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

熊亮华

新中国建立后，陈云以面向世界的宏大眼光和宽阔胸怀，领导财经部门打破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对外交流格局，突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阻挠和封锁，克服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物资紧张、经验不足等重重困难，在独立自主基础上成功地开创了新中国对外经济交流事业。

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流的作用，面对重重困难，

把开创对外经济交流工作看作与军事斗争一样的严重斗争

陈云领导东北解放区最早开始了人民政权的对外贸易，通过开展与苏联、朝鲜等的贸易，为东北农民的粮食找到了销售出路，换回了大量军需民用。1949年2月9日至11日他赴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受命组建中财委，16日中央就发出《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指出：“由于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都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①]5月，陈云到北平开始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一开始就把开展对外贸易纳入了工作的重要日程中。6月4日，他在关于成立中财委的通报会上指出：“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②]9月，他在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上讲话表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③]

旧中国对外交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进出口的流通、海关、外汇、金融、航运、保险、商品检验等有关事业，都受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和垄断；进出口商品结构完全适应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需要，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桐油、猪鬃、锑、钨等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进口商品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煤油、汽油、香烟、洋酒等消费品和奢侈品，洋货充斥市场严重打击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不等价交换便利了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剥削；1877年至1949年73年间外贸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④]，造成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历届反动政府以出卖主权乞借外债，从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

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领导财经部门致力于打破旧的对外经济交流格局，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开创新局面，但这种努力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和禁运。旧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极为恐惧、仇视。对新中国，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孤立进行遏制——这是对付共产党中国的办法之一”，“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⑤]。美国先是积极配合国民党对大陆的封锁，在1949年12月宣布美国船不应驶往上海港及其航路这一“危险区域”，威胁“凡把船驶往国民党封锁港口的美国船主，皆可丧失其航行许可证”。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即于1950年7月17日宣布“巴统”[⑥]对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又于1950年12月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非法决议，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香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拉入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行列；1951年10月又通过法案，以断绝“美援”来威胁其他国家不得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送战略性物资。1952年9月“巴统”成立“中国委员会”专司对华禁运。

（二）物资内需与出口的矛盾尖锐。旧中国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由于长期遭受掠夺和战争破坏，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1949年各项经济指标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⑦]。而1951年2月18日，中央确定恢复时期为从1950年开始的三年时间，并正式确立了“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的方针。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陈云指出：“在短期内要完全消灭商品供应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差额不能过大，过大了就可能发生市场上的抢购现象。”[⑧]。在这种情况下，可用于出口的物资就更为紧缺。

（三）城乡交流、内外交流不畅。陈云指出：“过去帝国主义为了收购土产，倾销洋货，在青岛、大连、上海、广州等地建设码头，建发电厂，修仓库，筑铁路，办银行。经过这些城市，利用商业资本，收购土产，推销洋货，这叫‘中外交流’。这种交流，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被剥削的农业国。经过十二年战争，中国政治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城乡交流关系基本上打乱了。”[⑨]

（四）缺乏对外经济交流的经验。陈云指出：“我们过去的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⑩]“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11]

陈云对这些困难，特别是帝国主义以封锁来割断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企图，早有思想准备。1949年8月，他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12]1950年2月他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又告诫财经工作人员：“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13]

陈云认为，“敌人的封锁虽然给我们造成困难，但后果将是促使我们更快地达到自力更生。”[14] 他曾以棉花进口为例，指出：“美帝国主义针对我原棉不足的情况，采取封锁政策，不让我国人民以自己的生产品去交换外棉，企图以此困扰我们。但是可以断言，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完全的自信，像粮食一样，不需多久，将以自己的棉花供给全国的需要。”[15]另一方面，他又领导财经部门大力开拓对外经济交流事业，在应对严峻的挑战中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想方设法突破经济封锁，积极主动

开拓渠道，建构对外经济交流新格局

1949年7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突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问题，并提出了向北发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向南利用港澳原有贸易通道，以及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以外商代销规避封锁等一系列的办法。他说：“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出，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16]

