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
汪裕尧
邓小平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涉及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本文拟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比较研究，从五个方面探讨一下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明确提出将来“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①。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谈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时，就明确指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并指出在建立了人民政权、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农村，“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③从建国到1956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形势，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毛泽东对于八大的这一分析，开始是赞同的。但是，从1957年夏季开始。由于国内的整风反右斗争和半年前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评了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尽管他在1958年初又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④但是他的思想天平已越来越向阶级斗争方面倾斜。1962年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以后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不抓经济建设。他对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怀有强烈的愿望，并且付出了巨大努力。问题是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失误，导致了他在实际工作中把主要精力放到抓阶级斗争上，“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比较缓慢，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他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力求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决定，从而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折。
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从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正确判断。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⑤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⑥这段话从理论上解决了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逻辑矛盾，即一方面认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另方面又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而把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统一了起来。后来，在邓小平的许多讲话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多方面发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⑦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不发展生产力，物质极为丰富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排除各种干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真正稳定地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思想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之后，在实际工作中能否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弄得不好仍然有可能被冲掉。邓小平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提供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他要大家“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⑧邓小平既批评了对毛泽东采取“两个凡是”态度的“左”的错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思想僵化；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少数人借口“要人权”“要民主”煽动闹事，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指出：“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孰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⑨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我们党排除多种干扰，最终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稳定转移。
(三)提出了衡量我们事业成败得失的生产力标准。五十年前，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则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多次谈到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标准。他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⑩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谈到怎样估计改革开放时，又进一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这三个“是否有利于”是互相联系形成一体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邓小平从论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到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到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到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最根本的标准，形成了一个逻辑系列，充分体现了他思维逻辑的严密性和思想理论的一贯性。
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和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开头几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作过多方面的探讨。毛泽东在1956-1958年先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及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些讲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探索的成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但是这种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
2.根据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把它们概括为十大矛盾，即十大关系，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比如，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基本方针的思想；在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上，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思想；在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上，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特别是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实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提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的讲话中多次谈到，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生产力还没有完全解放，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因此十分高涨。他认为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劳动者感到不平等，心里有气。因此他要求领导干部打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提倡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他还发动整风运动，借以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还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生产关系的三个部分中，所有制的解决，在一定时候总是有个边的，而相互关系就很难说有个边，什么时候都会有相互关系问题，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这方面的问题就会突出出来。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谈到这些理论问题，在讲话提纲中也列了一些题目，其中就有“生产关系三部分的研究”、“解放与束缚生产力”等问题。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已在他的思考和探索之中。
4.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认为，当时存在着迷信苏联，照搬他们不适合中国情况的规章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从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着眼加以适当改革。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鼓励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要敢想敢说敢干。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无疑带有“大跃进”的时代烙印，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但是在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也不乏给后人以启迪的东西。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一些提法妥当”；同时他又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正是通过对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1.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2]邓小平所以能从理论上作出高于前人的概括，不但因为有他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因为他有比毛泽东那时丰富得多的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暴露得相当充分(不仅在中国，也在苏联、东欧等国)，在解决这些矛盾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并且还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四小龙”的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这些经验，特别是总结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探索的经验，才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
2.提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他有时还把这种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4]，以区别于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第一次革命。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想从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方面打开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途径，也提出了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有关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又未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因而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邓小平则紧紧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对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后来越来越变得缺乏生机和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推到城市，同时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十几年间，改革给我国带来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经济效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还突破了把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5]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解放，为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4.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理论上的新概括。很久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有时也包括计划经济，并以此同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区别。邓小平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这个概括从字面上看没有提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它们已成为它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因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按劳分配代替按资分配为前提的。在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的许多讲话中，都毫不含糊地肯定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至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劳动者有条件富的先富起来，然后由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它是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使社会主义观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有利于排除空想成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同时，这个新概括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生产力标准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统一了起来，可以更好地动员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发展生产力。
