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结合实际条件读经典”

作者:陈晋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5日    

毛泽东如何“结合实际条件读经典”

陈晋

《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的代表作。毛泽东是 1932 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得到这两本书的。此后,这两本书成为他在革命实践中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参考读物。

1933年,毛泽东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两种策略》主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怎样看待和怎样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书中提出的争取领导权,同农民组成联盟等革命策略,恰恰是此前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由此犯了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不久,毛泽东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左派”幼稚病》所反对的“左”倾思潮的种种现象,在1933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颇为泛滥,“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正走向高潮。列宁所分析的各种“左”倾现象,诸如关门主义,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去争取大多数,拒绝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等等,在党内领导层是比较普遍的。毛泽东初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他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

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在担架上或宿营时,又读了这两本书。到延安后,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史敬棠说,毛泽东那时还经常读这两本书,并且在上面写着某年某月一读、二读、三读的字样。此后,无论是作为整风文件,还是干部教材,毛泽东常常把这两本书列为必读书目。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就包括《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还说道,“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

列宁这两本书好在哪里呢?从毛泽东的著述和谈话看,他之所以重视这两本书,以及这两本书对他的影响,主要有下面这些观点。

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的这两本书,对毛泽东思考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直接的启发。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更加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 1945年在党的七大发表的正式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后面这句话,便出自列宁的《两个策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解释《论联合政府》的这段话时,讲得更透彻。他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民粹派的思想”,并说:“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关门主义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提出,制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革命政党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应当善于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争取过来,共产党员应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为此甚至应当参加为反动分子所掌握的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成为他反对党内不时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理论武器。比如,中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毛泽东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提出坚决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之后,他把列宁的这个思想引申为党的基本策略:“争取团结多数是列宁的思想,后来我们根据列宁的思想概括了几句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1966421,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谈话时,又讲:“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然就要失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话是列宁的意思,我概括的。”

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近特点

毛泽东说过,自己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这是因为中国和俄国在找真理、干革命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左派”幼稚病》“布尔什维主义的几个主要阶段”这部分,论述了俄国从1903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寻找和实践革命理论的历史。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便引证说,《“左派”幼稚病》“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中国和俄国“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具体说来,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发生的背景,都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和俄国在进行革命时,经济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革命起来后,都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时期,都面临着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处理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同盟军的关系;都有一个从民主革命(在中国则先后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都出现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等等。正是这些相似和相近的情况,使列宁著作中的不少论述比较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1940年代,毛泽东推荐阅读《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时,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直到196383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要走这个道路就要研究列宁主义。”

列宁总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写出新的著作

在毛泽东看来,列宁的著作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讲了一段对我们今天还有影响的话:“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在列宁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最熟的,除《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外,还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早在 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他就谈到,列宁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长征初期生病,他躺在担架上也读这本书。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上面,还写有“1946422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读列宁这部著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1960925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对方谈到《国家与革命》一书传到澳大利亚后,让此前四五个左派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共产党,毛泽东高兴地说:列宁的这本书对你们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这本书好。现在许多国家的党不读这本书了。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07月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