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哲学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1978—1980年的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1980—1984年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高温；1984—1990年实践唯物主义的中心化；1990年至今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日益突显等，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不断走向人学的过程。人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以其相对于其它一切哲学主题的绝对优势而成为当代哲学的显学形态，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更是对人学的研究投入了更大的关怀和热情，只是表现出了更多的不同理论形态，人学在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它的作用，当然，人学理论在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之下也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人学理论的显学地位并没有能够消解人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人学理论所取得的进步也没有足以消除人学理论进一步发展所面对的人学研究的困境。目前，人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困境和陷入的悖论昭示了当前我国人学研究的主题内容，但同时，也预示着人学研究所必须进行的转向，即从对人自身的研究转向对人的对象化存在方式的研究，如语言的研究、文化的研究、社会关系的研究等。本文以下只是说明目前人学研究中的一些困境，至于如何走出这些困境却需要学界同仁们进一步的共同研究和思考。

1．人学研究本体的错位

人学研究中本体的错位是人学研究的困境中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困境。正因为人学研究本体的错位使人学的研究失去了其最为深层的本体论根基，从而也就使人学的其它任何理论失去了深层的人学统帅根基而处于各种各样的悖论之中。我国的人学理论是在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 或曰“自然本体论”的反思与批判中诞生的，针对我国深受传统教科书物质本体论影响的现实，中国的人学理论理所当然地就要以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的反思批判为其第一前提，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本质上是古希腊哲学传统经近代唯物主义还原论逻辑运演的结果，也是科学与人文严重分裂而又为科学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产物，科学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科学的人本体，“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本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征，”^[1]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以至于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胡塞尔认为其结果就只能是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物质本体论坚定不移的外在规律性彻底的消解了人的内在主体性。这样人学理论者在反思与批判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时就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一从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出发并以这种物质本体论为根基企图给物质本体论嵌入一些人文内涵，使这种具有外在决定性的物质本体在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时兼顾一下人的内在主体性，从而以物质本体的重新建构来确立人学大厦的根基。其二则是要从根本上消解这种物质本体，他们从人的内在主体性出发实现和高扬人的本真存在，有以“实践”为本体，也有以人的“需要”为本体，但无论何者都缺乏一种深刻的本体论论证，这并不是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人学进行实践本体或需要本体的论证，恰恰相反，它说明任何企图对人学进行“实践本体”和“需要本体”论证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近年来人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等都是对这一问题的确证，而拒斥本体论的喧嚣则是又一有力的说明。我国人学研究中本体的错位并不能说明人学没有本体，事实上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追寻到人学的真正本体，当然人学的研究就只能处于困境和各种悖论之中。

2．交互主体的冷遇

“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2]而交互主体则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与人通过一定的交往活动所形成的主体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比较突出地强调了交互主体，并且用交互主体来克服抽象的个体主体，认为主体的产生总是在交往中形成的，交往在一开始就是作为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而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主体的任何活动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它要求众多的个体主体共同参加，并且只有在共同的交往中才能“使大家的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哈贝马斯也突出了人们在日常交往行为中主体性的确立问题，认为在交往活动中各方均是目的，交往活动的进行就是为了达到各主体之间的认同、理解、互惠，从而使个体主体的功能综合起来，取得一致，马塞尔的忠诚思想实际上是从人的全面性出发，阐述主客体的关系应该用你我的关系取代，从而使在与存在之间的在场关系丰富起来，克服人的功能化，全身心地与人交往，马塞尔努力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或客体的主体化来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实现人的整体性、全面性，以最终实现主体的平等性。在我国的人学研究中，交互主体始终处于人学研究的视野之外，还没有引起人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教科书的主体精神，仍然用主客二分的思维立场，从两极对立中去认识主体之间的交往，把它等同于人与自然的交往，而最终导致的只能是主体启蒙的困境，突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而忽略他人的主体价值，这样在传统教科书的体系内最后所形成的只能是群体主体，个体主体被置于反思与批判的中心，并最终使个体主体失去主体性而成为群体主体的牺牲品，当然个体主体性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传统社会失去发展冲动的根本之所在。这种主体精神虽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性，但是在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由于历史的因素而仍然存在着，并且潜在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深层。另一方面是作为对现代性主体精神反思的类主体意识，这种类主体意识的产生主要是针对现代化中个人主体性的高扬所造成的主体生存的困境。从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出发，从人类的种族特征及生存角度出发强调主体的类的特征。其经典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划分，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3]从而认为人类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并且正在向第三个阶段发展而与第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主体就是类主体。毫无疑问这种类主体意识的影响力是日渐强大的，并且它以其远大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在解决市场经济实践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和预防现代化中的灾难与弊病。但我们国家还处在第二阶段的发展现实使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感的类主体意识并没有能被足够的重视，人们只是在未来的立场上来理解这种理论，当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理论的本质。然而，这些人们忘了我们虽然不是历史的同时代人，但却是思想的同时代人，思想虽然不能使我们跨越历史，但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如果我们认识到西方今天的危机就是我们明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我们也就不能不认真地对待这种交互主体的类主体意识，这正如没有人能怀疑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现实意义一样。交互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的缺失正是造成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灾难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我国人学研究中交互主体和类主体的冷遇则说明的正是人学理论对现实的脱离。

