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研究述评

作者:纪晓华    发布时间:2019年07月08日    

统购统销,是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最重要的商品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一项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在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期间,针对国内粮食紧张的严峻形势,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对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基本商品匮乏的情况下,这项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需要,稳定了市场物价,从而促进了经济建设。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页。虽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研究这项政策的产生及其发展,至今仍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概况

50年来,理论、学术界对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探索阶段。从1953年11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行到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一书出版(党内发行)之前。

这一阶段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文章,主要是工作层面上的,而较少研究性的。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如:林洪的《政法部门应保障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执行》【《人民日报》1954年3月7日。】、《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新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8月29日。】;一类是各省市地区间的情况介绍和经验交流,如:《华东地区粮食统购工作的主要经验》【《新华月报》1954年第10号。】、《便利群众有利国家安徽改变粮食供应办法》【《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0日。】;一类是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的总结评价,如:康伟中的《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成就》【《人民日报》1954年11月3日。】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些文章反映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认识水平,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些文章对以后研究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这一课题,还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

第二阶段,全面评述阶段。从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出版(党内发行)到1983年。

这一阶段出版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和《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49—1956年)》两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陈云建国后13年的主要经济思想和实践活动,它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而且也推动了人们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全面研究。尤其是这两本书中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和《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等历史文献,为研究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思想提供了重要根据。

这一阶段,对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思想的评述和研究,多出现在学习辅导读物和学习体会文章中。如:梅行为《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49—1956年)》一书撰写的后记中,第一次对陈云提出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形成过程,政策的改进和发展,以及必要性和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的述评,为读者提供学习指导。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周太和发表的《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一文,对陈云当年制定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回顾。红旗杂志社理论教育编辑室编的《陈云同志建国后一个时期的论著学习提要》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述陈云提出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邓力群在《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一书中,曾两次谈到陈云提出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一些学术刊物登载的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心得体会文章中,也对陈云的粮食统购统销思想有专门论述,如邵华泽的《坚持求实精神——学习陈云同志1949至1956年的部分文稿札记》【《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顾明的《农业?市场?比例——学习陈云同志经济论著笔记》【《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9期。】、陶和的《学习陈云同志建国后一个时期的论著》【《文汇报》1983年10月26日。】、阮方确的《搞经济建设要按唯物辩证法办事》【《求实》1982年第8期。】、龚士其的《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之一至之五》【《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4至第9期。】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这时期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仍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观点占主流地位,人们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水平还很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认识仍有一定局限性,因此这一阶段论著的特点是:正面、积极的宣传辅导和心得体会较多,理论性研究较少。

第三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从1984年至今。

这一阶段,对陈云统购统销思想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出研究内容的逐步深入和论著形式的多样化。由于1984年7月《陈云文选(1949—1956年)》的公开出版,由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于1983年后农业上粮棉等农产品供应紧张状况大大改善的新趋势,这三个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学术界、理论界对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关注和探讨成为一个热点。毫无疑问,这里自然要涉及到对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的重新评述和思考。尤其是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取消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统购政策,实行多种渠道经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至此基本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人们更加觉得有必要对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全面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和反思很快就形成了又一轮研究高潮。

这一时期比较具代表性的论著有:吴硕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战略性大改革》【《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崔晓黎的《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朱丹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及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武力的《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在一些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专著中对此有比较系统完整论述的有:王杰的《陈云经济论著研究》【王杰:《陈云经济论著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光林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陈光林:《陈云经济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凤岐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还有,在一些权威研究机构编辑的书籍中对这一政策的评述也汲取了近年来学术、理论界的新认识,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这些成果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特别要提到的是,200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年谱(1905—1995)》的出版,不仅为陈云生平和思想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为陈云与统购统销的研究增添了大量新的史料内容。

此外,这一阶段,对陈云提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面记录和评述,还出现在其他一些形式的作品中,如回忆录、纪实文学、纪念文集等。其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作者薄一波以主要当事人之一的身份,全面而详尽地评述了当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发展过程,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史料价值。还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辑的《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孙业礼、熊亮华的《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刘国新的《大业雄图——1954年的中国》【刘国新:《大业雄图——1954年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等,也有相当的影响。

二、主要问题

多年来,学术界对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关于陈云提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多数研究者认为:陈云1953年提出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主要论点有二:

其一,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日趋紧张的粮食供求矛盾。随着国民经济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要大量增加;农民生活逐步改善,食用粮增多,商品粮减少;加之粮食自由市场的存在和投机商的捣乱;再加上1953年东北水灾粮食减产和农民因此产生的余粮惜售思想等等。这些因素,致使国家粮食收购计划难以完成,而销售计划却大大突破,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如果不设法加以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页。】