（一）大力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积极争取外援。

陈云是与苏联贸易的最早开拓者，在东北时，他就大力组织粮食出口，既为农民的粮食找到销路，又换回了大量急需物资。东北工业基地的恢复和建设，也争取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1949年2月16日，中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后，在发出《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时，又专电指示：“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17]苏联对中国的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1949年8月，苏联派出由干部和技术人员200多人组成的顾问团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苏联在自身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优惠利率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支持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由于缺乏硬通货，为方便贸易，中苏两国贸易实行易货交易，由两国国家银行结算。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陈云更加重视与苏东国家的经济合作。1951年4月24日，陈云主持中财委第54次委务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谈到进口器材问题时指出：最近来自英美的进口器材已愈来愈少，必须转向苏联和兄弟国家进口。6月16日，陈云接受捷克通讯社和《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采访，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种经济合作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陈云领导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全力拓展对苏新国家贸易。5月14日，陈云签发中财委通知，决定对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朝鲜等友好国家进口的货物，按最低税率征税。7月25日，陈云与薄一波致电曾山，说贸易部所属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缺乏技术干部，请其考虑从华东抽调一批熟悉五金、化工、电工、机械、医疗、仪器等方面的技术干部给贸易部。1952年3月，针对张闻天指出的对苏贸易中的一些问题，陈云又专门召集中财委会议讨论，并同薄一波、李富春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出改进意见。1952年8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争取苏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援助。

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中苏贸易迅速增长。中苏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1949年的8%上升到1952年49.97%[18]。中国对社会主义各国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的比重，由1950年32.4%上升到1952年72%，此后一直到50年代末都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联贸易额约占全国对外贸易额50%[19]。在新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严峻形势下，中苏贸易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对于中国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加强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供应中国的大量物资，象各种工作母机、机械、钢材、有色金属、电工电讯器材、精密仪器、石油、化工原料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禁运”而为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建立重工业基础急需的物资。

（二）利用港澳渠道，并开拓与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贸易。

利用港澳通道的工作，也按照陈云的设想积极开展。1951年5月28日，中财委发出《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提出，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困难将越来越多，危险将越来越大。为此，我们的外贸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加强缉私工作。1952年5月14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复贸易部并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电，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作进一步努力，尽量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放弃这个市场对我不利。

1952年10月2日，陈云参加周恩来召集的研究与锡兰贸易的会议。会后周恩来指示外贸部，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进口锡兰的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五至八购进。这一决定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禁运，帮助锡兰政府解决缺少大米的困难。10月29日，陈云又致信周恩来，为争取互利，建议将拟增加出口给锡兰的大米，改向印尼出口以换取橡胶。

经过努力，内地对港澳以出口为主的贸易逐年稳步增长，1957年比1950年增长了22.7%[20]，并通过港澳市场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向参加对华禁运的国家转销商品，并从西方国家买进“禁运”物资。与亚非国家的贸易，也冲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极力阻挠破坏，贸易额由1950年3.6亿美元，上升到1957年7.67亿美元[21]。

（三）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采取多种灵活手段，争取开展民间贸易甚至官方贸易。

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力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但新中国在大力发展与苏新国家贸易的同时，仍没有放弃与这些国家贸易。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发回电报指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22]。抗美援朝之初，西方各国全面对华经济封锁后，中国不得不对西方贸易采取慎重方针，以减少损失。1950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为减少美国经济封锁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针对美国一系经济封锁措施提出的应对措施，并指示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针，应以易货和少作为原则。随着战局趋于稳定，新中国逐渐加强了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努力。

正如陈云所预计的，西方各国在对华禁运上是存在矛盾的。这些矛盾在中国的主动行动和灵活方式下，为开辟双边和多边民间贸易渠道提供了可能。1952年4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分别同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斯里兰卡）、印尼、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工商界人士签订贸易协议，金额达2.23亿美元。此后又相继同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贸易团体签订民间贸易协定。1954年9月17日，陈云还指示外贸部削减对苏出口，以储存后备力量供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陈云领导财经部门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取得了反封锁斗争的胜利。新中国对外经济交流没有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在西方禁运最猖獗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并将旧中国长期入超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23]到1957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24]。而新中国在贸易上的开放态度，使美国主导的对华禁运政策更加不得人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哀叹：“美国与它主要盟国间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953年）1月间就任以来就遭到的多方面困扰的问题之一。”[25]

