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22日,纳粹党独裁政权取缔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其实,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接掌政权之后,新政权就不断挤压德国社民党的活动空间。同年5月,社民党主席团将驻地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一直到1938年,德国社民党都在那里从事反对纳粹独裁的斗争,然后,搬迁到巴黎,1940年又从巴黎迁到伦敦。

在德国国内,最初几年里,社民党只能在地方或地区层面在地下继续领导党的工作。当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从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抵抗活动了。但是在许多地方,社民党的党员仍以私人联系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并在思想上为纳粹独裁统治结束后的时代作着准备。在1944年7月20日未能取得成功的刺杀暴君希特勒的计划中,社民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流亡国外的最后几年里,1933年以前与社民党分裂的一些小团体重新与社民党合并。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后来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直到1944年都属于这个党。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当中也存在着统一的努力。民主社会主义者在1945年4月16日的《布痕瓦尔德宣言》中号召所有反对纳粹的人进行合作。即使在不知道这份宣言的情况下,在被盟军解放的许多城市里,已经自发地组成了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在一起共同工作的反法西斯委员会。许多左翼政治人士,当然不是全部,都希望超越魏玛共和国时期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出现的鸿沟。

与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同,德国在1945年春季和夏季并没有革命的氛围。到处都弥漫着崩溃的感觉。当务之急是重新恢复日常的生活、粮食供应和交通。在城市里,必须在废墟中安排出大量的临时住所。

一、德国社民党在西部占领区的重建

在西部占领区,即英国、法国和美国掌控的德国部分,政治活动是受到严格管辖的。最初,只允许地方层面的联合。甫一解放,社民党的支部就在几乎所有地方都立即重建起来。现在重新掌握控制权的,几乎全是在1933年以前就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那些党员。没有人坐等中央的号召。

尽管如此,还是很快就出现了跨地区的领导群体。在西部地区,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以汉诺威为中心,尝试超越占领区的界限,重新组建德国社民党。1933年以前,舒马赫是纳粹党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当时,他属于一个青年社民党人的团体,这一团体毫无保留地捍卫魏玛共和国,并要求社民党采取更多行动。纳粹党人因此特别憎恨他。舒马赫为此在集中营遭受了十年的惩罚,但这并未能够令他屈服。尽管集中营的岁月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负伤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然而他还是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重建社民党的组织工作了。他提出要求,担任德国社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到1945年9月,他已经能够将西部占领区大部分地区层级的社民党组织团结在自己身后。在书面声明中,他们向他赋予党的领导权,直到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舒马赫为社民党在战后德国争取领导地位。只有德国社民党反对一切独裁者,并且从未在自己的基本价值上作出妥协。基于这一经验,他坚决拒绝全体德国人民都对纳粹罪行负有集体责任的观点。舒马赫想要给那些没有参与纳粹犯罪的随波逐流者以第二次机会。应当铲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民主化应当推进到全部生活领域。对于经济,舒马赫拟定了一种有计划的控制。希特勒的胜利表明,资本主义还与最残忍的独裁统治相容。只有在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下,民主才能够长期存在。舒马赫主张,对于宗教和世界观要宽容。

舒马赫还建议自己的政党在哲学问题方面接受多样性。在德国社民党内,应当不再仅仅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人不论以什么理由证明自己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都能够成为社民党党员。这也意味着向基督教的一种开放。舒马赫认为,德国社民党传统上的无神论过时了。

舒马赫坚定地拒绝德国共产党(KPD)。对他而言,德国共产党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更多地是苏联的代理人,令人怀疑它总是根据莫斯科的利益和命令行事。对于舒马赫来说,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合并是绝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工人运动在1917年到1919年之间产生的组织分裂只能在社民党内部克服。因此,他也赞成重新接纳1933年以前分裂出去的社民党左翼党员。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外,其中还包括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ISK),它代表着一种基于伦理的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的许多成员后来都在德国社民党内取得了最高层的领导职位。这位德国社民党主席说的是社民党的一种新建,而不是社民党的重建。不应简单地回归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僵化的社民党。因此,舒马赫也不认为简单启用1933年以前的领导干部具有太大的意义。

