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维悖论

人类历史在近代世界最大的成功可能就在于现代科学的诞生，而现代科学的诞生同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在近代世界最大的失败，现代科学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同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一样引人注目，科学在为自身挣得无尚荣耀的同时，无疑也使自身的存在再也得不到毫无疑义的肯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的声誉坏到了极点，对科学任何牢固的信仰都开始动摇。现代科学的诞生过程实质上是科学作为一个文化门类从文化中独立出来，并由于其对自身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完全信仰，而且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实现了这种信仰而与其他人类文化门类分裂对立的过程。“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1]它使文化科学主义与文化人文主义公然成为分裂对立的两大基本阵营，对此卡西尔的叙述也许是准确的：自歌德和黑格尔逝世以来的百年间，哲学和科学的内在危机日益表面化了，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只知道思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关系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一危机。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早就存在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中的，但作为一种主义的科学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科学在近代人类文化发展中获得独立形式并不断进步的结果，它标志着科学世界观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即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不仅完全占据了科学本身，而且牢牢掌握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以致我们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外根本无法想象人类文化的存在。其实，科学一开始是文化的存在，它与人的人文精神一道确证着人的有机性存在，不仅表现为形式上与哲学、宗教、艺术的浑然一体，几乎每一个科学家同时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更主要的是内容上与人的存在的统一，人文精神始终都是科学的追求，在古希腊人们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研究。如赫拉克里特关于宇宙本质和规律的“逻各斯”，一方面固然是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描述，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与此相类，毕达哥拉斯的“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及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等无不在探索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中因其关怀着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体现着人文精神。在这一时期，任何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什么科学都不例外。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分工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展开，原本统一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出现了分裂，从此，统一存在的人被一分为二，科学因其形而下关怀在人类实用精神的鼓舞下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需要而突飞猛进，与此同时，科学的强大力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也确确实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似乎在科学的迅猛发展中找到了通向光明的平坦大道，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蓬勃朝气中喷薄而出，科学主义正是在这里动身开始逐步迈向自己在近代人类文化中的统治地位的，但也是在这里为自己掘下了无法解脱的陷井。科学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科学的人本体，“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本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征，”^[2]人的科学精神由此背弃人文精神而发展成为科学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不再感兴趣了，人和主观性被看成是科学研究的最大敌人，科学完全变成了纯粹客观的与人无涉的自然性存在，科学研究变成了完全中立的自明的被给予性，科学似乎自己就可以进行研究，而科学的意义似乎也只在于科学本身。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裁判全部文化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而，科学主义在实质上是源自于笛卡尔的基础主义，它坚持科学的方法是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科学是人类全部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一切知识的科学化中解决，客观主义必须成为人类任何文化存在的基本原则，经验和实证则应该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确定性和自明性应是人类文化的标准，并且科学的发展必然最后消解人类文化的其它门类，这是因为：哲学、宗教、伦理等的存在只是科学没有获得发展的结果，“人类总是倾向于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时就作出答案”，因此，“当科学解释由于当时的知识不足以获致正确概括而失败时，想象就代替了它，提出了一类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3]事实上，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主义不仅影响着人类有关客观存在的研究，而且也牢固地确立了它在人类其它理论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和在人类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不但我们很难发现没有科学主义痕迹的人类理论研究，而且也很难发现没有科学主义痕迹的人类日常生活领域，就“科学”这一概念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和客观性作为人们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两个简单的事实就足可以充分说明科学主义的霸主地位。