其二,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我国落后的小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我国从1953年开始“一五”计划建设,它的主体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问题在于:首先,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等等困难,资金严重短缺。因此,“为了集中有限的资金保障经济建设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我国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农产品的收购、城市的物资供应、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配,都纳入了计划经济轨道”。【张化:《建国后城乡关系演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次,工业化建设需要物价稳定,而在当时“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因此,“统购统销决策的实行,是创造物价稳定的决定性步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2页。】。否则,由粮食供求紧张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将“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页。】

所以,“无论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保障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角度来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统购统销,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的统购统销,是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梅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页。】“陈云同志强调,我国实行粮棉计划管理,是一个长远大计,只要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很大提高,就必须坚持这个政策。它是现阶段我国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而取得主要农产品的基本形式。”【程子华:《回忆解放初期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的工作片断》,《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8—91页。】

另外,从改造小农经济的角度上讲,当时我党已经认识到,粮食供销紧张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因此,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页。】

也有研究者不同意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如崔晓黎认为:我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前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至1984年间,我国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还有研究者认为,陈云提出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搞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采取的见效最快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暂时的政策。朱佳木认为:对统销政策,陈云早在开始实行时就说过,这只是暂时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而对统购政策,陈云虽然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长期实行,但也认为应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不能一成不变。【朱佳木:《陈云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关于陈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贡献

1.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和制定

研究者普遍认为,1953年底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一项关系到新中国的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而这一政策从陈云提出到中央作出决策,仅用了半个月时间,这与陈云前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系统的比较论证分不开,这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生动体现。

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一是陈云运用全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他在作决策时,为了全面了解情况,避免片面性,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搞调查研究,提出多个方案进行比较,经过反复思考再作决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是突出例子”【王珏、杨荣绅:《怎样认识学习陈云同志论著的重要意义》,《红旗》1983年第12期。】。陈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1953年的粮食供销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分析,认为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他提出八种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并广泛征求意见,这八种方案是: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他还把征购和配售分别比作“黑色炸药”和“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充分比较问题的利害。最后否定了后七种,认为可行的只有第一种方案:又征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又称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后称统购统销)。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陈云对围绕粮食供求的各种矛盾关系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认为其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是第一种,要充分估计到处理好同农民关系的难度。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由于充分、系统、周密的论证,陈云的方案于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认可和大力支持,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主要体现陈云这一经济思想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实行。研究者认为,陈云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今天新时期的领导者制定方针政策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贯彻落实

研究者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农村征购,即对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二是城市定量配售,即对县以上城市及农村缺粮人口实行计划供应;三是严格市场管理,即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是中央统一管理,即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这四项政策互相关联,缺一不可。这四项内容,主要反映在陈云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的讲话中,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作出的《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中正式归纳出了这四点。

研究者认为,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落实,陈云也作了具体指示,他强调“必须依靠区乡干部和党、团员”、“高级干部也要深入农村一方面帮助基层工作,一方面总结经验,指导全面”、“要采取很多经济措施,同时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等形式。由于根据这些指示,采取了全党政治动员,各级组织层层指导,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等形式,有组织、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宣传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很快在全国范围顺利贯彻实行。

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有研究者认为: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陈云又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措施,主要有三点:第一,统购和统销同时抓,才能全面落实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陈云深知两种“炸药”的危害,强调统购和统销工作必须一齐抓,才能保持粮食供求平衡,避免市场波动。一方面,他针对由于一些农村出现了初级市场死滞、强迫命令、购“过头粮”等现象造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的情况,提出在农村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另一方面,对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也由粗到细,不断改善。第二,制定公道的粮食价格和指标,协调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统购统销中的粮食数量和价格,直接关系到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三者的利益。陈云认为:“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关键是收购的指标和价格要合理、公道,既要遵循价值规律,又要各方面都能承受。这一原则,对我们今天制定农产品价格政策,也有所启示。第三,组织工业品下乡,促进农民多卖粮食。农民既是粮食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只有卖出粮食,才能买进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组织工业品下乡,对促进农民多卖粮食有很大作用。所以,陈云认为,国家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时,应尽可能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开辟农村这一巨大市场,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粮食统购统销,也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还有研究者认为,对统购的产品,不要全部统死,“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这也是陈云总结出的一条规律。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全国又陆续实行了对油料、棉布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陈云指出,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收购过程中,要主动给农民多留一些,切不可收购过头。他提出:对统购的品种可以分成几类,有些东西除了自留部分以外,都要给我们,比如粮食、棉花等。有些东西,我们只统购百分之七八十,其余的可以自由出卖,比如烟叶等。有些东西,可以不定任务。【詹武:《按照我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农业》,《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三)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评价

