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本质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对其理解如何直接关涉着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实践理念和“斯芬克斯之谜”所揭示的问题一样，始终处在人类认识视野的显耀位置。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实践理念的理解也大相径庭、结论殊异。当代实践理念是近代科学与人文严重分裂与对立的科学主义实践理念逻辑运演的结果，这种传统实践理念的科学主义情结使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实践最无情地摧残着人类自身，使人类处在历史空前的实践灾难与危机之中，这样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最残酷地剥夺了人的存在，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却丧失了人的真正本质。在这世纪之交、千年轮回的解构大潮中，对传统实践理念的解构理所当然也就应该成为人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理论观照，在对传统实践理念的解构中实现实践本质的人学还原，建构人学的实践理念，使实践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方式。
一、实践理念的历史嬗变
实践本质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人们对它的理解是与人自身的发展完全一致的。最初，人处于一种自在的未分化的本体状态，人与非人、个体与类、自我与对象等都处于原始的统一当中，甚至非人占有着人，群体掌握着个体，对象统治着自我，人和非人一样是完全自然地存在着，并没有把自身从自然的存在中高扬出来，当然，科学与人文精神也是原始的熔铸在一起，具体的表现就是哲学、宗教、艺术、数学、物理、化学等的浑然一体；人类生存方式上的群体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的群体性文化以及生产方式上自然的农业生产。这一时期的实践理念正是人自在的未分化的本体状态的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本身就是实践的目的，因而他把实践规定为本身就是目的的生活实践，生活实践化的实践观正体现着生产与生活的统一，体现着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与人自身的高度统一，实践的追求是人而不是人之外的任何存在，这也就是说，实践首先是为人的实践。然而，未经充分分化的本体难以真正实现人的自我本体，当然，这种人的未分化的本体实践观，虽然与人的本体存在完全一致，但是却不能达到实践的真正内涵，它对人本质的追求充满激情而又苍白无力，最终随着人的本体的分化，这种实践观也就无疾而终。近代传统的实践理念是随着人的本体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产生的。经过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人开始从自然的存在中分离出来，主体性确立了自身相对于自然存在的优先性，科学也随着人的主体性高扬而获得了空前的生存论意义，以其独一无二的地位成为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强大武器。首先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实验对人类生存重大价值的是培根，他以“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精神，强调科学在人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人类改造自然界提供了锐利无比的工具。在这科学与人文分裂的第一次较量中，人文精神取得了绝对的弱势，而科学精神则彻底占了上风，由此人的本体分化后的实践理念完全处于科学精神的笼罩之中。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实践理念开始远离人的自身存在，获得了客观的特质，人们只是从客体的和直观的方面去理解，强调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外向性，而完全忽略了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向性即实践的自身目的性。实践理念抛弃了古老的人本内含而为生产劳动所取代。康德强调实践的目的是探求和实现人的意志自由所需要的东西，确定了实践客体化的方向。费希特第一次把实践确定为以物质为对象的生产劳动，突出实践对人自身之外自然界的改造功能，从而使实践理念成为改造自然界的纯粹工具，失去了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生存论意义。黑格尔关于实践理念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观念的实践活动”，尽管意识到了实践的人本本质和实践的主体性，提出“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1]，但在科学与理性高扬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实践的人本还原。他所主倡的仍然是实践对现存外在世界规定的否定，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并提出了劳动的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实践理念的认识中，尽管有康德和费尔巴哈注意到了实践的伦理意义，但这都并没有能够克服近代传统实践理念的外在功利性。正是这种片面外在功利化的实践理念使人的活动脱离了人本身，把物质的生产从人的生活世界中提升出来并超越人的生活世界，只追求外在世界的改变不追求人的自身生活，只追求实践的科学不追求实践的人文，人在人的存在方式中被彻底消解，体现在人的生活方式的个体化、文化形态的主体化和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这种实践理念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物质方面确实极大地实现了人的本质，但在更多方面却极大地否定着人的本质。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粮食质量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的出现与恶化无不与传统实践理念有着极大的缘源，然而，最终的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
二、实践理念的人学还原