然而，“认为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天真地信任理性，因为他们轻率地没有意识到感情的力量、社会条件的力量和传统的力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发现这些值得强调的力量并不只是遗留给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4]科学主义的长期统治地位并没有在实际上彻底消灭它的敌对者，人文主义即便是在科学最为受宠的时期也仍然坚持了自身的存在，而科学主义的日暮途穷迎来的正是人文主义的旭日东升。人文主义作为人类人文精神的极端形式相对于科学主义来说具有更长的历史，它最初是作为神学主义的埋葬者出现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原始状态的统一并没有能够确证人的本体存在，相反，人的本体存在被外化为神的存在，结果是神而不是人成了人类自身的存在，神成了人类理解世界与理解自身的终极原因，这当然对于人类最初的生存与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减轻了被压迫生灵的痛苦感受，“无情世界的感情”安抚了人类痛苦的心灵，幻想的假解释满足了人类普遍性寻求的冲动。然而，痛苦感的减轻并不能消灭真正的痛苦，心灵的安抚也不能消解世界的无情，幻想的假解释终究要被现实发展的真原因所揭穿，于是，神学的批判与人本体的还原就统一成为文艺复兴的主题，实质上是人类人文精神的复归，当然，如果把这里的人文精神单纯地理解为人文主义，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之后科学的迅速发展这一事实。实际上，科学精神的追求真理为之奋斗的求真精神；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求实精神；以科学成果造福人类的求善精神；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求美精神也正是在文艺复兴中获得新生，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文艺复兴不仅是人文精神的复兴，而且也是科学精神的复兴。真正的文化人文主义当属近代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以科学主义的敌对者存在的，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康德主义，并可追溯到贝克莱、休谟、维科、赫尔德和康德，贝克莱和休谟首先对科学的原则和前提进行了批判和质疑，维科在其《新科学》中提出人类世界是由人创造的观点，认为：世俗社会的世界必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则就应当到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变易中去寻找。赫尔德则在其《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主张不仅要对人类外在的历史进行考察，而且要对作为人类完美性的精髓的人性的历史进行考察，以寻找人类精神的依归，康德干脆把文化仅仅看成是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的内在性因素以区别于具有客观性的文明。可惜的是科学主义的强大力量吞没了它们闪烁的光茫，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忽略它们的历史意义，正是它们的历史继承者高扬起了人文主义的大旗，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以对文化价值的探究重振形而上学的雄风；狄尔泰突出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并强调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和历史性；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强调人的情感和意志从而开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先河；弗罗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更是把人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对于当今和者甚众的后现代主义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不把它看成是人文主义的体现。与科学主义片面发展人的科学本体不同，人文主义则是从反面发展了人的人文本体，从坚持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认为“人并不只是旁观者，他按他的本份就是世界秩序的创造者” ^[5]，而科学本质上不过是发现世界的秩序和形式，因而在本质上不仅主张人是一切人类文化的根据，是一切人类文化的追求，任何人类文化的价值都只能存在于对于人的关切中，从而批判了科学主义只见事实的思想造成了只见事实的科学的不关心人的状态，而且，在认识上同样也突出了人的情感、意志、自由和追求的价值，“认为事物并非就是一个让现实自己印到我们心上的问题。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只有在它们适合于有关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课题本质的整个观念情境和前提时，才能成为知识。”^[6]这样，在人文主义看来，认识就不单纯是一个客观的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当然，这就如同注定胡塞尔最初企图建立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失败一样，也就注定了任何企图建立严格科学的科学的努力不是最终走向失败就是最终走向人类的灾难。“在作为自然的世界中有着永恒的真理；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有着一个永远变化的真实。”^[7]人类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世界，人不单不能单纯地追求永恒的真理，而且也不能去客观地追求真理，真理不同于自然总是客观地存在着那样而总是主观地存在着，即属人地存在着，因为“事实的意义必须从生活本身的最深刻的基础中去探寻”。总之，在人文主义者那里，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人，当然由于以往的人文主义者还没有真正地理解人，理解人的本质，不知道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劳作”（work），因而，人在人文主义者那里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天使。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文化的人学批判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前提性思维悖论几乎影响着人类所有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自近代以来它们以相互对立的形式不断地争夺人类思想的领地。尽管在总体上我们可以勉强地把他们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与斗争，但实际上，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中他们具体地体现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与斗争。然而，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经验论和唯理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立斗争的历史，我们就会认识到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因为它们是不知道全面的人的本质的，人在它们那里只是单面性的存在，当然，它们任何为实现人的本质所做的努力都只能使人更加远离人的本质，这一点人类近现代化的历史已给我们作了最好的说明。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8]结果就必然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统一。

