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怀疑论作为“一种有教养的意识”，[1]（P110）因其独特的理论魅力而始终凝聚着众多思想流派及其思想家的智慧，从最早的智者学派、怀疑派和学园派，到近现代的理性派与经验派，再到最近我们正在经受着的后现代主义；从最早的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皮浪、阿尔克西劳、卡尔内亚德和塞克斯都，到近代的蒙田、笛卡尔、休谟和康德，再到最近而影响巨大的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罗蒂和利奥塔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怀疑论的视野似乎并无多大差异，人们如此坚信怀疑论的认识论本质，以致于认识论成了人们研究怀疑论最无需怀疑的坚固阈限，这样在认识论的视野内，怀疑论在实际上就被作为“科学方法的怀疑”来研究，作为人类认识辩证法的构成来研究，认为怀疑“作为哲学概念，则是指一切皆须从怀疑开始的研究途径和方法。”[2]（P149）结果是意图为怀疑论所作的辩护最后在实际上成了为“科学方法的怀疑”所作的辩护，怀疑论被等同为科学方法的怀疑，怀疑论的意义被限定为人类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怀疑论的根源只在于人类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人类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这种认识论视野的现有研究状况主要体现为以下关于怀疑论并无疑意的共识。
在怀疑论的积极作用方面，从怀疑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作用的”[3]（P221）这一前提出发，避开古希腊怀疑论的“怀疑一切”和“举棋不定”、“悬而不决”以求得宁静的生存态度，以近代笛卡尔、休谟和康德哲学怀疑论的非怀疑目的为根据，把怀疑论理解为科学方法的怀疑而研究怀疑论对于人类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于是，怀疑论的积极意义就以人类认识辩证法构成的否定性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批判解构的作用。即人类新认识的产生总要以破除旧有的传统和教条为前提，敢于挑战旧有的权威，敢于怀疑既成的甚至是自明的结论，并善于在最不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而怀疑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正起着这样的作用，它把人们从各种独断的教条和权威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从而为新认识、新理论的诞生清扫好地盘，古希腊的怀疑派是如此，它作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独断论的阴影”[4]（P124）打破其独断，首次确立了自我意识的地位；近代培根、笛卡尔的怀疑也是如此，它清除了经院哲学及其以后基督教神学的神圣形象，确立了理性与经验的权威；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同样则宣布了近代理性与科学主义上帝的死亡，复活了本真的人之存在。怀疑的这种认识作用尽管在实践上总是被人们所遗忘，但在理论上的自觉和自明已有太多思想家的论述和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解释血液运动的灵气说到血液循环理论，从上帝创世说到生物进化论等无不实证着“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3]（P233）其次是彰显传统理论的悖论和矛盾的作用。理论既已经形成就易于陷入理论的独断，怀疑论的产生就总是以克服理论独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独断论以非此即彼的思维为前提，坚持不是A，则必是非A，A与非A两者只能有一种说法为真。然而具体的存在及其理论似乎并非如此，它“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5]（P101）这也就是说，独断论的任何独断都必然表现为对存在的远离。而“怀疑论是一切确定的东西的辩证法。在一切对于真理的观念中，我们可以指出有限性来，因为它们之中包含着一种否定，因而也就包含着一种矛盾。”[1]（P107）高尔吉亚关于“无物存在、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的三个怀疑论原则彰显的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符合真理论的悖论及矛盾，而休谟的怀疑论则既是近代经验派理论的彻底化，同时也是经验派理论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超经验存在无能为力之矛盾的彰显。第三是提出新问题，推动人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作用。相对于怀疑论的批判解构价值来说，这是怀疑论对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建构作用，它是人类新认识和科学新发展的起点。因为在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中提出新问题实际上就意味着提出了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新对象和新领域，而且要真正提出一个新问题，这需要有真正创造性的想象力，它“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6]（P66）怀疑论尤如苏格拉底永不疲倦的追问，它迫使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不断地深入到理论自身的前提，要想确证自身理论的确定性与可靠性，就必须确证理论自身前提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人们已经熟知休谟的怀疑论对康德哲学的建构意义，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高尔吉亚的三个怀疑论原则，就会发现其中所内含的整个西方哲学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再到现代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这一逻辑就是一步一步解决高尔吉亚问题的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哲学家R·H·Popkin说：怀疑主义有助于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形成。