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裕尧
伟大的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他的生平业绩，以他为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仍深深地留在我们心中，并将永远激励和指引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本文想重温毛泽东关于建设党的伟大工程、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理论和实践，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思念，并加深对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向全党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伟大工程，不仅指明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像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提出了怎样建设党的思路，即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方位地进行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实质是要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团结带领他们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理想而奋斗。
为了建设这个“伟大的工程”，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同中国的党建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它们不但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继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毛泽东关于建设伟大工程、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党的建设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8年后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所说的从政治上建设党的主要内容。
他说，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党，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中间，在革命战争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而我们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就能、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他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党的建设同政治路线的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这就是说，党的建设是不能离开党的政治任务而孤立地进行的，是要为政治路线服务，并在执行政治路线、完成政治任务的过程中，锻炼、壮大、巩固和发展自己。这是体现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政治路线的正确，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党的政治路线在某个时期出了错，党的先进性就会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先锋队作用就难以正确发挥。只有在我们党纠正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之后，党的先进性才得以较好体现，党的先锋队作用才得以较好发挥。而我们党能够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恰恰说明我们党的先进性，表明我们党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曾经反复出现过，我们党也正是在这种曲折发展中不断锤炼而成熟起来的。
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确定，要根据对基本国情和内外环境变化的正确分析和认识。党的建设任务的提出，同党的政治路线一样，也要根据国情和形势任务的变化。它既不能不顾国情，照搬他国党的建设经验，也不能故步自封，固守以往的经验而不与时俱进。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他们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也小，特别能战斗；而城乡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则占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不能依靠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将长期生活在农村，依托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根据地建设，准备最后夺取城市。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三重压迫和剥削，敌人十分强大，斗争异常复杂和艰苦。这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历史特点，决定了我们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必须自主创新，走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毛泽东在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既坚持了列宁的建党原则，又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特点。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共产党应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从二大开始，就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即“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2]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疑是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坚持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同时，鲜明地提出党又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把坚持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统一起来，是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党的建设为政治路线服务，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革命转到建设时，毛泽东在为迎接全国解放而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党的建设及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生产建设，提高执政的本领；同时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毛泽东对党的建设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新要求，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人民政权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理论武装全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全党，不断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是毛泽东建党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从思想上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可靠保障。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用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从思想上建党的传统，自己率先精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注重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理论著作。同时，他又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新中国成立后，又进一步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4]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他一贯提倡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毛泽东历来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5]对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一贯抓得很紧。他特别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并同一切违背党的宗旨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从思想上解决为什么要入党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6]他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严肃批评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列举其表现，分析其危害，挖掘其根源，并一一指出纠正的方法。这个决议，对于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7]“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决反对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为了克服个人主义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想，他大力提倡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还必须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经常加强对党员的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之外，他还注意选择适当时机，集中一段时间，采取适当方式，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教育，把经常教育和集中教育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他采取延安整风的形式，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三查三整。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进行整党整风。党内这几次集中教育，特别是延安整风、三查三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整风，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把培育和发扬优良作风，整顿和纠正不良作风，看作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风是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它给人以直观的印象，是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力量。一个好的作风，能够带出一支好的队伍。毛泽东深刻认识党的作风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的直接的体现，不仅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而且对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有重大的影响。他曾经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9]他把作风问题常常同思想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它提到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来论述。他在批评部队有些干部打骂士兵时指出，有人认为这只是个作风问题，我看不是这样，说到底，是个思想观念问题，是对待士兵的根本态度问题。延安整风时，他尖锐地批评主观主义这种“不正派的学风”，指出它“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0]他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态度问题。”[11]因此，他把延安整风看作党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创造的整顿党的思想作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种好形式、好经验，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把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从理论上概况括为著名的党的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把它们看作“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12]这是他对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三大作风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规范我们全党行为的重要准则，在实践中，毛泽东对党的作风教育常抓不懈，并善于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党内的实际情况，及时提出干部和党员应当注意的作风问题。比如，在由十年内战转向抗日战争时，党派遣一些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及时提醒有关领导同志：“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作教育与警戒的工作。”要他们“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13]当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时，他又及时提醒全党注意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做到“两个务必”。毛泽东的这些提示，对全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戒作用。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团结统一。这是毛泽东从组织上建设党的主要内容，也是党的先进性得以保持、党的先锋队作用得以发挥的组织保证。
