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新一届中美高层互动顺畅。奥巴马新政府上任一个月后，3月19-20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访华。4月13-14日，美国务卿克里到访中国。4月21和24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和美常任副国务卿伯恩斯分别访华。美外交、财政与防务4位高官接踵而至，与中方共同商讨双边经贸、汇率、科技、两军交流以及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反映了双方最高领导层非常重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迄今40载有余。无论是双方认同要“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还是中方提出共同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都有必要以历史与现实的眼光，观察40多年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把握两国关系的脉络、症结与走向。
一、四十多年交往的历史轨迹
历史总是给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行为提供智慧和启示。中美关系40余年，历经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5代中国领导人，和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8位美国总统。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和东西方在欧洲冷战达到高潮。在亚洲，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试图收缩战线，遂运用“均势战略”，利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来平衡苏联的扩张攻势。中国也期望借助美国来抗衡迫在眉睫的苏联军事威胁。于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改变了自1949年以来美对华实行的封锁、制裁和军事包围的敌对政策，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恢复正常交往，进行双边贸易与人员往来。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即邓小平访美，成为到访美国的首位中国领导人，双方又展开科技、文教等领域交流合作。在美国内对华“好感”升温，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会制订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和美政府对台军售。还有一个当时双方未有直接涉及的钓鱼岛行政管辖权问题。
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视苏联为“邪恶帝国”，制订“星球大战”计划，通过振兴美国经济和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同时，中美结成“战略联盟”共同抗衡苏联在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当时美国视中国为亚太“地区性强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双边军事与战略交流增多。因美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先进的FX战斗机，两国发生激烈争执，中国不惜让中美关系倒退的态度迫使美国让步，美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发表后，两国关系得以缓和。1989年6月，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布什政府以“民主”、“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包括暂停对华军售、商业性出口、两国军事领导人互访和助理国务卿以上级别官员的高层互访，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对华提供新的援助与贷款，1990年又签署法案对华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公开支持所谓的中国“民主运动”，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列入美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并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条件。
1992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彻底改变。在制裁没有彻底动摇和改变中国之后，1993年9月，克林顿执政后调整对华政策，由全面制裁转为奉行“全面接触”政策。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西雅图会晤，两国重新恢复正常关系。1996年后，两国开启元首与高层会晤和互访机制，美无条件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90年代中后期，台海局势紧张，美“中国威胁论”抬头，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小布什执政后，美国对华奉行“接触+遏制”政策。2001年发生南海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同年美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WTO。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元首会晤并赞同全面推进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加强反恐合作、遏制台独，中国发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2005年美副国务卿佐利克对华提出“利益相关者”和“中国责任论”。奥巴马执政后，2011年两国元首达成“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识，同时美实行“重返亚太”政策和“再平衡”战略。从两国关系历史演变，便可看到美对华政策调整变化，以及两国关系起伏的症结所在。
二、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过去40年里，两国关系的“变”体现在，一是，双边经贸投资规模增幅巨大。1972年中美贸易额仅11.47亿美元，1978年为24.52亿美元，1989年达到122.73亿美元。1990年降为117.7美元，1993年又增至276.52亿美元，1997年为410亿美元。中国加入WTO后，2002年双边贸易额为971.8亿美元，2003年增至1263.3亿美元，2005年升到2116.3亿美元，2007年为3020.8亿美元，2011年为4467亿美元，2012年为4847亿美元。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11年美在华投资企业6万多家，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资702亿美元。同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为65亿美元。2012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万亿美元，
二是，两国对话交流合作涉及诸多领域。自1996年后，中美形成了元首与高层互访机制。2006年开设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举行了5次。2009年改为“经济与战略对话”，进行了4轮。2011年中美又举行首轮安全战略对话。目前中美政府间涉及诸多领域的对话交流磋商机制约有60多个。但是，双方军事交流得到恢复，但合作是有限的，还曾先后中断过5次。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仍实行严格的管制，松动也有限。