事实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统一也一直是照耀以往思想家的灿烂光芒，但由于以往的思想家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他们或者只知道人的现实，把人归结为经验的存在，或者只知道人的理想，把人归结为超验的存在，当然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统一也就不能在他们的思想中开花结果。这样，只有在马克思真正解读了人的全面本质之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才获得了统一的人学维度。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9]。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和自觉同是构成人的全面本质的基本维度，只有二者的对立和统一才能真正确证人的本质。这也就是说，人不单是现实的存在而且还是理想的存在，不单是经验的存在，而且还是超验的存在，不单是理性的存在而且还是感性的存在，在其本质上人就不单体现为自觉的存在而且还体现为自由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我们只有从自由和自觉这两种维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全面本质，对自由和自觉任何一种维度的遗忘都只能导致对人的片面理解，从而陷入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自由与必然悖论的泥潭。自觉作为人的存在维度，体现着人的现实性和生命本质，它使人处于经验的、科学的和物质性的存在之中，处于现实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同样，自觉作为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的体现使人的存在不同于神的存在，从而使人从天上回到了地上，由神学王国进入到了科学王国，因为在神学的世界中，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没有任何现实性可言的，因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就只有信仰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信仰，当然我们也就只有在思想和信仰中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在现实和科学中把握人的存在。于是，只有当自觉把我们带入到科学王国和人学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理解我们人类自身，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建立起有关人的科学而不是有关人的神学，才能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象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我们人类自己和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与自觉的存在维度相反，自由作为人的存在之维，体现着人的理想性和超生命本质，它使人处于超验的、神学的和精神性的存在之中，它是使人类不断超越现实性的存在而占有人的本质的力量，也正是因为人类存在的自由之维才使人在本质上和动物划清了界限，从而成为真正人的存在，即在人学的世界中，“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它是人类历史之谜的解答。而在自然的世界中，只有必然没有自由，只有科学没有神学，尽管看起来拥有无限生机，但实际上却是一片死寂，因为在自然的世界中虽然有万千生命的存在，但却没有一种有创造性的生命，没有一种懂得对自由追求的生命，既没有畏惧死亡的烦恼，也没有摆脱痛苦的痛苦，它们都只是按着本性和本能存在着，而不能逃离自然界的厄运。由是，我们已可以看出没有自觉的世界是神学的世界，而没有自由的世界则是属于自然的世界，只有自觉和自由统一的世界才是真正人的世界。

科学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前提性思维，直接地表现为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结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12]科学的繁荣带来了科学思维方式的繁荣，以致于人们在科学化的思维方式之外根本不愿意承认其他思维方式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化的思维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也确实实现了人的本质，于是就超越了科学自身的界限而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文化科学主义的诞生正是成功的科学的反映，它使我们不单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科学的世界，而且也使我们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生活的世界。但是，如果只是把科学主义的繁荣看成是近代科学成功的产物，虽然直接和明了，却无法说明科学主义文化的深层根基，因为在本质上讲，科学主义文化恰恰是近代人类把握和实现人的本质的结果，当然这种把握和实现是片面的和单向度的。中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人文主义的复兴，倒勿宁说是科学主义的复兴，事实也正是，它更主要地为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之后近几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涌现出了无数的科学天才及其惊人的科学辉煌，培根的实验、笛卡尔的解析、牛顿的力学、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现、核能的开发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多利羊的诞生等任何一项都足以使人类陶醉于人类科学的灵光，而这一点也只有在我们真正理解了辩证法的实质之后，才会认识到它正是人类发展历史的必然体现。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事物总是在否定中向前发展，人类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也同样体现着辩证法的这一基本原则。