管制贸易，严控进口，鼓励出口，

既积极引进外援开拓外贸，又要保持外汇平衡。

陈云在延安主持财经工作时，就致力于强化边区对国统区贸易管制，为取得反封锁斗争胜利创造了条件。东北对外贸易也是高度统一的。这一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新中国将实行外贸统制。政协《共同纲领》规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陈云富于创造性地贯彻了这一方针。

（一）实行外贸统一管理，稳步推进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在对各解放区原来分散的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时，对外贸易的统一是最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他说：“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26]为掌握重要的出口物资和外汇收入，陈云还提出：“桐油、丝、茶等重要土产的出口，也要由中财委管起来，组织统一的土产公司。如果不这样做，资金就需要两套，收买要一套，组织出口又要一套，造成资金占用过多。另外，如果不统一经营土产出口，就不利于集中使用外汇，换回需要的东西。现在各方面都需要外汇，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进货单。如果组织了统一的土产出口公司，就可以从全国着眼，有效地集中使用外汇。”“食盐大宗出口，在五万吨以上的，因关系到对外政策，必须由中财委统一办理。”[27]1949年9月，陈云亲自同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号召他们：“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这是带根本性的大变革。在变革中，应该采取稳重审慎的步骤。应该把旧海关内对新民主主义有用的东西，如验证、查缉等业务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接受过来。”“海关管理上目前的不统一是暂时的现象，要逐渐走向统一。”[28]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度，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外汇的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公营经济部门及各机关请求外汇，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29]

在陈云领导下，财经部门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取消了外国资本的经营特权，接管官僚资本的外贸企业改组为社会主义国营外贸企业，组建了畜产、油脂、茶叶、蚕丝等专业进出口公司，建立起国家统一管理的以国营外贸为经营主体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体系。国营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1950年为68.4%，1952年就迅速上升到92.8%。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口岸共有私营进出口商4600家，从业人员3.5万人，资本1.3亿元，经营额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3，其中出口占全国的一半[30]。他们有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有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专长和经验，有海外贸易渠道和业务关系，能够对新中国发展对外贸易起积极作用。但他们也存在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盲目竞争等消极作用。在旧有内外交流关系被打破的基础上，为建立新型的内外交流关系，必须对私营进出口商在国家统制的基础上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使其全面纳入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体系中。但这种大规模改组过程中种种矛盾和斗争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到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发展。

1950年陈云领导调整工商业，中财委召开全国进出口会议，划分了公私经营范围。国家除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对几种主要出口物资只经营一部分，进口方面除国家所需要的工业器材和军用器材外，对民用器材的经营以能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出入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国家经营的部分还可委托私商代购代销[31]。

1954年7月13日陈云为中央起草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决定改变调整商业的办法，将私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商业。但对私营进出口商，在安排上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办法，即“基本上应按照对私营批发商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同时，国营对外贸易机关应尽量采取联营、经销、代进、代出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营进出口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能在国营对外贸易机关的领导和管制之下，发挥其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应有的积极作用。”[32]

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后，陈云又提出：“订购阿司匹林、仪器、外国杂志，都叫外贸部办不行。要恢复专行专业，可以找原有的对外贸易商来干，一行一业只要两三个人。”[33]“为了适应工厂、商店、文教单位、其他机关对于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的需要，对外贸易部对于原系私商现已公私合营了的进口商行，应该按照他们过去经营和可能经营的业务，组织分行分业的进口商店。同时召集一部分原在外籍商人洋行中经营各色各样进口商品的专业人员，来参加这些进口商店的工作。必须改变目前几个国营进口公司统揽全部进口商品，分工不细，业务不精，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现象。”[34]

由于采取了稳妥的步骤，改组和改造过程中对外贸易工作仍然顺利开展，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十分平稳，到1956年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二）根据国内需要和可能严格管制进口品种和数量，促进自力更生，并保持外汇平衡。

