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文化的价值消解的悖论
西方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对一种东西必须重新进行考察，这种东西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不言自明的，而成为全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坚固基石，过去，对它人们如同相信基础对于大厦一样从不产生怀疑，今天，对它人们则如同面对没有基础的大厦一样总是产生怀疑，这种东西就是文化的价值。文化价值问题的产生是人类文化相当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人类所特有的反思特性，而人作为文化存在的本质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则揭示了关于文化价值问题的分歧根本上源于人们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分歧，文化的价值认同论和文化的价值消解论也正是对统一的人的本质不同把握的结果，它决定着人们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不同态度。
回顾人类文化哲学发展的理论史，我们可能找不到所谓文化的价值认同理论和文化的价值消解理论，但这却并不能表明在人类的文化哲学研究中并不存在这一悖论，这是因为无论是文化的价值认同论还是文化的价值消解论都不像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文化科学主义和文化人文主义那样有着显形的理论形态，因为它们一直都没有进入文化哲学的理论领域，而只是文化哲学的前理论，只是文化哲学的理论出发点，而不是文化哲学的理论本身。这一点与认识论中的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是极其象似的。尤其是对于文化的价值认同论由于文化价值看起来的不言而喻，因而人们就更少在文化价值的意义层面上对文化价值本身进行反思，反思文化价值的主体、反思文化价值的正意义与负意义、反思文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据等。事实上，我们在以往的理论世界中也确实找不到反思文化价值本身的理论，找到的只是对文化价值的形而下认识，文化价值的天然合理作为人类发展的预设真理在人类的思维之外牢固地统治着人类的思维，人们只是在文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毫无顾忌地从事着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其他一切人类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的前理论和理论出发点，作为其他一切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价值认同论体现的是人的文化本质和社会本质，它内含着人的发展就是人的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性的不断张扬的逻辑，从而把人的存在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存在，认为文化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是完全统一的，在人之外或在人之前不可能有文化，而在文化之外或在文化之前也不可能有人，对此，兰德曼的认识也许是深刻的：“如果没有人的实现，文化便不会存在，但没有文化，人就一无所有。这两者之间都有互相不能分离的作用。”[1]文化的价值认同论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就是把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想当然地归结为文化的发展，但并不对文化发展的价值置疑，认为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结果是人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文化的发展史，人们赋予文化发展以极大的热情和期望，相信人的自由一定会在文化的欣欣向荣中迎来灿烂的阳光。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和人发展的实质出发，对于文化的价值认同论给予了方向性的肯定，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2]。但人类在近代世界的成功发展使文化的价值认同论开始脱离人的世界而进入神的世界，培根在“知识就是力量”中完全肯定了文化的价值，笛卡尔则在“我思故我在”中怀疑一切，但唯独不怀疑文化，由培根和笛卡尔开启的近代世界在其以后的发展中走上了虽然旨在占有人的本质但实际上却越来越远离人的本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文化的发展似乎可以不考虑人的本质就可以实现人的本质，正是因为如此，文化获得了在人之外的独立存在，文化开始自己发展自己。人们对理性的信仰，文化力量的无穷性和文化发展至上性的原则使强制性力量在近代世界中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对世界和平具有消极影响的片面人性观，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非生态论的人类存在观等现代社会范式的形成，在这种现代社会范式中，人们坚信科学的力量可以决定一切，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隐藏在现代生活的竞争性背后的信条是：我可以通过打败别人的利益来实现我的利益！”[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不是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而是把自然作为人类的客体，并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完全认识自然并彻底战胜自然，从而使人完全从自然中解脱出来，并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具体到我们人本身，我们则片面地发展了人的神性，无限地信任人是理性的存在、知识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不断地追求人的理性、知识和文化的需求，结果使人的非理性、自然性，和本能等需求或是被忽略或是被压抑，这其实正是现代的禁欲主义。当然，德律兹和瓜塔里的概括也就是正确的：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的信码将残留的本能愿望和欲望最终逐出了意识。然而，“在后现代哲学家眼里，真正的主体，即本我（Id）或本能的欲望或无意识，是戴着荆冠的受苦受难的基督，但同时，它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叛逆者，在本质上是桀骜不驯的、颠覆的、反秩序的。”[4]作为文化的价值认同论悖论的文化的价值消解论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据。