毛泽东十分赞赏列宁时期俄共（布）的党内生活，他曾说过，党内生活我们是学列宁的，那个时候他们民主集中制实行得比较好，党内生动活泼，战斗力强。他很希望把我们党建设得像列宁的党那样充满活力。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的发展。在理论上，他结合实践经验，从哲学的高度作了许多阐发。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我们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把民主集中制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同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起来。在实践中，为了健全党内民主，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他提出要实行两条原则和三不主义，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以及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也是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历来主张党内要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对党员、干部加强纪律教育，同破坏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他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4]
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到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对建立和健全党委制，改进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他还用民主集中制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部，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在党内党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5]这样，不但有利于充分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集中他们的智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有利于对党实行监督，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必要的政治氛围和民主基础。
五、重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对干部、党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作用、干部的表率带头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毛泽东从组织上建设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最基本的战斗单位，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同时又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通过基层组织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群众的情绪、意见和利益要求，要通过它们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要把“支部建在连上”，作为建党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他一再强调要把党的工作落实到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党内实际状况，适时提出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整顿就有好几次。
干部是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带头人，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6]为了建设党的干部队伍，他为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反对片面地选拔任用干部。他把干部看做党的宝贵财富，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干部，在群众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干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他对爱护和关心干部，识别和使用干部，教育和培养干部，以及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从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的政策和办法。依靠这套政策和办法，我们党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们支撑着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战斗力如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党员的数量和质量。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从领导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提出来的，它既包含了对党员的数量要求，更包含了对党员的质量要求。因为如果没有人数众多的党员在各个地区和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党要担负起领导全中国的重任是很困难的。当然，如果党员的质量不好，那末即便有了相当的数量，要实现党的领导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更为看重党员的质量，一贯坚持质量建党，从严治党。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要求党员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党的先进性要通过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通过党员在各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发展新党员要坚持党员标准，注重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社阶级和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在他们组织上入党以后，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培养，使他们在思想上也入党。正因如此，尽管我们的党员大多是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毛泽东非常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指出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应表现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在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集中提出了共产党员应当在十多个方面成为模范，其中包括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团结统一、廉洁奉公、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努力学习等等。
六、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预见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地位的变化，我们党将面临执政的严峻考验。当时，一方面，迅速医治战争疮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已经成为摆在党的面前中心任务，而我们对此是不熟悉的；另方面，“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17]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关系到人民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此，他向全党郑重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8]此后二十多年间，他反复强调全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济管理，一年、两年、三年，钻进去成为内行，做到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他还从战略高度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9]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对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要“学习与独创结合”[20]。
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特别注意防止党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及时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做到“两个务必”。成立之后不久，一部分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发生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及时提出开展“三反”“五反”斗争，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下决心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从而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意识，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接着，针对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出现的严重脱离群众、压制群众等违法乱纪情况，又提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斗争。此后，为了防止和克服党脱离群众，他还陆续提出了正确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干部下放基层锻炼，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加强党内党外的监督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但在1957年后，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在整风反右、反右倾、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重大失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损失，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严重后果，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尽管这些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但经验教训十分深刻，必须认真吸取，引以为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又总结了新时期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也作了新的概括，提出要从思想、作风、组织、制度四个方面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根据国际上某些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党内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这两个历史性课题，并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这是我们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教育活动，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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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4][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533、809、528、526页。
[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4][19][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42、366页。
[5][8][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812、800、813、1094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17][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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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