旧中国畸形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国民经济对外国资本产生严重依赖性。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贯彻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为此，虽然面临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的种种困难和苏联全面支援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条件，陈云仍然主张要保持外汇平衡。他说：“我们必须力求不借外债。为了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应压缩不必要的进口。”[35]根据他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在外贸计划和外汇安排方面，实行“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的原则。[36]

统制外贸为压缩进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陈云主张压缩进口首先应在进口结构上有所选择，优先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的进口。“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这样我们就主动了。”[37]1954年4月1日，他在外贸部的报告上批示，要尽量少出油料、大豆等难于出口的物资，大米、布匹要在小麦、棉花能进口的条件下才出口，尽量选急需的物资进口，减少非急需物资的进口。

旧中国从1873年至1947年，每年进口的机器设备从没有超过进口总额的10%[38]。而1950年，工业装备、工业原料及交通器材的进口已占进口的第一位。在对苏贸易上主要是换入工厂装备及原料和交通器材等，日用品（主要是煤油和白糖）仅占从苏联换入货物总值的3.1%，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如对捷克和波兰的贸易，工厂装备和工业原料占80%，轻工业品占20%[39]。

在进口安排上陈云管得极严。他主张进口要考虑外汇支付能力和国内配套能力，循序渐进。1950年3月19日，他同薄一波致电在苏进行贸易谈判的李富春、叶季壮，发去重工业部可自行生产的机械清单，请他们不要订购这些机械。27日他们又去电，说以前提供苏方的机器订货单，详查后发现很多国内能自制，要求从订单中删去。1954年6月30日，他向中央报告一五计划编制情况，谈到苏联援助项目安排时指出，对苏外汇的支付很紧张，包括苏联援建的141个项目在内的615个新建改建项目，有些可能要推迟，“其主要原因为：我国技术力量弱，提供的资料不准确，又常改变，翻译资料也需要耗费时间，加上我国与苏联在交接中有许多不便，苏方提供的许多成套设备可能不及时，常常会发生停工现象。同时，如鞍钢和长春汽车厂等大项目的建设，现在是以全国力量来支持的。一百四十一项的建设全面铺开之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也会更加分散。基本建设的大规模铺开，还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真正紧张的时期还在后头。将来必然会遇到更多困难，特别是下级干部和基层干部会严重不足。干部在基本建设方面取得经验，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此外，对六百一十五个建设项目，内部工作布置必须按现定时间争取完成，但要准备有些可能完不成。因此在公开宣布时应讲清楚，哪些项目会推迟。”[40]7月8日，他在外贸部对外谈判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进口货必须是我们急需者，因为外汇甚少，不宜多做政治性的不急需的进口。

（三）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对引进项目要逐项摸清，并在引进中学习、提高，增强自力更生能力。

对于争取外援，陈云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他领导东北财经工作的时候，就争取到苏联援助。他是建国初争取苏联援助的一个重要决策人和执行者。他对苏联专家十分尊重，并同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持久的友谊。

对引进的项目，陈云要求逐项审查论证，并从中学习、总结经验，不许草率从事。苏联援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工厂选址问题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陈云提出设在西安。但他没有匆忙决定，而是让苏联专家先在北京等两个月，由他主持三次论证会。结果发现，从电力、钢铁、木料、运力等条件来看，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陈云从中得到很大启发：他说：“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41]1952年2月4日，他在为中财委党组起草的审查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加以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42]中财委党组决定，建设五十万元以上的新工厂须报中央，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须经中财委党组审核，政务院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对于设计的审核工作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

对于利用外援，陈云是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一五计划是苏联帮助制订的，但陈云并没有盲目地教条搬用他们的经验。他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43]他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44]陈云的这种态度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批评我们的工业建设、教育制度，不仅是设备成套进口，而且连管理制度也是成套进口这方面的毛病的时候，总要讲陈云管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45]。

从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出发，在保证国计民生

的基础上，实行先外销后内销方针

为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内需和出口的尖锐矛盾，陈云主张在保证国计民生的的基础上先外销后内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对外贸易部：“密切内外销结合，扩大内外交流，保证供应工业建设的需要”，“凡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如粮食、大豆、植物油等），保证国内供应是需要的，但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凡对国计民生关系较小的商品，应积极组织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花生）更可适当节减国内消费，以满足出口需要。”[46]1954年7月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中，在商业工作的部署上，又专门就处理内外销关系提出：“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47]