任何企图象否定文化的价值认同论的理论存在那样，否定文化的价值消解论的理论存在的努力都必然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以往的理论中找到对这一否定的反证。文化的价值消解论与文化的价值认同论一样是以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为依据的，并同样旨在于人的自由，但所不同的是文化的价值消解论更侧重于人的本能，无意识和自然性的自由，因而，对于文化的价值消解论来说，文化的进步实质上不是人不断地获得自由，相反而是人不断地失去自由，文化上每一进步的获得，都只是意味着给人的自由重新套上一层厚重的束缚之网，文化与其说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勿宁说意味着更多的束缚，与其说意味着占有人性勿宁说意味着失去人性，文化不是人性自由的天堂，而是人性桎梏的地狱。“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5]“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6]中国古代老子和庄子的深刻与睿智使他们较早地意识到了文化存在的负意义，怀疑文化的价值并否定文化的价值，坚决反对外加于人的本性的任何规矩和准绳，反对智慧与文化，认为智慧和文化并不标志人的自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是泯灭人性和社会退化的体现，从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多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7]如果说老子和庄子还只是表现了文化的价值消解论的睿智的话，那么西方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则无论如何也可以成为文化的价值消解论的理论形态。他们大多都不在文化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而是在本能、无意识和自然性上来阐释人的存在，并以此作为他们文化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把文化看作是人的自由的“牢笼”和“囚室”，因而认为人的自由的获得不在于文化上的进步而在于人的本能、无意识和意志的解放，因为在他们的大多数看来，本能、意志、无意识以及自然性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例如，开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先河的唯意志主义就是从人的意志出发对人的自由的追寻，认为人的理性、知识“从它们的起源和实质来说，都完全是服从意志的”，指出“这世界的一面自始至终是表象，因为另一面自始至终是意志”[8]。这种作为人的本质和世界本质的意志对于叔本华来说是生存意志，而对于尼采来说则是权力意志，人的自由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理性和知识对于人的意志的束缚，当然，唯意志主义的任务就是摆脱理性和知识羁绊，使人充分实现和占有人的意志。而对当今人类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弗洛伊德主义则把人的深层意识——无意识作为人的本质，认为“无意识是精神生活的一般性基础。无意识是个较大的圆圈，它包括了‘意识’这个小圆圈：每一个意识都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原始阶段；而无意识虽然也许停留在那个原始阶段上，但却具有完全的精神功能，无意识乃是真正的‘精神实质’。” [9]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种精神实质是人的里比多意识，在阿德勒看来，精神实质则是人的“自卑情结”，而在霍妮那里精神实质则体现为寻求安全、解除焦虑的意识；对于弗洛伊德说来是“个人的无意识”，但对荣格说来则是“集体的无意识”。在弗洛伊德主义那里，无论这个精神实质是什么，他们都把文化、理性、社会环境等对这种深层意识的压抑看成是人失去自由和精神病态的根本原因，从而指出对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承认，乃是对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社会背景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因而在根本上是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感觉的主体完全代替了思维的主体，从而消解了思维的自动作用，而思维的接受性和被动的作用则彻底占了优势，结果是人成了单向度的物性化存在，“人在客观上和劳动的关系上都不表现为那个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结合于机器系统中的一个机器的部件。……随着劳动的逐步合理化和机械化，由于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少主动性，并且变得越来越被动消极，从而在劳动中他越来越缺乏自己的意志。”