传统实践理念是人的本体分化后，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产物，它体现的是科学主义的实践理念，具有深厚浓重的科学主义情结。伴随着科学主义精神的日暮途穷与人文精神的高扬，是人由本体的分化向本体统一的复归，这正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辩证精神的体现。科学走下了神圣万能的圣坛，人文也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恢复昔日的霞光异彩，和科学一道成为人的本体存在。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划分使人的本体分裂突现出来，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费希特都企图实现人的这种本体分裂的统一，但因为没有发现实践在主体和客体、自我和对象、本质和现象取得统一中的独特意义，黑格尔只好用“绝对精神”这样一个抽象先验的观念来还原客体和对象，费希特也只是用“自我”的独特性来统一客体，这样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希特都因为没有意识到实践的人学本质而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体分裂的统一。尽管费尔巴哈把视点转移到了人，但是人在费尔巴哈那里也不过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与动物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的存在，同时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因而费尔巴哈的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2]的实践，结果恢复的仍然是人的片面本体即人的自然本体。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真正发现了实践的人学本质，从而找到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现象与本质统一的现实路径，把实践看成人的真正存在，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这里的生产实际上正是人的存在方式，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因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4]由此，马克思在实现实践本质的人学还原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权威，当然实践的观点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也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为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理念的人学内涵是根基于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这一实践本质基础之上的，因而要实现实践本质的人学还原，首先就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可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清理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6]两位富于睿智的思想家尽管在表达的方式上不同，但都敏锐而深刻地说明了人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实践，反过来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这两者就是这样互相诠释的。由是我们可以发现实践理念的人学内涵，也是实践理念的精要，如果没有了这一内涵，那么实践就会失去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即实践的意义就是实践本身，或者说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实践这一存在中，并不必然要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功利性。人是实践的人，实践是人的实践，实践除了为人这一本质功能外，外在或内在的功利性，只能被看作是实践并非必然的结果。我们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R?罗蒂的话也许能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在《后哲学文化》中指出“人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休息，而是更丰富、更好的人类活动。我们应该认为，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多有趣的事，变成更加有趣的人，而不是走向一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7]从实践的这一人学本质出发，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并非人的所有行为都必然有其物质性的结果，也才有可能理解人的许多“毫无意义”的行为，马克思关于在共产主义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与享受的天才发现才有其现实的人性基础。这正如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样，既然我们不能追寻运动在物质之外的功利性，不能把何种运动看作是本质的运动而否定其他形式的运动，自然，我们也不能追寻实践作为人存在方式之外的功利，也不能因为体系的要求只把具有物质功利性的特种实践形式看作实践。运动不在运动之外，形式与内容是完全统一的，同样，实践也不在实践之外。到此人学的实践理念就可以解构传统实践理念的外在功利性与纯粹客观性，解构传统实践理念所谓改造和征服客观物质世界的功能，解构传统实践理念只在认识论领域存在而不能上升为本体的人的缺失状态，确定自身的内涵。
人学实践观应该是展现人的全面本质与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本质与需要的统一，是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是自我和非我的统一，是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人的本体经过主观和客观的分裂与对立后重新统一的存在方式的确证。其总的特征就是实践作为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就在实践之中，实践之外没有实践。在展现与实现人的全面本质与需要的本体存在中，展现则是实践最本源、最重要的内含，实现应该是以展现为前提的。因为人通过实践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各方面本质展现出来从而获得生存，展现本质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展现本质就是人的实践过程。“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8]，故而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的本质的展现，当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没有人的生存。传统的实践观所谓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理解只强调实践的客观效果，恰恰忽略了最根本的实践过程本身，是实践的头脚倒置，理解的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而不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因而只是认识论领域的实践观还无法进入到本体论领域，而人的本质的展现是实现的基础，并且贯穿于人的本质的实现全过程，展现发自于内，而实现来自于外，因而传统的实践观只不过是没有本体的实践观的片面。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消解人自身的存在。