三、关于实行对外开放和加快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生产力，集中表现加快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学习、吸收和借鉴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反复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1956年到1958年，是毛泽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头几年，同样也是他频繁谈到向外国学习，引进外国的一切好东西的几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那末，怎样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呢？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此后，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和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以及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多次强调了上述思想。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对外开放的。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我国实际上基本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应当说主要是客观条件的限制。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7]当然，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忽视发展生产力，在国际交往中因意识形态分歧影响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及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没有外国我们也行”的盲目性等，对于我们在争取打破封锁、扩大开放方面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在新时期为我国对外开放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不但在理论上作了新的阐述和概括，在实践上也大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1.指明对外开放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互为发展的条件，本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现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既说明了各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也为各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关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他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特别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如不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全靠自己关起门来搞研究，虽然也能逐渐发展起来，但速度会慢，不仅不能尽快缩短、很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2.阐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引进外资、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东西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8]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9]我们要通过对外开放加速发展自己，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邓小平批评了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些糊涂认识，比如，认为多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他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0]在他的这些思想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前所未有蓬勃发展的新景象。
3.抓住时机，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展开作出战略布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搞了四个经济特区，大胆地进行试验。1984年决定开放上海、天津等十四个沿海城市。1988年决定开放开发海南岛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又决定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并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沿江各省市的开放开发，进而从开放开发沿海沿江向开放开发中西部地区推进。在开放开发过程中，还逐步建立起一批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这样，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加速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关于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有过两条不同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前苏联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一切企图离开这条道路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把一些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而把一些虽非社会主义但在社会主义阶段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当作资本主义来消灭，并且把社会主义同公有制完全等同起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制成份越纯越好。虽然，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经提出过可以允许雇工、办私人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很有价值的想法，但对于这些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灿烂的思想火花，后来没有抓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制订出相应的政策，相反被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冲得烟消云散。即使是对于小私有者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政策上也是反反复复，不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掉。这些“左”的错误，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提出了“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整套方针。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21]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矛盾的一个杰出范例。依据唯物辩证法，他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政治思想工作”，“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这些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我们的现代化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对于党内和人民内部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上认识不一致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迥然不同的政策和办法。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他还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2]这一条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策和办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过去那种依靠群众性的鸣放辩论和搞政治运动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认识问题的做法，带有很大的副作用，往往会压制党和人民内部的民主，挫伤干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冲击和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果损害了社会主义，是不可取的。这也是邓小平的智慧高人之处。
五、关于科技教育和现代化建设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曾经富有远见地指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1955年，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3]1963年，他把科学实验看作“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技规划时又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对于怎样发展科学技术，毛泽东也规定了明确的方针：“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决策，推动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使我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年内取得重大的突破，缩短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重视人才的培养，并常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老话来说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以及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使他们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的教育改革思想，指引着我国教育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冲击下，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也走过弯路，许多从事科技和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曾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邓小平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的好传统，在“文革”后期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即着手抓科技工作的整顿，指导拟订《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并在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说过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他在1977年复出之后，首先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他从拨乱反正入手，对结合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马克思的这个论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并且进而肯定了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还相应地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改善他们的待遇，提倡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对于调动科技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观察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又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概括，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邓小平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它们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设备不断更新，生产工艺迅速变革，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必须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使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足够的后劲和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的支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使我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邓小平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一个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即：以198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美元)为基数，第一步，到八十年代末，实现翻一番，人均4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人均8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下个世纪，再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三步发展战略，同我们党过去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比较，具有将目标量化，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的优点。特别是第一二两步战略目标，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相连，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性，更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个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现在正向小康目标迈进。从经济发展的势头看，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步目标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纪内实现。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2页。
⑤⑦[ 11][12][13][14][15][16][18][20][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116、372、370、370、113、373、373、3、373、374页。
⑥ ⑨⑩ 1719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249、174、208-209、127、91、40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