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境遇

作者:胡长栓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23日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p663-664)一定的文化理论也总是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形成的,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升华,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一起揭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表征这个社会发展变迁最主要的价值诉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化,前者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及其文化选择

进入19世纪以后,有着辉煌历史与文明的中国在发展中越来越落后于西方。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它不仅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寻求新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西方日趋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枪炮声中,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民族和国家,不同思潮承载着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救亡图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农民代表旧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渴望像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产均耕,均田均赋中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19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更根本的是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被残酷地淘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p32)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场来自清朝政府内的改良运动效仿西方,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创办兵工厂,建立海洋水师,以增强国力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甲午中日一战,使洋务运动“制器为先”的救国梦想灰飞烟灭。这使当时自强维新的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3](p7-8 )“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分别以和平和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却并没有给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走向独立富强带来光明。从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但最终的失败说明,他们并没有自觉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病因。

随着救亡图存革命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认识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4](p5 )“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5](p246 )“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6]正因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思想舞台空前活跃,伴随着哀鸿遍野的纷飞战火,思想领域也到处是刀光剑影。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也风起云涌,争相登场。从改朝换代的封建主义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再到“民主与科学思想”、“教育救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争奇斗艳,竞相绽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主要景象。但随着代表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社会变革运动一个个的失败,中国的革命必须寻找能够真正代表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全新社会文化。意义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马克思主义也主要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激烈的角逐与厮杀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法国和俄国三条渠道传入中国的。日本是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清末流亡日本,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学生,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文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勤工俭学赴法寻求马克思主义,他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开阔了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使法国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重要渠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寻求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他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到苏俄学习,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更加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就成为中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渠道。1921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的历史选择。

中国最终选择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不是一种凑巧的机缘,而是不仅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必然性。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7](p1513-1514)这里,毛泽东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说明了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一是中国顽固的封建主义文化打了败仗。它不仅使在它指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而且也造成了中国近代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落后与衰亡。这种形成于农耕社会,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传统经验文化,具有明显的重经验、轻理性,重群体、轻个体,重专制、轻民主,重传统习惯、轻自由创造的特征。“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8](p152)当这种文化在19世纪遭遇到以工业文明为根基的现代理性文化,就很快败下阵来,再也不能成为中国救亡图存革命的文化驱动力。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和革命思想败下阵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者曾经先后进行过两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一次是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一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两次尝试的失败,说明19世纪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须的条件,薄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政治上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来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遏制,使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中国一开始就缺少救亡图存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p11)封建主义文化的败仗和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革命思想的破产,充分说明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更加先进,并且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实需要的理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深刻透彻的思想力量和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普遍影响,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革命性,对近代中国文化救亡图存革命性诉求的表达,成为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p272)无产阶级要想彻底解放自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1](p307)《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这种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态度,揭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实质,指明了中国近代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对此,我们可以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说明,毛泽东在回忆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强调,“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2](p21-22)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理论就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诉求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文化逐步形成的。

二、改革开放的全新境遇及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p284)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同时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的新篇章,从而使中国文化及其理论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更是把中国的文化建设纳入开放的全球化历史视野,溶入滚滚前行的世界历史潮流之中。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又赋予了中国文化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使命。

19499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14](p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5](p11)这就明确表明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肃清残余的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等落后思想,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断巩固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全国建立积极服务于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由于旧中国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和匮乏,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极端低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多数都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这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普通民众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正如列宁倡导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包含着扫除文盲的任务,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一样,切实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努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在全国初步确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并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就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56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进行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大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16](p341-342)但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等各种因素影响,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八大”确立的经济文化建设总路线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中得到贯彻落实。

1978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也进入全新时期,面临全新境遇,承载全新使命,拥有全新地位。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必须适应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经验等。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面临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新境遇。随着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日益便捷频繁紧密,合作日益普遍广泛深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开放不断加强,地球村落化、世界一体化的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日益成为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背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更加迫切需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p78)因为,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但需要积极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不断提高工业化的规模和水平,而且也要追赶世界新技术革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必然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益不佳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不能不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等,积极实行对外开放。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迎来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使命。“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8](p208)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落后的受教育水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在坚持以经济为中心,积极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地位。“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p367)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20](p200)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要战略地位,与经济政治建设共同构成历史上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胡锦涛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1](p11-12)进入21世纪,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这首先是因为,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22](p14)虽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即由对物质需要的强烈追求转向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更多渴望。这一方面使“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23](p14)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在经济生活得到满足以后,通常都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精神文化需要,再加上中国在长期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发展相比,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相对较慢,就使“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其次是因为,从世界历史发展新变化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24](p14)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大力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切实增强中国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求中国不仅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要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以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建设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发展战略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就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境遇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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