1945年10月,在汉诺威的文尼希森(现在属于下萨克森州,当时的英国占领区),召开了第一次跨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在西部,包括三个西部占领区的代表,还包括依然健在的流亡时期的社民党主席团成员。他们都支持舒马赫,大会代表也同样支持舒马赫。

来自柏林的是1945年6月成立的德国社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这个中央委员会同样提出了代表全党的要求。舒马赫怀疑,社民党人在苏联占领区是否能够毫无阻碍地开展工作。他拒绝了柏林人的领导权要求。达成的妥协是,到全德国范围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舒马赫代表西部占领区的社民党人,中央委员会代表苏联占领区的社民党人。

舒马赫坚决同共产党人和苏联划清界线并不意味着他赞成未来的德国单方面倒向西方。舒马赫认为,严格拒绝西方盟国的路线会危害到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他呼吁在两大集团之间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因此,德国社民党既不能选择美国式的私人资本主义,也不能选择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1945/46年冬天之后,召开全德国范围的党代会已不可能了。在苏联占领区,苏联和德国共产党要求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迅速合并的压力愈来愈大。1946年4月,两党合并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德国西部的社民党人清楚,这是强迫之下的一种合并。

1946年5月,在汉诺威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在随后的几年里,社民党主席团的驻地也在汉诺威,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搬到联邦德国新首都波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代表们曾在纳粹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多少岁月。在德国社民党主席的匿名选举中,舒马赫获得了245票中的244票。

德国社民党很快就重新获得了可观的党员数量。1946年秋天,社民党在西部占领区的党员人数超过63万。但与舒马赫的想法不同,社民党几乎不是新建:2/3的党员都是1933年之前就已入党的。干部也主要是由这些过去的老人担任。不仅是年轻人,而且也包括流亡者,想要取得领导职位非常困难。因为对于他们的回国,西方盟国长达数月都不允许,当他们最终能够返回家乡的时候,众多职位早已分配完毕了。此外,社民党人当中有一些人责备流亡者不能理解1933年以来德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流亡就可能成为污点。

人们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曾经帮助希特勒上台,从而注定会破产。然而,与这种认识相反,1946/47年进行的第一次乡镇选举和联邦州议会选举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失望的。虽然与1928年帝国议会选举的成功相比,西部占领区的社民党在同一地区取得了更好的结果。然而,社民党的大本营传统上在当时的苏联占领区,即德国东部。尽管与1928年相比的得票率提高了,但社民党在西部占领区只获得了35%的选票,因此落在基民盟/基社盟的后面,联盟党在选举中获得将近38%的选票。社民党无法靠这样的结果取得西部占领区的领导权。

重建国际间的党际关系同样出现了困难。即使舒马赫和其他许多社民党人曾毫不含糊地、激烈地反对希特勒,而且其中不少人还因为抵抗而付出了生命,然而社民党却总是遭受未能阻止希特勒的指责。舒马赫对于改善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几乎没有贡献。他坚定地要求德国统一、拒绝割让领土的讲话在国外看来是粗暴的,而且还经常被看做是民族主义的。直到1947年底之后,德国社民党才被允许参加建立社会党国际的准备工作。

这一时期,在西部占领区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于社民党方向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的实验在西部占领军那里不受欢迎,即使在英国也一样,虽然自1945年起,工党在那里执政。但当地的官员很少是社会主义者。此外,基民盟/基社盟拥有更多选民的支持,和其他较小的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构成多数派。左翼多数派地位不止一次地在数学上存在过,但由于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的深刻鸿沟,左翼多数派地位在政治上从未出现过。社民党和基民盟的大联合政府在两党内部都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通过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西部占领区最终作出了反对德国社民党经济纲领的决定。1949年8月的联邦大选证明了这一点。社民党未能再一次达到1946/47年地方选举的35%的得票率,而仅仅是29%。虽然基民盟/基社盟也经历了损失,只取得了31%的得票率,但他们是最强大的政党,拥有足够的潜在同盟伙伴,并且能够让康拉德·阿登纳出联邦任总理。社民党只能停留在———多年以来,正如其所表现的———反对派的角色。