“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怀疑；由怀疑而发为思考，这引向问题的解答。”[7]（P38）而这一切说明的正是怀疑论通过提出新问题推动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在怀疑论的根源方面，认识论视野的研究主要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从认识主体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经验的相对性，也即感觉的相对性，这是无论古希腊的怀疑论还是近代笛卡尔、休谟等怀疑论的主要判据。如表现为白的东西，害黄疸病的人则看成是黄的以及毒人参有毒但却可以有人服下重重一剂毒人参而不受损害就是古代怀疑论反对独断论的最好例据。感觉的相对性消解了永恒与必然的基础，为怀疑论提供了直观的判据，当然，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并非近亲，因为相对主义用感觉的相对性来肯定一切，而怀疑论则是通过感觉的相对性来否定一切。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理性能力对于非经验世界之无能为力。在休谟看来“我们的心灵自身是狭小偏窄的，我们无法使我们的概念扩展到能同自然的变化和范围相匹敌的地步，”[8]（P168）因而人类的心智“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9]（P15）经验就是人类理解的界限。塞克斯都在《反逻辑学家》第二卷中用一个比方也同样说明了人类理智对于自在世界之无能为力，他把那些探究非显明之物的人比作在黑暗中向目标射箭的人，结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可能击中目标，另一个人可能没击中，但哪个击中，哪个没击中是不得而知的，塞克斯都以此说明探究的对象远离显明之域，真理也几乎是深藏在黑暗的底层，因而尽管许多论证向它进发，但究竟哪个论证与之一致，哪个不一致，是不被知晓的。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古代怀疑论还是近代的休谟都把人类的认识限制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康德对休谟问题解决的意图也只是通过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世界的划分为人类的理性划界。从认识客体方面来看，“感性事物的不确定性，乃是一种古老的信念，不研究哲学的一般群众是这样看的，从来的哲学家们也是这样看的。”这主要是指“事物是变化的，它们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它们的存在也同样包含着它们的不存在。”[1]（P109）存在的变动不居消解了符合论知识观的可能性，从而在实际上成为怀疑论否定人类知识的客观性基础。
二
以上在认识论视野中对怀疑论研究的现有状况足以使怀疑论的反对派“除了宣布其荒谬绝伦之外，”[10]（P196）别无任何办法使人信服“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1]（P106）理论就这样悖论性地存在着，一方面“当我们避免了怀疑论的时候，怀疑论并没有被克服，它依然站在它的那一方面，并且拥有着威权。”[1]（P106）这一事实证明怀疑论是不可克服的。另一方面人类的日常生活、科学存在及其成功的事实与理性逻辑的同一性都在否定着怀疑论的合理性，这一事实提供给我们的似乎是怀疑论从来都是被克服的。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我们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在认识论视野内所做的一切究竟有没有意义、有多大的意义。
接下来的考察可能会令我们对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所做的一切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在认识论的视野内为怀疑论的合理性所做的辩护根本经不起人类的日常生活、科学存在及其成功的事实与理性逻辑的同一性轻轻的敲击。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理性规范与感觉经验是人类一切行动的两大指南，人们正是根据或者理性规范或者感觉经验来指导自身的实际行动与生活，而这首先要以对理性规范与感觉经验的确信为前提，它要求人们首先相信理性规范与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确定性与真实性，因而我们说人类日常生活的前提是独断而不是怀疑，虽然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有时也会有不相信和困惑，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对于手边的事情完全陷入迷惑和错误中，是肯定要犯错误的，”[11]（P109）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日常生活中完全的怀疑论者会是什么样子的，不相信自己对火的感觉经验，那就请走进火中去吧，它也许不会把你烧伤甚或烧死；不相信人从悬崖上跳下去的结果，那就请试试从悬崖上跳下去吧，它也许会使你更健康；不相信道德与法律的规范，那就请蔑视道德和法律吧，它也许不会对你有害。想想这些事情吧，恐怕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做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尽管贝克莱告诫“我们应该象学者一样思维，同俗人一样说话。”[4]（P378）但作为学者的我们在认识论的视野中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所作的一切辩护，当面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俗人时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生活中有怀疑，但生活却不能相信怀疑，因为怀疑论的原则“如果有了普遍的稳定的影响，人生就必然会消灭。一切推论，一切行动都会立刻停止起来，一切人都会处于昏然无知的状态中，一直到自然的需要，因为不满足之故，了结他那可怜的生涯。”[9]（P141）这能说是我们为怀疑论辩护的胜利，还是为怀疑论辩护的失败？