[10]这样，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发展使经济不再成为人争取自由的决定性因素，把人的意识和个性从资本主义物性化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还给人自身就成了革命的首要任务，因为革命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成熟，即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11]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理解的背后是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消解，即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异化，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的价值的否定和消解，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不是普遍的，而是具体的，因而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所内含的文化的价值消解论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却是具体而鲜明的，相对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消解论则显得更生动、更现实，但相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则影响并没有那么深远。后现代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社会背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的反动，但因其文化批判超越了阶级，超越了革命的范畴而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同时，也因为战后现代世界触目惊心的发展而更深入人心。今天，后现代主义已不再单纯是工业文化后的反思，而且更主要地已成为人们解构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思维范式，尽管后现代主义者还不能象现代主义者清晰地给人们一个现代主义那样给人们一个清晰的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消解现代文化范式的努力却是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文化范式的根据依然是人的本质，并且是真正自主的人，认为“对于人来说，人的形象不可能是外在于人的或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向每个个人提出任务，要求他们在自我解释与自我实现中使客观精神主体化”[12]。因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理性的神话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注定了现代乌托邦历史哲学企盼的结局，因为“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3]。于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化范式及其价值的怀疑与消解就是理所当然的，正如近代世界人们对神学的怀疑与消解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所蕴含的文化的价值消解论面向的是现代文化范式，是对理所当然的理性的消解，它的文化怀疑主义是现代理性专制的产物。总之，文化的价值消解论作为并不一贯的理论形态，它的影响却并非不一贯的，它本质上是相对论和怀疑主义的至亲，同时，它还是理性神话和科学专制的孪生兄弟。
人学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文化的价值消解悖论的实质是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它把原本人类文化的思维前提纳入到了人类文化自身的思维当中，对支撑整个人类文化大厦的文化合理性进行拷问，这样，有关人类文化的研究就深入到了文化研究的元层面。然而，对文化存在的元层面思考只有在人类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并出现异化的时候才有可能。人类的文化存在本质确证了文化存在的天然合理，而文化存在的天然合理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文化从不被质疑的发展，文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的神圣光芒照耀到了世界的所有角落，人、社会和自然的自然性存在似乎彻底地溶解在了文化的光芒之中，文化为人类创造的文明也似乎满足了每一个人占有自己本质的欲望。但遗憾的是，问题总是存在着它的另一面，彻底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彻底的失去，“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14]于是，文化也许就意味着异化的事实，近代人类文化的历史正体现着辩证法的伟大原则，文化在实现人的人化、社会的人化和自然的人化的同时，也使它们越来越成为人的异化存在，人类在彻底占有自然的同时也在彻底的失去自然，在文化的世界中，人生活得不是更自由，而是更痛苦，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承受文化所带来的各种威胁，如环境污染、粮食危机和核战争的威胁等，也不得不面对各种现代化疾病的缠绕，如癌症、疯牛病和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等，而且，每一个人也都感受到在快节奏的文化社会中他越来越不属于他自己，而沦为文化社会这部大机器的微不足道的部件。总之，在近代的文化世界里，我们看到的不都是阳光灿烂，同时还有淫雨霏霏，文化一方面在给我们带来无限福祉，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灾难，当我们回首反思，面对着文化的霏霏淫雨和无限灾难，当然也就无法陶醉于文化的神圣光芒，相信文化的天然合理，于是，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就开始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问题，而对文化价值的消解就成了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再者，合理性问题的时代也促使了文化的合理性问题的突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合理性成为问题的时代，它促使我们对一切问题的合理性进行审问，文化的合理性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审问的问题。