二、从重建到强迫合并:苏联占领区的德国社民党

苏联占领区的独断统治由苏联占领军掌握。虽然1945年5月战争结束时出现了零星的地方性秩序委员会,但他们的活动空间很小。军管当局监督着德国行政单位的建立,用意识形态上可靠的人员占据着关键岗位。除去为了对被俘的国防军士兵进行政治改造而于1943年在苏联成立的联合会“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之外,以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古斯塔夫·索博特卡(Gustav Sobottka)和安东·阿克曼(Anton Ackermann)为中心的三个德国流亡共产党小组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发展成为占领区统治的支柱。他们从莫斯科乘飞机回来,担负起地方的宣传鼓动工作,例如负责分发由红军出版的报纸。

1945年6月10日,苏联军管当局允许成立政党,包括允许成立工会。根据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SMAD)的第2号命令,初期成立的组织应当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此外,占领军要求建立民主结构,加强公民自由甚至被称做是强制性任务。然而,这些根据意识形态立场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概念具体意味着什么,仍然还不清楚。没有向这些政党创始人提供详细的信息,军管当局保留了大量的控制权限和指示权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远远早于这些想法在西部占领区具体化之前,使得建立一个形式上多样性的以及跨地区的政党体系成为可能。

这些决定发出的信号所起的作用是使人们看到克服战争导致的困境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苏联政策选择的方向也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来:在整个苏占区,各地建立的军队司令部中意的都是共产党人。他们缓慢并且在许多地方是在创始小组监督下进行的重建工作相应地获得了巨大资助。

德国共产党中央的成立宣言上标明的日期是1945年6月11日,并且与此前一直执行的路线有很大偏差。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提出将苏联制度移植到德国,而是宣称要继续完成因1848年革命失败而开启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而且纲领文本中还包含了显著的温和特征。在所提出的要求中,肯定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德国共产党更多的是建议成立一个所有反法西斯政党的同盟,对此并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领导权要求。

不久,生活在柏林的几名社民党人向公众公布了一份建党倡议书。从1945年6月15日开始散发的文件上的倡议者包括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马克斯·费希纳(Max Fechner)和埃里

希·W.格尼夫克(Erich W. Gniffke),他们自认为是全德国认可的社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份倡议书呼吁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甚至已经按照这种不现实的想法准备了一份纲领草案。而这时,库尔特·舒马赫在西部占领区正在致力于社民党的新建,他拒绝与共产党的任何合作。至于未来的国家形式,社民党中央委员会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共产党的纲领。只要想一想1933年以前工人运动分裂导致的那些耗尽力量的冲突,就可以理解这种不同寻常的合作意愿了。社民党人比德国共产党实质上更激进的建党倡议书使人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意图———将所追求的统一政党作为有效预防再次独裁统治的措施而进行理想化。

柏林的政治进程只是很缓慢地推进到苏联占领区的各州和各省。当然,至少在大城市是知道允许成立政党的。因此,逐渐出现了一些社民党的地方性团体。中央委员会的建党倡议书在当时传播的速度缓慢。毕竟社民党人几乎没有自己的宣传机构,而德国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在延迟了好些天之后才给予报道。此外,在许多城市和地方,对于建立社民党的许可被有意拖延。苏联占领当局在集会审批、纸张配额和汽车、汽油分配等方面都偏向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社民党的地方支部,常常需要至少好几个星期。

1945年秋,共产党人偏离了他们几个月前还在建党倡议书中极力呼吁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现在开始加速推进两个工人政党的合并。这种突然的思想改变特别是由社民党中央委员会日益增强的批评立场所引起的。1945年9月14日,奥托·格罗提渥在柏林面对社民党的干部以及现场的一个共产党代表团宣布,还不具备工人运动组织合并的前提条件。根据格罗提渥的观点,相当多的共产党人还尤其缺乏一种民主意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即从现在起就在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考虑到占领军的控制,这种几乎无法实现的条件促使坐在听众当中的威廉·皮克立即作出反应,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仅仅几天之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开始强有力地推进两党尽可能迅速的一种合并。

也是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苏联占领区的社民党和共产党人一起加入了多个州的工作组。德国共产党在这些工作组中出任主要领导,而社民党的同志们则往往担任次要角色,例如在苏占区北部的梅克伦堡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为社民党人所接受的联邦州工作组尽管作出了如此令人吃惊的人事安排,但还是以扩大这两个工人政党在反法西斯联盟以外的合作为任务。最终的结果应当是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的统一。