在人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人的神学存在否定了最初人的自然存在，在此以后，人们一直在神学的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认为宗教创造了人，因而也只有在神学的世界中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占有人的本质，但是，人们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的结果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于是，“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像，只去寻找非人了。”^[13]一旦人们认识到了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人的世俗存在就否定了人的宗教存在，人的科学存在就否定了人的神学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在世俗的生活和科学的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和占有人的本质，科学主义正是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们把握的人的本质和占有的人的本质，它从现实的人的存在入手，把人看作是现实性的存在，认为只有在对现实的自觉中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和实现人的本质，而对人的现实的自觉是必须由科学来完成的，这样，就推动了科学在近现代人类社会中独步一时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同时，人的本质的自觉之维也在科学的突飞猛进中充分实现，在经验、实证、理性和科学之中人类也似乎自觉到了人类存在的一切现实，从而人也似乎充分占有了人的本质。但科学主义终究没能使人占有人的本质，因其对人的本质的自由之维的失落而不能关注人的超验、感性和精神存在，以致于科学主义对人类存在现实的自觉成了一种无主体的自觉，科学主义也因而在占有人的本质中远离了人的本质。

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灾难和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反思在实际上宣告了科学主义的终结，这似乎为科学主义的敌对者人文主义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和科学主义一样，人文主义也是对人的本质的单向理解和占有，所不同的是它抓着了为科学主义所失落的人的本质的自由之维而不是人的本质的自觉之维，并且因其对自觉之维的失落而抓着的或是人的自然性自由和本性自由，如叔本华、弗洛伊德；或是人的思想性自由和虚无性自由，如尼采、萨特。人文主义作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类前提性思维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产物，它更加直接地反映着人类对人的本质的占有。人文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人从自然的存在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认为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自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确证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因而，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且人类也只有在对自身的认识中才能真正理解自然，从而使自然成为人的自然，即实现自然的人化。其实，这一点不仅是人文主义的始终关怀，而且它也是科学主义的深层依据，只不过科学主义往往在对现实自然的自觉中失却了对其终极价值的追求，从而造成了科学无人则盲的现代化灾难，由是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坚持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无非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利益” ^[14]，是对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后人与自然正义关系的正确表达。但是人文主义因不能在实践中全面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的本质的自由和自觉的统一关系，也就不能理解人的现实存在和社会存在，当然也就不知道“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15]于是，人文主义在近代的努力也就无法完成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也就无法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相反，和科学主义一样使自然越来越成为非人的存在。人文主义所造成的自然的非人存在根本上可归结为人文主义在占有人的本质过程中对人的本质的丢失。人文主义从人的文化存在出发坚持了人的本质的自由维度，认为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实际上就体现为人对自由的占有，体现为人的文化即人的人化，自由和对自由永无止境的追求是人的本质的规定，它使人在本质上和自然的存在区别开来，人与自然的现实存在不同，不单是现实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理想的存在，自然仅只生存在现实中而只有生命本质，因而，对自然的理解就只能在现实的存在中进行；人则是生活在历史、现实和未来，这样，人就有了超生命本质，当然，单纯在现实的存在中就无法真正理解和实现人的本质，它必须在人自身的情感、意志、欲念和精神中实现。在这里，人文主义看到了人的本体的自由维度在人的人化中的实际作用，揭示了人的情感、意志、欲念和精神是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觉和实现自由的真正力量。然而，科学主义因为无自由而盲，人文主义则因为无自觉而虚，人文主义因为不了解人的物质性存在或无视人的自觉的现实，也就无法真正找到超越自觉占有自由的物质力量，结果或是更加远离自由，或是陶醉于思想中的自由。

我们的问题进行到这里，结论已然十分明显，科学主义因为失却人的本质的自由之维而盲，人文主义则因为失却人的本质的自觉之维而虚，它们各执一端把本质上统一的文化本体分裂开来，以致于在占有人的本质的企图中最终失却了人的本质，因而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因无法真正实现人的本质而不得不终结在人学文化的面前。人学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的反映，是自由与自觉、主观与客观、经验与超验、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这种人学文化决定了在实现和占有人的本质的具体实践中，“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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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科技大学学报》2003.5.P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