近代世界打破了神学的神圣偶像之后建立起来的是科学与理性的神圣偶像，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充分肯定了人的科学与理性存在，自此以后，科学与理性就取代了神学成为统治人们的力量，它使人们除了对神学的一切问题怀疑之外就不再对任何问题进行怀疑，它也使人们相信可以在科学与理性中实现和占有自己的本质，于是，正如对神学的信仰消除了人们对现实一切问题的怀疑一样，科学与理性也同样通过对自身信仰的权威消解了人们关于问题的合理性意识，消解了人们关于问题的前提性思维，而只对问题本身感兴趣，这就体现为近代以来，科学的中心化和哲学的边缘化，人们对现实的形而下关怀和对现实的形而上遗忘。然而，当科学与理性并不能使人真正实现和占有人的本质的时候，它就遭受到了和它所取代的对象几乎完全相同的命运，后现代主义的无情诘难和现代主义的事实都提醒人们必须对科学与理性的前提进行质疑，合理性问题反映着人们对科学与理性信仰的权威失去之后的基本的思维状况，这与最初神学的神圣偶像被打倒之后的状况是一样的，在切入问题本身之前，就首先对问题的前提进行考察即首先考察问题的合理性。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其实就是在科学与理性的权威失去之后人们在总体上对人的科学与理性存在的反思。此外，文化的合理性问题还直接反映着人类形而上思维的特性。众所周知，在人类的科学思维中，人类的思维只对现实的问题本身感兴趣，即在科学的思维中，人们总是直接切入现实和经验的事实本身，直接切入人类的需要本身，至于这些事实和需要的形而上前提则是从来都在它们的思维之外的，因而，在现实中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对它们自身存在的前提进行追问，追问它们自身存在的本质，一旦它们的研究确定下来，那么它们的本质就成了确定无疑的事实，从此以后，人们便不再对科学的本质本身感兴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只有科学，而没有有关的科学学，具体地说，只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而没有有关的数学学、物理学学和化学学。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科学的发展决不会在对自身的追问中实现，而只能在对现实的和经验的事实的切入中不断生长。和科学的思维不同，哲学的思维有着完全相反的事实，哲学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对哲学自身的追问，因而，哲学思维的独特性就造成了在哲学的发展史上独特的现象。正如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始终充满着对人类思维的魔力一样，哲学的本质问题也始终让所有的哲学家兴奋不已，单是围绕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就足以构成整个人类哲学的大厦，哲学通常也正是在对哲学的本质问题追问的前提下不断的获得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发展就体现为有关哲学本质问题的发展。然而，表面上看起来，哲学的本质问题是有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但实际上，哲学的本质问题是有关“合理性的哲学”的问题，即哲学的合理性问题，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关于自身合理性问题的学说，当然，哲学思维的特性就体现为对自身合理性问题的追问和其他一切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追问。文化的合理性问题正是人类形而上思维特性的反映，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对文化的合理性和合理性的文化进行考察，即要求我们对文化的价值进行人学视域的考察。
文化合理性问题的突现并不能动摇我们关于文化的基本信念，它使我们仍然坚信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存在和人作为文化存在的本质。人类作为必然的文化存在这一事实决定了即便我们不为文化作任何的辩护也不可能消解文化的价值，因而，在总体上我们也就不必对文化的价值认同观念持有任何的异议，而为文化存在所作的哪怕是极少的辩护都会显得多余，文化不单是人类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而且它就是人类发展自身。然而，面对文化的价值消解观念对文化价值的质疑，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文化的价值作些多余的说明。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标识着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不同，对此，马克思作了深刻的说明，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因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5]这也即是说，动物的生命活动完全是自然的，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文化的，这种文化就体现为自由不断超越自觉的过程，体现为人不断实现和占有自身本质的过程，即人化的过程，它使人不断超越自然的存在而获得文化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文化才标征着人的真正本质。当然，就文化就是人化的实际来看，我们无法追问文化的价值，这和我们不可以在总体上追问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存在自身，文化是它自身的主体。然而，一旦文化获得了独立于人的存在形式，那么文化的主体也就脱离了自身，而对文化价值的追问也就从此开始。