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外贸易形成处理内外销关系的三条原则：1、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限量出口。2、国内市场和出口都需要而货源较紧的商品，要积极发展生产，挤一部分出口。3、国内市场可多可少的商品，基本上供应出口。[48]

（一）先外销后内销是从国家工业化大局出发的。

从大局出发先内销后外销的思想，陈云领导东北财经工作时就产生了。1948年东北粮价暴涨，有些干部对是否继续向苏联出口粮食发生了动摇，而陈云则从工业恢复的大局出发，力主咬紧牙关继续出口。6月14日，他在东北局常委会议讨论对外贸易问题时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回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的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但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49]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内外销矛盾再度摆在陈云面前。陈云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现在我们是在粮食、棉花上打算盘。”[50]“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51]

另一方面，虽然建国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了很大增产，但过去长期被抑制在极低水平的消费，特别是粮食、油脂、肉蛋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消费有了很大增长，供求关系比较紧张。陈云指出：“若干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些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购买力增加得更快。”[52]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和国家建设需要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生产还不能大量增长时，只能在消费上打主意。陈云分析说：“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53]

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出发，陈云提出：“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54]

根据陈云的意见，国家先后对粮食、棉花、油脂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使物资特别是重要农副产品内外统筹成为可能。针对一些干部的疑虑，陈云指出：“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55]对一些干部希望减少出口增加国内供应的想法，陈云断然表示：“出口粮能不能减少？这个主意不能打。在三十二亿斤的出口粮中，有二十亿斤是大豆，这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换机器的，五亿四千万斤是跟锡兰换橡胶的，还有一些是向其他国家的出口。所有这些出口，都是必要的。”[56]

（二）在保证国计民生基础上，内外统筹安排。

为兼顾国内市场供应，在出口商品的数量上，陈云是精打细算的。当时有人以为国内供应紧张是出口太多引起的，陈云分析说：粮食方面，1950年到1953年的4年中，平均每年出口31亿斤。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每年出口多少粮食没有确实材料，因此就难有抗战前的完整的全国出口数字。根据海关的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4年中，那时既有大米、小麦进口，也有大豆、杂粮出口，如果拿扣除进口的净出口来计算，那末平均每年净出口是23亿斤。解放以后的出口量，比那一时期每年多了8亿斤，从全国粮食产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油料的出口，抗战前1927年到1930年4年中，平均每年为24.6万吨，解放以后4年中，平均每年为23.6万吨，还减少1万吨。猪肉出口比抗战前略有增加，但是猪肉出口数量只占解放以来增产数量的6%，占全国猪的产量的2%多一点。陈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虽然出口了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但是现在比抗战前出口的数量或是超过不多，或是还有减少……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每年都有大体相等数量的出口，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二年市场供求情况是平稳的，到一九五三年才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这些物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出口所造成的。”[57]

在兼顾国内市场的情况下，陈云要求继续挖掘出口潜力，增加出口。1953年11月28日，他为中财委起草的关于副食品产销状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议：在毛猪9000万头中，商品量为5000万头，出口200万头，“从猪肉商品量与出口对比来看，出口仍有潜力。在一吨肉可换五吨钢材的条件下，争取更多一些猪肉出口，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蛋品除供内销，出口量还可增加。抗战前一九三0年曾出口三十一亿枚，一九五三年只出口十亿枚，两万枚蛋可换五吨钢材，应争取更多的蛋品出口。”“国营商业必须把副食品列为经营重点之一，与合作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增大副食品的批发、零售及经营品种，达到足以保证城市及工矿区的供应。同时，保证必要的出品，换取工业设备，借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58]