单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已敲碎了我们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所付出一切努力，而来自科学存在及其成功的事实则进一步消解了怀疑论存在的意义。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真正说来科学与怀疑论在根本的理论旨趣上是不两立的，“科学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世界的真实图画，而且科学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其理论给予我们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本义上真的描述；而接受某一科学理论就包含着相信它是真的信念。”[12]（P6-8）这种科学的理论旨趣背后实际上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承诺，确定性、绝对性、必然性与普遍性是科学最崇高的理论旨趣，具体就体现为对客观真理的无尽信仰与追求。而怀疑论却“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它把一切确定的东西都消解了，指出了确定的东西是虚妄无实的。”因此“怀疑论的结果无疑地是否定，是消解确定的东西，消解真理和一切内容。”[1]（P106）与科学相反，怀疑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否定以及思维与存在不能统一的承诺，不定性、相对性、偶然性与个案性是怀疑论最本质的特征，怀疑论不承认真理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怀疑论的真正成功必然表现为科学存在的合理性的消失。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恐怕都无法否定科学存在及科学成功发展的事实，与此相应的现实是，即便当今影响甚隆的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进行了颇为深入人心的批判，也亦然不能消解科学的存在及停止科学愈益迅猛的发展。而科学的存在及科学愈益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的则是我们在认识论的视野中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所进行的辩护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正是“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类似宗教感情，支撑着所有高层次的科学研究工作。”[13]（P262）
经验的判据很易于用经验的判据来批判，但理性逻辑的诘难却很难被再诘难。无论是人类的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存在及其成功的事实都无非是来自于经验对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的反判，对这种经验上的反判，怀疑论同样也可以用经验上的事实来反反判。实际上，经验也确实不单构成了古希腊怀疑论用来克服独断论的一方面判据，而且也是近代怀疑论得以立论的一方面基础。但是对于理性逻辑的推论经验的判据却无能为力，在这方面，怀疑论对于独断论的成功就在于一方面指出了独断论的每一个独断都需要一个假设的独断，而这个假设的独断的真实性却又需要另一个假设的独断，这样独断论的独断就会陷于对假设的独断的无穷追问而失去真正的独断性。另一方面，塞克斯都在《反逻辑学家》第一卷中给我们描述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有一种来自远古的旧观念，在自然哲学家中颇为流传，即相似的事物认识相似的事物”。根据这一思维逻辑休谟的怀疑论就否定了传统中的因果观念，因为在休谟看来“结果和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在原因中发现出结果来。”“人心纵然极其细心地考察过那个所假设的原因，它也不能在其中发现出任何结果来。”[9]（P29）感觉经验无力的地方正在理性逻辑的面前，而在这方面，独断论对怀疑论的诡辩式驳难也同样让真正的怀疑论者束手无策：怀疑论者既然你们怀疑一切，那么对于你们的怀疑本身你们是否怀疑？这种诡辩式的驳难坚持的正是理性逻辑的同一性原则，它使怀疑论处于存在的两难。面对这一束手无策的驳难，近代的怀疑论妥协了，笛卡尔明确宣称：他的怀疑“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豫不决的怀疑派，因为正好相反，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和粘土来。”[14]（P146）而休谟的怀疑也只是为了更彻底地贯彻经验派的经验而已。然而，“我们必须把古代的怀疑论与近代的怀疑论分开，并且只讨论古代的怀疑论；因为古代的怀疑论具有真实的、深刻的性质。”[1]（P108）如果说独断论的理性逻辑的同一性驳难对于近代怀疑论并无意义的话，那么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古代怀疑论仍然无法面对这一两难的驳难，从而使“真实的”怀疑论处于自身的悖论之中。
三
对怀疑论研究及怀疑论存在现实的考察进行到这里，问题已然十分明显，尽管在认识论的视野中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做了无可辩难的论证，但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科学存在及科学成功的事实与理性逻辑的同一性原则坚定地在实际上反对着怀疑论的存在，它使一切在认识论的视野中为怀疑论所做的努力成为徒劳，从而使怀疑论存在着却无意义。然而，怀疑论在事实上却以保持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表达着其存在的意义，后现代主义的强大阵势就是以怀疑论为其核心，如利奥塔就“把‘后现代’界定为对各种元叙事的怀疑。”[15]（P XXIV ）伯恩斯坦也认为“‘后现代’是对各种元叙事的彻底怀疑和不信任态度。”[16]（P55）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怀疑论存在的事实，在认识论视野中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证也已很充分，剩下来有问题的也就只能是研究怀疑论的认识论视角。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在认识论视野中意图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所做的一切论证在实际上都只是为作为科学方法的怀疑所做的论证，它把怀疑论作为构成辩证法的否定性方面，看作是哲学和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认为作为科学方法的怀疑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它“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17]（P136）因而并没有为真正的怀疑论的存在做多少工作。