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型后面临的挑战

作者:张文红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弗兰茨·瓦尔特  张文红译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一书曾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该书作者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明镜》周刊专栏撰稿人弗兰茨·瓦尔特专门为该书中文版撰写了序言。主要内容如下。

1998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从未间断地统治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令人奇怪的是,这在社民党基层却没有引起愉悦。在德国国内,几乎碰不到一个为其政党和政府而自豪的同志。社会民主党昔日的烈焰如今只是冷灰残存了。

这些烈焰正是曾经刻画了社会民主党人性格的熊熊燃烧之火。特别是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在专制国家直到1914年都在诋毁和压制他们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更是其政党的激昂斗士。距离权力越远时,社会民主党人就越热情地投身于他们的“事业”。社会民主党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很多时候是孤单寂寞的,有时是受屈辱的,偶尔还受到威胁,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没有影响力的,但是他们的气氛是乐观的,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本质:即它是天生的反对党。社民党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度过了110多年;他们只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单独执政。反对派——长期以来——是他们的命运;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喜欢这种宿命。因为这使他们伟大而自信,并且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人的光环;因为他们在几十年中不只是简单的反对派。历史上,他们曾经在四分之一世纪里遭到国家的迫害、被驱逐出境、被投进监狱;在最恶劣的时期,曾经被严刑拷问、被杀戮、被处决。但这一切却未能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相反,国家的压迫还在道德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政治使命。对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体验是最起码的:即他们在痛苦中成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就是乐于承受痛苦。社会民主党人是作为反抗受压制的公正的、经过痛苦考验的斗士,而不是作为执政当局的代表,经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幸运感。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不情愿地,进入政府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得非常束手无策。面对引以为自豪的苦难时期的伟大梦想,社会民主党参与的小联盟政府总是很平庸。无论社民党何时参与执政,其成果看起来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与其原本的要求相悖。因此,德国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并不真正适于执政,他们在执政时总是经历着自己内部的争吵,令人惊奇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诽谤自己的成就。

但是,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就是国家主义的政党。相反,它长期回避国家。所以,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拥有改变国家的精确计划,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经济转轨的具体方案。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太过执着于自身文化了。然而,这种闭关自守的文化的界限在社会民主党100年的自救运动中同样清晰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工人教育体系,但它却从来没有取代国家认可的高中毕业考试或者大学毕业考试。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公民社会,没有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解放,没有建立至少是对所有社会阶层平等的机遇前提。

不是工人教育体系,而是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进的教育改革实现了社会的繁荣。“新中间”时代在这些年里开始了。或许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那种专业工人最高等级的解放运动的终结。那主要是维利·勃兰特时代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即在德国以社会地位升迁为导向的专业工人的政党。100多年来,这个雄心勃勃的、有才干的阶层一直由于资产阶级教育特权而被禁止通过教育摆脱他们的社会处境,通过知识在社会里向上攀升。通过勃兰特总理和施密特总理时期的教育改革,专业工人的上层获得了其历史机遇。从此,这个以前由车工、矿工和印刷工人组成的政党日益成为由教师、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和平等问题专员组成的“新中间”的政党。

从那时起,落在后面的其余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依然是孤单的。社会民主党从前的领导人升迁了,现在说着另一套话语,衣着更好更贵,喝着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了,住房更加精致而且位于市中心,远离了从前的住处。因此,作为共同主体的其余的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崩溃了。无组织的下层阶级和“新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其余的工人阶级失去了政治的家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哪一个其他社会阶层像他们那样易变,最终在选举弃权、投票给基民盟和支持新的“左翼党”之间逡巡;反之,社会民主党则和自己从前的主体脱离了,放弃了这些人或者任其留在党内。被抛弃了的主体因而宣布放弃对党的忠诚。在这个过程中,社民党自21世纪以来在一次次州议会选举中失败。

这样,社民党只在老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仍然担任州长。在共和国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地区,从德累斯顿到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人被困在一种近乎无望的少数派境地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民党还可以利用莱茵和鲁尔之间的地区,以及黑森州、萨克森州或者汉堡的优势来均衡由于结构性的或历史的原因引发的在德国南部的劣势。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论述社民党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概括了一部失败的历史。流失的不仅仅是党员群众和有战斗力的干部群体。一同消失的还有恰恰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里数量众多的、往往有点古怪的,但却始终形象生动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斐迪南·拉萨尔、埃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尔弗丁——可以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再随意举出50个具有理论原创力的人物的名字。再一次地,这一切都结束了。