而一旦发现出口过多确实影响到国内供应，他又立即纠正。1953年食油供应紧张，陈云计算后指出：战前1936年出口总量为26.8万吨，1952年为29万吨，已超过战前。1953年出口又增长至33.7万吨，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21.3%，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出口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苏联等国家要得多，很难减少；一方面是我们需要以此增加外汇，换进基建物资（1吨食油可换4吨钢材）。1953年出口增加8万吨，与误认为1952年食油积压有关，是带有盲目性的。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食油供应情况的报告建议：“为了缓和食油市场的紧张程度，一九五四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制数字减少十万吨。”[59]1956年11月11日，在猪肉和各种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下，他又提出，在1956年已减少5万吨猪肉出口的基础上，“明年出口猪肉减少十万吨，油脂减少七万吨。我们主动地减，比和外国先订合同，出不了那样多，而被动地减，要好一点。”[60]

（三）出口商品价格要有利于多销。

为争取多出口，陈云主张价格上不怕赔钱。他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的需要。陈云说：“我们要准备赔些钱。为什么要赔钱呢？因为出口货物的价格决定于国外市场，而不决定于国内的生产成本。”[61]二是多销。建国初中苏贸易价格按1950年4月19日固定价格计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为此国内还要为出口提供补贴。陈云后来谈到，建国初期对苏联东欧国家出口占70%多，基本上都是固定价格，目的就是多销[62]。

当然，这种低价并不是无原则的，首先要维护国家利益。1958年5月，他率中共代表团列席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统一定价时，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提出的对他们自己极其有利的不平等价格方案，而支持确定长期稳定价格并参照世界市场的变化逐年进行个别调整的意见。

对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陈云并不主张盲目跟从，而要求分别具体情况确定价格策略，保证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他说：“国际市场上有几样东西，比如猪鬃，如果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反正你要靠中国，五月不卖等六月，六月不卖等七月，我们有钱，也不急着卖。出口东西，如果他跌你也跌，完全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走，那就不好办了，外国资本家就会多占便宜，农民就会不满意，国家也受损失。”[63]

显然，陈云的主张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着眼于扩大对外经济交流，服务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它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外贸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的不等价交换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陈云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9年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过去陈云曾经提过有些东西应该内销服从外销，我很赞成这样提。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6.5亿人多吃一点就吃掉了[64]。

陈云领导开创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若干特点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支持下，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全力开拓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57年，中国已同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对外贸易额得到了持续的较快增长，并且基本上保持进出口平衡。195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1.03亿美元，比1950年11.35亿美元增长1.73倍，平均每年递增15.4%。其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平均每年递增30.8%，“一五”计划时期平均每年递增9.8%。通过进出口贸易，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建设，为打下工业化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65]在这一过程中，陈云的领导作风体现了几个特点：

一是坚定的战斗精神和必胜信心。面对对外经济交流的重重困难和阻力，陈云要求财经干部要象军事斗争那样来对待，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敌人封锁也封不死我们，而且只会促使中国人民更快地自力更生。可以说，情况越是困难，陈云表现得越坚强。

二是高屋建瓴的大局观和开放的眼光。在开创对外经济交流事业中，陈云紧紧把握住促进国家工业化这个大局，来决定对外交流的方针、方向和方法。虽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开展对外经济交流还缺乏经验，又面临东西方冷战、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严密封锁的困难，但陈云并没有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与争取利用外援、发展外贸对立起来，不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他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放在世界经济政治大格局中考虑，既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又千方百计地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经济交流与合作。

三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新中国对外经济交流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被剥削和掠夺的地位，实现独立自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原则下，从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增强自力更生的大局出发，陈云又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主张定价上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盈亏而着眼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方式上采取代销、易货、结汇等各种方式，国别政策上不以政治划线，而是既优先发展与苏东国家的贸易，又积极开展与亚非国家乃至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

四是积极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相统一。陈云领导国营贸易部门大力发展外贸，逐步取代私营进出口商的地位，同时又统筹安排公私关系，最后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积极抓住苏联全力支持中国工业化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争取并组织实施了成套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乃至管理制度的引进，又力求逐项摸透引进项目，在科学论证基础上消化吸收最新成果，最大限度发挥引进项目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提高管理现代工业经济的能力。他克服了经验不足的困难和急躁冒进的倾向，强调外汇平衡，要求从实际需要和可能来确定引进规模，使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进行得非常高效而平稳。

今天，中国正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经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也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风险。陈云领导开创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经验和思想，会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和激励。

（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