第一种观点认为,陈云主持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从中国的国情、粮情出发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梅行认为:“我们的粮食统购,与苏联建国初期的余粮征集制性质不同;我们的粮食统销,与抗日时期日伪实行的配给制更是性质相反,我们不是让人民饿饭,而是让人民吃饱。”【梅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朱佳木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完全不同于前苏联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所实行的那种近乎无偿占有农民粮食的余粮征集制。如陈云所说:“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当然,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之间存在剪刀差。对此,陈云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但又说:“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朱佳木:《陈云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杨少桥、赵发生、周康民把这一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我们的统购,是对粮农留足口粮、种子、饲料之后余粮的统购,而且只统购余粮的80%~90%,粮农还有一定的余粮可以自由处理。其二,我们统销的范围,不仅是城市、工矿区的所有居民口粮和工商业用粮,而且还包括农村的经济作物区、渔盐林牧区、贫困地区的缺粮农民。就是说,它保证了城乡缺粮人民和各行业用粮的供应。其三,我们的统销,是足量的。城市居民的口粮,是按照其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和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确定的,是可以吃饱,并合乎营养需要的。其四,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是大体按市场价格确定的,是基本体现等价交换原则的。其五,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涉及全国人民利益,在当时几亿人口中搞粮食分配,是史无前例的,是艰巨而复杂的。【杨少桥、赵发生、周康民:《陈云与粮食工作》,《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建国初期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有效地保证了各方面对于主要农产品的基本需要,起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认为:“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在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基本商品匮乏的情况下,起了有效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需要和稳定物价的作用。”“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它对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吴硕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在我国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对于合理分配粮食、平衡供求、调剂余缺,起了积极作用。它保证了每人都有一份口粮,大家都有饭吃,其他各项用粮也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而且销售价格长期稳定,同低工资状况相适应,从一个重要方面保障了人民的生活安定和支援了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吴硕:《粮食流通体制的战略性大改革》,《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

朱佳木认为:“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对稳定市场,避免由于粮价上涨或进口粮食而增加财政预算和外汇开支,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朱佳木:《陈云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对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梅行认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于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的是切断了资本家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使资本家在经济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难以搞投机倒把活动。”【梅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页。【

《陈云同志建国后一个时期的论著学习提要》一书认为:统购统销政策,从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流通和分配方面限制了资本主义商业的活动范围,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联系,壮大了国营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建国后一个时期的论著学习提要》,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孙学文认为: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是加速对私改造的外部条件。其一,国家掌握主要农副产品货源、轻纺工业原料及重要出口物资,就等于切断了从农村获得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的来源,逼迫私营企业接受国家加工订货;其二,供销社向农民预购重要农牧商品,发放预购定金,签订购销合同或协议,有利于逐步把小农经济、个体农民生产销售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其三,由国家商业在批发环节排挤私商。由于国家掌握了货源和销售市场,不仅有利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发展,而且从外部环境上迫使私企、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陈云与共和国发展”专家笔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弊端和局限性日益表现出来。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点:

其一,它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调节作用。“粮食统购价格长期背离它的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和币值的变化”。【吴硕:《粮食流通体制的战略性大改革》,《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粮食统购价格过低,加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影响,农民平价卖粮,议价买化肥农药,得不到正常收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粮食经营费用的增加和购销价格“倒挂”等现象的出现,不但加重了国家的负担,而且限制了粮食销售市场的扩大,给地区之间的商品流转造成困难,国家也无法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商品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其二,它使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影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了切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当时也切断了粮食生产者同市场的联系。农民完全根据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决定种什么、种多少;国家也是根据农民生产的情况决定收购什么、收购多少;并且根据收购情况决定销售什么。长期以来,造成农产品供需脱节,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状况。

其三,在统购统销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不足:

武力认为,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作为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推进过程中,由于既定目标与中国的国情差异较大,仍然表现出缺乏充分准备,有些仓促。【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薄一波认为,在执行政策当中,还存在统得过死的缺点。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购“过头粮”的现象,使农民生产的粮食所剩无几。结果,不仅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使各方面都搞得很紧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2页。】

三、两点建议

(一)加强对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把研究热点转向了对现实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关问题的探讨,而对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逐渐减弱,似乎统购统销政策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是一种过时了的政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并不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日本等国都曾实行过,当时他们也是为了摆脱与我国一样的粮食紧缺状况、为了防止因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的“自由化”引起社会动荡而采取的这项政策。而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台海地区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还没有彻底消除等等。因此,加强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对今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同时应该特别注意,要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分析和评价这一政策的产生、形成、发展和作用,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要“跟风走”或“随风倒”。

(二)对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多年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了一定进展,但仍然是描述性作品居多,研究性成果较少。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现在还缺乏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系统的全面研究,比如:1.研究内容上不平衡。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实行这一政策必然性的研究、对陈云提出这一政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以及对政策的历史评价等方面。而对陈云产生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对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以及对陈云的贡献的研究等,却非常薄弱,有的方面几乎是空白,因此亟待拓展。2.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多数成果都是采用一般正面评述的研究方法,缺少比较性的研究,比如:正反面比较、不同地区的比较、与现实政策的比较、与国外政策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为现实提供指导。

《陈云研究述评(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