三是，双边问题日渐增多。从1979年中美建交时的台湾问题和1989年人权问题，到后来的宗教、西藏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21世纪又扩大到经贸、汇率、气候、环保、太空、通讯、网络、南海和钓鱼岛等问题。遗留的老问题与引发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
四是，“中国因素”和“中国问题”对美内政影响增大。从克林顿竞选总统开始，到后来历次美国大选，中国问题不同程度地都被列入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议题之一。有关中国事务、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与报道，成为美主流媒体报章及智库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更加关注中国国内的状况和未来发展的走向。
五是，两国所处的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过去40年，对中美两国影响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跨国公司、贸易与金融全球化，市场经济一统天下，贸易自由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冷战两极对抗格局终结，互联网与全球信息化，国际恐怖主义兴起，核扩散、气候暖化、环境污染、传染疾病流行、能源和资源短缺等问题愈益突出。正是这些变化，使中美两国在地区与世界事务上的角色和作用也发生了改变，双方的认知也有了新的不同。
中美关系相对“不变”则表现在：一是，双方所处的地缘关系没有改变，由此相关的政治、外交和战略思维没有根本性变化。两国共居太平洋，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仍主导着两国外交与国防政策。
二是，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没有改变。美国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三权分立制衡的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人权与宗教价值观。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集体主义、国家整体意识。
三是，双方各自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美国仍然是世界“超强”的发达国家，其战略是全球性的。虽然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中国依然是世界发展中的大国和亚太地区大国。
四是，影响中美关系起伏的长期性的基本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如台湾、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和1989年之后两国关系中的人权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只是在不同时期有所缓和或突显。
五是，彼此都对对方的政策目标与战略意图仍抱有深深的疑虑。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和体制不同，加上彼此政策与战略目标的相互疑虑，作为两个世界大国间的政治互信尚未形成，要建立战略互信更需时日。
三、理解和把握中美关系
从两国关系40年的历史轨迹和“变”与“不变”中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是双边之间制度与社会及国际地位差异性和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而双方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则是全球化进程、彼此的经济利益以及在一些地区与世界事务上有着相似或共同利益决定的。就前者而言，是一时难以解构或解决的；对后者而说，是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协商合作加以处理的。因而，两国关系也就形成了目前所呈现的“相互依存、互有所求、利益交织、摩擦不断”的局面。
其次，从几个历史时间点也可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演变原因和脉络。1949年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对华采取封锁遏制的敌对政策。1972年和1979年，因美苏冷战对抗达到高潮，美欲结束越战，中国实行以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了尼克松访华和实现中美建交。1989年和1993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美国制裁中国，而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邓小平南巡和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美由制裁转为实行对华全面接触政策。2002年和2011年，中国加入WTO，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美经贸快速增长，地区安全问题与全球性问题增多，中国国力增强，美愿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同时奉行“接触+防范”以及“重返亚太”与“再平衡”政策。可见，美对华政策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与改变，都与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国内的变化相关。
再次，从历史上看，美国立国以来，追求商业、贸易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这是由美国自由经济制度、拓展海外利益经验，和维持其世界经济地位与超强国力所决定的。美国的价值观、使命感以及强势，决定了不会轻易放弃将中国纳入其规则体系的方针，其“接触+防范”、“鼓励+施压”的战略策略一时也难以改变。这也就是中美两军交流合作有限，美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并未完全解除，中美还未形成全面的、稳定的国家关系原因所在。和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相比，中美关系可谓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要确保中美关系未来能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增进合作、长期稳定，就需要两国相互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和大势，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适当调整各自的政策与战略思维，尊重和重视彼此的国家利益与关切，不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扩大合作领域，维护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利益，推进中美关系全面的、健康的发展，直面相互的分歧与对方的诉求，通过对话交流、协商谈判，找到缓和摩擦、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行为规则，不让一时某个突出的问题和摩擦影响和损害两国间的正常关系，大力推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增进和加深两国民众与社会相互间了解和包容。这样才能扎实地、逐渐地走出一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