此时,社民党人可以对自己的组织状况非常满意。尽管存在占领国的重重刁难和地区差异,社民党在苏占区的党员数量仍持续上升。而共产党则不能提供这样的成功。他们的党员人数增长缓慢。

1945年11月11日,奥托·格罗提渥强调了他的要求,即建立一个全德国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毫无疑问,这比在苏占区内同德国共产党的受限制的合并更加紧迫。尽管如此,这位不偏不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仍像从前一样,绝不会从根本上放弃他原来的立场。不过,根据格罗提渥的意愿终将建立的统一政党无论如何都应当由社民党人主导。

出于多种原因,德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军事管制部门向社民党施加愈来愈大的要求其进行调整的压力。除了细心观察到的党员发展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此前不久匈牙利议会新选举结果所表明的,共产党人的政策在民众当中缺乏支持。这种情况随即在奥地利得到证实,引起共产党人深思。毕竟,在苏联占领区迟早也要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一定要防止失败,所以共产党人就要依靠与德国社民党的紧密合作,并且不惧在必要时刻强迫实现两党合作。

1945年12月20—21日,在柏林召开了所谓的60人会议。这场主要由德国共产党领导所希望的、苏联占领区两个工人政党干部的会面是和社民党中央委员会约定好的。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份共同决议。虽然奥托·格罗提渥在谈判的第一天就严厉批评了共产党人的多种不民主行为,然而,显然是在占领国的压力下,这种反对态度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1945年12月21日,以令人吃惊的一致意见通过的决议以共产党人的一份草稿为基础,因此是一个后果严重的信号。虽然社民党人成功删除了对他们来说不能接受的段落,诸如在未来的选举中制定共同的候选人名单,但在社民党的基层和公众当中却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与共产党的合并就在眼前。

最后,60人会议所采纳的决议就构成工人运动组织上统一的开端。基于这一原因,共产党人建议深化两个工人政党在地区层面的合作。与此相适应,共同建立从地方到州一级的充满活力的社团和培训机构就具有了特别重要性。为此,命名为《统一》的一份新杂志就要提供富有成果的讨论议题。

鉴于占领军压制性的条件,卡尔·莫里茨(Karl Moritz)在维斯马的英勇行为就显得尤其突出。只想列举这样一位老社民党人鉴于最近的发展趋势而作出抵抗行为的例子。在靠近波罗的海沿岸梅克伦堡州的这座城市,60人会议之后已经没再举行过只有社民党人参加的会议了,而全部是和德国共产党一起举行共同的干部会谈。在大约120名共产党人在场的情况下,莫里茨叙述了德国社民党成员被共产党方面诋毁、欺骗或占便宜的诸多事例。没有提及库尔特·舒马赫的名字,莫里茨用这位实际上的西部德国社民党主席的话再三提醒在场的将近80名社民党人,不要为目前正在争夺党员的德国共产党充当献血者。尽管提出了这些清晰明确的请求,两党的领导人还是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虽然其中没有德国共产党提出的迅速成立统一政党的要求,但在其他方面还是采纳了共产党人的文本建议。相反,却没有考虑社民党提出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意见征询,以作为尚处于谈判中的两党合并的决定性前提条件。

总而言之,维斯马事件令人感受到了社民党已经很受限制的行动空间。当与德国共产党的合并几乎已是不可能避免时,像莫里茨那样的政治家仍然在尝试,用假装的合作意愿去推迟合并时间,或者至少赋予它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

1946年2月,在苏联占领区范围内成立了共同的“统一政党的州组织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加强了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民党迄今为止的州工作小组。其首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两个工人政党的合并准备所有的组织措施。

此外,共产党的幕后策划者安东·阿克曼于当月在《统一》杂志第1期发表的关于《德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一文起到了促进统一的作用。必要时首先只在东部建立统一社会党———正如文章中所宣称的———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因为在目前这种时候按照苏联模式来安排德国是错误的。用这一观点可以安抚对合并持怀疑态度的社民党人,以争取他们支持两党合并。