　　3．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对立

人不单是理性的存在物，而且还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作为任何完整的人都必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浑然统一，因此，反映人的本质、生存与发展的人学理论也必然是而且只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但历史以来的人学理论一直是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与对立状态，或者用人的理性本质摒除人的非理性本质，或者用人的非理性本质遮盖人的理性本质。经验主义与唯理论的近代对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分裂的产物，而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更加鲜明的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分裂对立的事实。或者从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本能冲动、情感意志、潜意识等来理解人，说明人的本质，如叔本华、尼采把人理解为情感意志，并把情感意志绝对化、神秘化，企图从人的心灵深处独辟蹊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意识之流；弗洛伊德也把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源还原于潜意识，从人的里比多意识出发来解释人本身。或者把人的本质的研究与科学的研究在方法的选择与内容的确定上完全等同起来，用科学来说明人本身，如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继承经验主义的传统特别是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传统确立了科学在人的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这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分裂的传统体现在我国的人学研究中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对立，但是由于我国人学研究深受传统教科书的影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更为显着，从而使人们往往在根本上就忽略了人本身仍然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物，甚至于干脆把人的非理性本质消解得一干而净，否认非理性的人本质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也就最后消解了人的生命本能、潜意识、情感意志的作用，从而只从理性的方面去认识和把握人的存在，结果是理性的方法导致了对人的单纯理性认识，突现了人的理性存在本质却遮盖了人的非理性本质，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如在实践问题上的功利化倾向，人的存在问题上的客体化倾向，人在认识问题上经验主义倾向等都使人学的研究处于理性主义的牢笼之中。近年来对人的非理性存在本质虽然有了一定的关注，但仍然只是在个别浅层的领域之中，并且又是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狡计去消解理性的价值。作为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人仍然处于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分裂对立的人学研究之外。其结果必然是完整统一的人被支解得支离破碎。而与中国这种人学研究的理性与非理性分裂对立不同，西方哲学在发展中开始了统一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努力，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不再排斥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的浸染，同时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文化哲学流派也开始用逻辑分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如杜威、胡塞尔的文化哲学就兼有两派传统的特征，索罗金则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说明人的自我创造性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梅罗-庞蒂也主张联合极端主观主义与极端客观主义，而结构主义哲学及马尔库塞、舍勒、普列斯纳、兰德曼等的哲学就更加明显体现了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以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统一的努力，与此相比中国的人学研究在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道路上却显得步履蹒跚。

4．内在主体性与外在决定性的矛盾

内在主体性与外在决定性的矛盾是目前我国人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 这一矛盾就造成了当下我国人学研究中出现了主体性哲学与外在性哲学两大基本流派。外在性哲学从没有主体与主体启蒙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出发，强调人学研究中人的存在的前提性研究和人的生存环境的研究，他们往往脱离开人的主体性这一根本本质，强调客观物质世界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性价值，从而认为人的一切行为与思想本质上都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及其存在状况的反映，并且只能在坚持客观物质世界的前提性基础上去研究人本身。这样，人的一切思想观点、行为方式都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产物和反映，人在物质世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利用自然的规律，他们虽然也说明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但这种主体能动性却只能在物质环境提供的可能性条件下得到发挥，实际是从根本上坚持了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的理论立场，这一人学研究立场继承的是传统教科书中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直观中和感性中去把握和理解人本身，其实质是没有主体性启蒙的前现代哲学思想的体现。而主体性哲学则与之相反，在人学研究中坚持了主体性的凯旋，认为人的世界就是人本身，没有人的世界与没有世界的人一样是不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作为物质性人文前提，其前提性意义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但如果只强调了这一点并只坚持这一点的话，那么人的世界就会与自然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差别，人的世界就在于它是主体性的世界，而人本身作为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存在物，其最大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存在，因而认为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对人类的真正的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4]“如果没有人的实现，文化便不会存在，但没有文化，人就一无所有。这两者之间都有互相不能分离的作用。”[5]这样他们从人是文化的存在这一本质前提出发，坚持在人的世界中自然界的意义就在于人，从而大力弘扬人的主体性。在他们看来，这种主体性哲学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之所在，也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需要的主体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高扬使主体人的生命潜能，本能意识，创造本质，主观能动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历史过程，也只有这种主体性哲学才能真正成为创造奇迹的肥土沃壤。这种主体性哲学继承的是历史上非理性主义思潮，他们更多地从人的文化本质、生命本能、情感意志出发来认知世界和说明世界，与外在性哲学所忽略的人相反，主体性哲学则把人放在了超越一切的至圣的位置，从而忽略了人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强调人创造了环境。主体性哲学固然孕育了并且正在孕育着现代化的精神，但主体性的过分高扬无疑也是现代化走向自己与自己本身的二律背反，这也正是近年来主体性黄昏呼声日渐高涨的根本之所在，后现代主义本质上看也是对这一精神的回应。对于中国来说缺少主体的自我启蒙，但在进行必要的主体启蒙过程中也要关怀主体启蒙的辩证意韵。内在主体性与外在决定性在我国人学研究中的这种矛盾恰好给我们显现了我国人学研究的前景与出路，这就是要坚持主体性的辩证启蒙，而不是主体的盲目启蒙。

事实上，当我们反思我国的人学理论研究，我们会发现人学研究中更多的理论困境，而困境的发现并不是要消解关于人学的研究，相反，它是我们的人学研究得以真正进行的前提，本文只是突现了我国人学研究中的一些困境，还没有来得及去探索走出这些困境的途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困境的刚刚显现，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哲学来说问题的发现也许更重要。因为只要问题发现了，解决只是迟早的事。对于我国的人学研究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去发现人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71.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2- 104.

[4] 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45.

[5]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6.

载于《北华大学学报》2004.5.P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