三、实践形式的人学理解
传统实践形式的理解是对传统实践观的进一步诠释，由于传统实践观的片面性，传统实践形式的理解自然也不是全部的，不能全面地说明人学实践观。具体说来，表现为经验对超验的消解；客观性对主观性的消解；物质对精神的消解；现实对本质的消解。因而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人学的实践观，我们就有必要对实践的形式进行再认识。
弗洛姆把人的生存方式按照占有还是生存划分为两种，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与世界的关系是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其中包括自己都变为我的占有物。”[9]在重生存的方式中，“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和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10]在此我们也把人学实践划分为占有性实践和生存性实践两种基本形式，其中前者又包含物质占有性的实践和精神占有性的实践，而后者又包含娱乐性的自觉实践和生存性的自在实践。
占有性实践和生存性实践这两大基本实践形式表征着人的科学和人文的本体存在，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的全部图景。所谓占有性实践就是指人类具有明确而坚定的外在或内在、物质或精神功利性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外在客观物质世界规定和内在主观精神世界存在状态的探索和改造，采取的方式就是直接的否定，工具是科学与理性，从而使客观的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变成合目的性的存在，这是一个自然的人化过程。其中物质占有性实践主要是以客观物质世界为活动对象，旨在探索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使其人化的过程。传统实践形式划分中的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等所谓实践的基本形式都属于这一实践形式。而精神占有性实践主要是以主观精神世界为客体，旨在探索和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人类活动，这是一个人的人化过程，它包括了传统实践形式中的艺术实践、教育实践、文学实践等。传统的实践观基本上是一种占有性实践，确证的是人的科学本体。
所谓生存性实践就是指人类没有对内的主观精神世界和对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否定的功利性，人的生存所必然伴随的人的自在性活动。“人的需要最基本的、最强烈的、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11]生存性实践的意义就在实践本身，它是人的人文本体的存在，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意志和自由，与占有性实践相比它的意义不在客观的结果而在过程本身，并且实践本身不追求对象的变化，是更加纯粹的人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实现，在弗罗伊德看来，是人潜意识的实现。其中娱乐性的自觉实践是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在这种行为中，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尊重的本质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当然在娱乐性的自觉实践中也会伴随着人的占有性本质的实现，但占有并非这一实践的真正追求，而生存或存在着才是其根本，诸如旅游、观光、聚会、游戏等都是娱乐性自觉实践的具体形态。而生存性的自在实践则是人的生存中处于无意识状态或者在进行其他实践行为时所发生的与其他实践行为没有任何联系的行为，它与其它实践一样，同样是人的本质的展现，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又不能归属于其他实践，它与娱乐性的自觉实践相比，意义更不在本身之外。如工作或学习时伴随着思考等在无意识中所发生的行为，它是人的最原始的本质的展现，是最没有“意义”而又同其他实践形式一样重要的实践形式。
占有性实践与生存性实践并存于人的存在并在确证人的存在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占有性实践同时也往往具有生存性实践的意义，而生存性实践却与占有性实践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同时占有性实践也不断地向生存性实践转变，“随着经验的固定，这一过程就使具有意识的行动不断地成为自发的意识的活动。正是由此使开始时的意识逐渐转化为一种不再是意识的东西，成为日常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12]，这就是人的日常生活不断从自觉走向自在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不断从实现走向展现的过程。
以人学实践观解构传统实践观，正确理解人的存在即实践根本上是人的本质的展现而非实现，这才能消解传统实践观在实现人的本质过程中所造成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的分裂与对立，才能消解传统实践观重占有轻生存的片面，才能消解高举人学大旗而对人最彻底的驱逐，使实践真正成为人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3.
[2][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18.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8.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52-53.
[7] 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84-85.
[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
[9][10] 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北京:三联书店，1988.29,23.
[11] 戈布尔.第三次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0.
[12] 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6.
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2.5.P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