这时,库尔特·舒马赫和奥托·格罗提渥在不伦瑞克举行了一次会谈。不能忽视的是,社民党这两位最高代表人物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即使是为处于强大压力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提供一点点策略上的支持,也被舒马赫拒绝了。他更多的是劝说格罗提渥解散苏联占领区的德国社民党,从而暗中破坏共产党人的计划。

当奥托·格罗提渥随后成为苏联占领区内与德国共产党合并的无条件的鼓吹者时,占领国还在招揽其他的合并支持者,同时并未放弃施加压力。最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民党主席奥托·布赫维茨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开始两党合并。这一建议的支持者还包括同样也来到柏林的梅伦堡州的党主席卡尔·莫特曼。

面对这样一种“从下层”推动的、明显在部分社民党成员当中受欢迎的与德国共产党的合并,反对者们无能为力。所提出的理由不乏某种吸引力。当弗兰茨·达勒姆(Franz Dahlem)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代表强调,面对物质困境将继续共同地、并且以为只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党就能够实现彻底清除纳粹的时候,社民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埃里希·格尼夫克还在呼吁手工业者和脑力劳动者同志般的合作。此外,这种具有理想化特征的两党一体化努力还扩展到对重建政策特别重要的目标群体,即年轻人。

按照社民党领导层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约定,统一社会党的成立应当通过分别举行的两党代表大会进行确认。相应地,1946年2月和3月,在苏联占领区范围内举行了社民党的县级会议。一项重要的议程是为即将成立的、与德国共产党干部对等组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县级主席团选举社民党的代表。同时,要为各州党代会作准备,以便对统一社会党的成立问题作出正式决定。

只有在柏林的西部城区,德国社民党成员才能在一次意见征询中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82%的党员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在这座分裂的城市的东部城区,苏联占领军禁止进行表决,并采取了暴力手段。

不少社民党人同1946年4月19—20日在柏林举行的社民党中央党代会保持距离。两个不平等的工人政党在苏联占领区的合并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至少可以让新成立的统一社会党的党章在某些点上适应社民党的观点。然而,还是有无数社民党党员像1933年纳粹掌权之后那样,有针对性地焚烧那些在新形势下可能有危险的政治材料。此外,上万名社民党人放弃申请登记成为4月21/22日与共产党人共同建立的统一社会党的成员。在随后几年里,不情愿在新党内进行合作的前社民党政治家仍然不断受到苏联占领军的压制。此外,一些干部和党员成为不久之后就开始的清党的目标。

在苏联占领区于1946年秋根据共产党人的意愿举行的乡镇选举和州议会选举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愈来愈明显的斯大林化于1947/48年达到了第一个显著高潮。这一转型过程的核心是,力求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严格等级化的国家党和干部党。要在这个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新型政党”内比以前更坚决地将决策垄断权和信息垄断权交到领薪的、通过补选而补充进来的那些干部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本来就近乎寥寥无几的多元参与形式彻底失去了影响。首先是社民党党员不得不担心会成为清洗行动的牺牲者。那些措施最近在统一社会党内经常发生,用做对不顺从同志的纪律约束。此外,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还系统地将前社民党党员从可能具有影响力的政党管理岗位和国家管理岗位清除出去。这里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一直传播到苏联的劳教所。

回顾过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立标志着无法挽回的断裂。1989年10月7日,在几十年的压制与迫害之后,民主德国的社民党(SDP)在教会组织和其他公民运动的环境内成立时,德国社民党的传统路线基本上已被淹没殆尽了。

三、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部和东部的重建是在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增均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基于在纳粹统治下所遭受的压制和迫害,建党者们共同的道德要求是获取拥有广泛的自由塑造空间的政治领导权。然而在事实上,是同盟国占领军说了算。他们通过命令和指导决定了政党、国家和管理机构重建的路线。当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在三个西部占领区坚决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社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在苏联占领区的行为则不那么始终如一。在莫斯科指导的占领军的压力下,他最后在1945/46年之交放弃了对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合并的抵抗。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这样成立的统一社会党就已经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党和干部党,在所有政治层面都强力推进国家指导的计划经济。其间,舒马赫在德国西部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事业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在经济领域,他钟爱建立一种社会市场经济。但是在西部,社民党必须在1966年第一次参与联邦政府之前忍受将近20年的政治反对派角色。然而,在州一级层面,德国社民党早已作为政治力量承担政府责任。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