反思；在世界性的人类存在中，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不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世界意识，也必须具有超越现状的创造性意识。中国的发展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践是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最现实力量，而创造性则是人类实践的高尚灵魂。
创造性特色与实践精神相统一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当代中国建设与发展、当代中国人走向自由与解放的思想灵魂，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理论表达。
三、发展的全球视野
世界化的人类与人类的世界化日益成为当今人类的存在主题。世界在更大程度与更深层次上走向一体化。经济、科技以及人类根本利益等不断走向同一，世界性的分工与世界性的大生产这些人类存在面临的共同问题都使人类的存在与交往日益上升为世界普遍性的历史。但是，一体化的人类利益、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并没有消除国家间的竞争，也没有消除世界性的掠夺；相反，在变化了的主题与形式下变得更加激烈和深入。
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人类的世界普遍性交往在更大程度上展开。人类存在与发展面临许多共同问题，诸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淡水资源问题、核威胁问题等越来越多。然而“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1]（P28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两大主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而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又都为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条件。它们的世界性意义，使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为它们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论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邓小平理论指出，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科技先进、经济发达、生产力水平高，但它们发展较早、人口较少、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它们继续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诸如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资源问题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是不可能解决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他们“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1]（P79）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开放的世界，国家真正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科技文化进步都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开放的国际大环境中，立足于本国本民族的政策措施，实现本国本民族的大发展。
邓小平理论关心的主要是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1]（P94）这无疑是对中国现实的最精确把握。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然而，中国又是个小国，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经济薄弱，现代化水平低。因此，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加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多方面合作，争取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帮助，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的发展对中国的要求，也是中国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根本。中国的建设必须立足自身、着眼全球，在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实现中国的发展。
四、发展生产力──当代人文精神的最高关怀
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现实实践必然要以一定的实践现实为基础。真正的理论必然是对实践现实与现实实践的现实性与超现实性相统一的把握。
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双重性的本质存在，即生命存在与超生命存在双重本质的统一。所谓生命存在就是人的自然性存在，与其他动物无差别的自然性，是超生命存在的载体和物质基础。人只有有了生命存在才能有条件创造超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是人存在的重要本质。所谓超生命存在就是超越自然性的存在，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
超生命的存在是开放性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最高本质。人存在的两种本质统一表现为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中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然而在过去长时期内，人们却只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抽象的主观范式理解我国的实践现实，指导现实实践，片面追求人的超生命本质，抛开实事求是的精神，企图一劳永逸占有永恒的真理，试图一次性地完成解放人类的事业。结果，对人类自由与解放脱离现实的追求，使人的发展绝对抽象化，对真理终极占有的企图却更远地离开了真理，人成了生活在理想的彼岸、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抽象存在。
邓小平理论恢复了理论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发展的全球性视野中创造性地把人的发展从抽象的原则变成现实的理性，把人的生活还给了人自己。从中国的实践现实出发，关注中国人的生存需要，指出中国尚处在不发达阶段，科技落后、经济薄弱、现代化水平低、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占有量少，生存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许多人连温饱都谈不上。因此，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在充分满足人们生命存在本质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的生存质量，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现实。中国的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一实践的现实。对此，邓小平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10）“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实事求是地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上具体地谈论人的价值和人，这是当代人文精神的体现。
邓小平理论打破传统的抽象性思维与脱离现实的主观范式，以创造性、开放性的理论思维，分析当代人类的世界性主题，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最现实道路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思想提出的问题并不指向抽象的概念，而是面向个人具体的生存”（马尔库塞语）。人的发展与解放是邓小平理论的终极关怀。作为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并不是邓小平理论对人的发展与解放的遗忘，恰恰相反，是对人的发展与解放在现时代高度关怀的理性结论，是当代人文精神在中国的现实要求。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P9）发展生产力不是人的真正解放，增长经济也不是人的根本追求，但却是实现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最现实道路，是邓小平理论把当代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彻底结论。邓小平理论的人文精神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本质，是中国现时代精神的彻底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载于《社会科学》（上海）1997.1.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