文化本质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对人的本体存在的确证和表达，因而，文化的价值主体最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人作为文化最终的价值主体就决定了我们对文化价值的考察只能从人的本体存在出发，而人在本质上作为文化的存在又决定了文化之于人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人的发展其实就源于人的文化存在，因为，正是人的文化存在才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使人成为自我意志和意识的存在，于是，人有了文明和文明的历史，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真正从动物界中解放出来，它不再象动物那样单纯靠身体的直接活动来进行生存技能的传授和学习，而是还可以通过积累起来的文明和文明的历史来获得生存知识，这种生存知识就不单包括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还包括人的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并且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人的活动是自我意志和意识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只有在文化的世界中才是存在的，人是发展的，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动物是进化的，因为动物是自然的存在，所以，动物不知道自己的本质也就不知道去实现自己的本质，当然也就无法超越自身的现实本质，它的命运只能决定于它的自然，而人则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并不断地去实现和占有自己的本质，于是人就体现为超越现实的存在，他的命运实际上也就往往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使人不断超越现实的存在而获得本质的存在，不断超越现实的自觉而获得理想的自由。同时，文化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武器，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生物都有它赖以生存的特种武器，或者是锋利的爪牙，或者是无比的毒液，而人类赖以生存的特种武器就是文化，因为，在实际的生活中，“文化是人类为生存而利用地球资源的超机体的有效方法，”[16]我们不难想象没有文化我们与黑熊争夺山洞的结果，也不难想象寒冬与酷暑会意味着什么，因而，就文化是人赖以生存的特种武器而言，它的价值正在于人最基本的生存。
文化价值的不言而喻铸就了人们对于文化价值认同观念的坚定信仰，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无视文化价值消解观念的存在，因为我们不能无视人类文化的异化事实。尽管我们不会坚持文化的价值消解观念，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文化价值消解观念的人学价值。它至少在两个方面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文化的价值消解观念揭示了人类文化中异化的事实。异化源于德国古典哲学Eetfremdung，黑格尔指的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即“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向自己的对立物转化，分裂出与自身相对立并制约自身的外在力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过程中，用以表达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和颠倒，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的异化根本上是劳动异化，从而找到了异化在人类社会中的根源。异化在其实质上也是文化，因为它同样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体现，表达着人由自觉向自由的超越，只是这种文化片面理解了人的本质，于是也就成了异化的文化。这种异化的文化通常只是表达了人的自由本质即人的文化存在，而忽略了人的自觉本质即人的自然存在，结果忘记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的事实，企图把人变成神圣的存在，变成完全自由的存在，这样，异化文化就不使人感到更幸福，而是感到更痛苦，不是感到更自由，而是感到更束缚。文化的价值消解观念揭示的正是这种文化异化的事实，消解的正是这种异化的文化。第二，文化的价值消解观念意识到了人的非文化存在，即人的自然存在和非理性存在，揭示了现代文化对人的自然存在和非理性存在的遗忘和桎梏，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拯救了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现代文化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文化，它高举科学与理性的大旗，坚持人的理性本质，因而，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认识论中，现代文化都消解了人的自然存在和非理性存在，消解了人的本能和潜意识，消解了人的精神、意志和自由，现代文化坚信人的本质只能在科学与理性的追求中最终获得。但现代文化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是显而易见的，而现代文化的实践给人类自身套上的种种枷锁也是有目共睹的，西方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消解观念反思了现代文化对人的本质的片面占有，突显了人的自然存在和非理性存在，高扬了人的本能、潜意识、精神和意志，在总体上把握了人的自由本质，如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把人看成意志的存在，弗罗伊德和荣格把人看成是本能和潜意识的存在，由此看来，和现代文化对人的自觉本质理解相反，文化的价值消解观念则理解了人的自由本质，尽管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人的全面本质，但它却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并帮助我们真正占有人的本质。
总而言之，人学的文化价值观从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开始，坚持文化价值认同的总体方向，关注文化价值消解观念的现实意义，倡导积极文化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人的自由本质对自觉本质的超越，以真正实现和占有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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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长白学刊》2001.4.P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