然而，作为科学方法的怀疑本身并不具有理论意义，因为在理论上没有任何人会否定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要以敢于怀疑既有传统理论和神圣权威为前提，没有任何人会否定怀疑的表现解放思想的价值，因而在此意义上，怀疑的价值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即在具体的人类认识过程和科学实践中敢于坚持怀疑，能够正确怀疑，当然研究怀疑的任务就不是为怀疑的合理性辩护而是研究如何怀疑和如何坚持怀疑的问题。这正如对于理论创新一样，没有人会怀疑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因而真正的理论创新应该是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真正贯彻理论创新，而在认识论视野中关于怀疑论的正面研究实际上只能是关于科学方法的怀疑的研究，这就向我们彰显了以往关于怀疑论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怀疑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认识论的视野之中而存在于生存论的视野之中，只有走进生存论的视野才能真正理解怀疑论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人是哲学的真正奥秘，如果不从人之存在本身来理解哲学就无法真正理解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都只有在人的本质及本质特性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而哲学尤其如此，因为哲学作为“最能配得上人”学问，它集中反映着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这就意味着只有人才是哲学最终的奥秘。怀疑论作为哲学发展“自身的一个环节”，[1]（P107）作为“一种有教养的意识”当然也必须从人之存在本身才能真正被理解。而人之存在就是“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对此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8]（P96）自由和自觉作为构成人之存在的基本维度，只有二者的对立和统一才能真正确证人的本质。这也就是说，人不单是现实的存在而且还是理想的存在，不单是经验的存在，而且还是超验的存在，不单是理性的存在而且还是感性的存在，在其本质上人就不单体现为自觉的存在而且还体现为自由的存在。自由作为人之存在维度，体现着人的理想性和超生命本质，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它使人处于超验的、神学的和精神性的存在之中，由于在它背后实际上是对绝对、确定性、终极真理及人类思维能力至上性的信仰与追求，它使求知成了“人类的本性”。[7]（P1）从而不单成为独断论的人之存在根源，而且成为独断论的生存论意义所在。自觉作为人之存在维度，体现着人的现实性和生命本质，它使人处于经验的、科学的和物质性的存在之中，处于现实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人类也正是由于有了自觉之维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从而与动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在动物的世界里，因其不能自觉到存在的条件性、有限性，因而也就没有不解与困惑，这就意味着对于动物来说只有独断没有怀疑。而人则不同由于有了自觉之维，也就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与条件性，意识到人类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有了困惑与不解，从而使怀疑论作为“有教养的意识”而成为确证人的自觉之维的生存样态。
另一方面，也即事实上，古代希腊的怀疑论本身就是生存论的而不是认识论的。尽管古代希腊的怀疑论以克服独断论的独断为形式而具有认识论的显象，但实际存在的情况告诉我们决不能停留于这种显象，在这种显象的下面我们就会发现古代怀疑论的生存论本质。这首先可以从黑格尔告诫的“我们必须把古代的怀疑论与近代的怀疑论分开”中得到说明，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近代的怀疑论只是反对思想，反对概念和理念”，[1]（P108）而古代希腊的怀疑论则是要通过“不作任何判断”来达到“灵魂的安宁”，“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实性，怀疑论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19]（P3）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本人对怀疑论起因的记载中得到说明：“怀疑论的起因，我们说是希望获得安宁。有一些有才能的人，为事物中的各种矛盾所困惑，在就二者中选择一件加以接受时发生怀疑，于是进而研究事物中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得到安宁。”[20]（P176）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是不能把古代希腊的怀疑论与近代的怀疑论作为相同的问题来研究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希腊的怀疑论所以要克服独断论的独断是要表达他们的怀疑，而所以要表达他们的怀疑则是要人们不作任何判断，而所以要人们不作任何判断，则是希望人们达到灵魂的安宁，因为在他们看来，面对“万物一致而不可分别”，[20]（P177）“安宁由悬而不决、不作判断而来”。正因为如此，皮浪本人也宣称“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古代希腊怀疑论的这种生存论本质与苏格拉底所实现的古希腊哲学由自然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怀疑论的研究必须开创新的视角，走进新的视野，即实现从认识论到生存论视野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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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江海学刊2006.3.P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