而且,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人士的生活世界完全脱离了。长期以来,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组合,在其中,企业经验和政治能力结合在一起。然而,今天却没有一个工会领导人还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联邦议会党团;地方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也不再同时是社民党地方支部副主席和社民党市议会党团成员。在历史上,工会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总是不断出现,但1999年之后发展起来的这种极度的疏远在历史上却是全新的——尤其是许多大工会中坚力量的重要部分很可能不仅仅是短期地背弃了社民党。社会民主党人从前安全的前沿阵地,现在似乎成了“左翼党”招募新人和培养干部的地方。无论如何,在100多年里,工会人士曾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支柱。在此处也是:这一切都结束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民主党人经常表现得不灵活。他们过度的派别之争往往是令人紧张的。他们在权力政治诡计上的欠缺有时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光环却围绕在这个100多年来尽人皆知的反对派政党周围:它是非特权阶层人民的、主张下层人民的解放和尊严的政党。这一切也都结束了。

从前,人们接受社民党的光环,是因为它的党员、干部和议员本身就来自较低的阶级,在政治上不属于具有社会影响的阶层。然而,这种状况也彻底改变了;这恰恰标志着社民党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至少在其干部和议员的圈子里,社会民主党是成功晋升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在2007年的纲领性口号——教育、终身学习、机遇、成就——反映了德意志联邦福利国家时代社会民主党内社会地位升迁者的成功生平的经验。但它和失败者的新体验,和社会最低三分之一阶层在多次断裂的共同生活历史中由于教育失败而遭受的耻辱毫不相干。这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是完全陌生的。

在这个被社会民主党人抛弃的世界里,新的“左翼党”正在与20世纪90年代还是社民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的奥斯卡·拉封丹一起嬉戏。在左翼党内,拉封丹在其转党之后牢牢掌握着统治权——和1997年非常相似。当时,他以强硬的手腕率领着社会民主党人,并以这种方式坚定而充满活力地把他们拉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2007年的奥斯卡·拉封丹的行为与辩论方式和1997年的奥斯卡·拉封丹完全一样。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今天的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指责——左翼党的行为是平民主义的,是蛊惑煽动的,是追寻虚幻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揭发了他们自己,至少是自己刚刚过去的,固有的政治口号。借助这些口号,他们在1998年成功地进入内阁。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完全陷入了窘境。作为掌权的政党,他们在政府任期核心时期的执政往往与从前纲领中的承诺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们随后在选战期间还是能够令人信任而又令人惊异地打出社会福利这张牌,并招来冷酷的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集合起此前还深感失望的、有时已经放弃了选举的支持者。

然而,这种手法在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成功了。因为奥斯卡·拉封丹现在作为一位政治家在政党世界登场了,他也精通,甚至更加精通这种表演;他也能够雄辩地在社会问题上炫耀,鼓动性地、强硬得多地要求社会公正,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阴谋诡计——这样就能够把选票引到新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概括德国社民党目前的两难处境,其实就是成功导致了挫折和衰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至少对于其核心群体,即专业工人的精英,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群体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最终关心的物质富裕、教育和文化参与、参与公民社会和被认可。但社民党的这一传统核心群体因而也到达了公民社会的中间。他们发迹了,是德国新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肯定更加合群的,无疑更少偏见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群体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社会敌对的反对派立场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也不再是左翼的,甚至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曾是我行我素者和受亏待者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很多具有伟大才能和天赋的人,包括雄心勃勃的力量,这种力量催人向前向上,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将竭尽全力清除其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和封锁,必要的时候还将粉碎它;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力量;它同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之火的燃料。从这些素材中培育出了权力意志、坚强不屈、果敢坚毅,有时还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如奥古斯特·倍倍尔、赫伯特·魏纳、维利·勃兰特,是的,还有奥斯卡·拉封丹和格哈德·施罗德——在权力政治上绝对不可或缺的勇敢。所有这些人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忍受了其最初的社会力量的低下。他们将个人的挫折与抱负转化为政治参与,转化为社会民主党的解放的热情。

这些具有天赋的、执着地向前向上钻营者中的倒数第二个人[1]1998年至2005年的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一道同行。社民党现任主席库特·贝克可以说是这种出身和(衣着)式样的最后一人。目前跟随社民党的、国会里的后备力量通常已经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缺乏被歧视和受屈辱的体验,因而也就缺乏通过批评令人烦恼的社会状况而独具特色的基本渴望,缺乏向处于社会优势的对手展示更多成就的基本渴望。新的一代不再像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那样,几十年都在考虑“反对现实”,而是——被他们教条地看作“别无选择”的——基本现实的极端热心的辩护者。他们组成的新社会民主党日益成为特氟隆政党——具有平滑的表面,但其实什么东西在它上面都呆不住。

社会民主党往往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萎缩时期,然而随后总是能够令人惊奇地再度恢复元气。作为雄心勃勃的受亏待者的反对派运动,它总会通向活泼沸腾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民党不再是解放运动,而更多地是作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政党处于其历史的秋天。作为新发迹者的利益群体,社民党在21世纪将发挥另一种作用。在这个世纪里被剥夺权利的人同样必须调整,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政党、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意志构成方式。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即21世纪新的被剥夺权利者随后将发现,20世纪工业社会工人精英的老政党是一个顽强的对手。


[1]指奥斯卡·拉封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