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生活经历、精神历程很不相同,他们在狱中的心理状态、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也各有特色。在他们牺牲后的几十年里,他们文稿的遭遇差异很大,这对他们的政治评价和人格评价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瞿、方二人的狱中文稿虽然风格迥异,但都准确记录了两位襟怀坦白、正直真诚、勇于思索的共产党人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对研究王明时期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极有价值。

〔关键词〕瞿秋白;方志敏;狱中文稿

生死同年的两位烈士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被捕入狱后,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文稿,其中包括他们的自传性文稿—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些文稿多年来不仅未被人遗忘,而且长期引起人们研究的浓厚兴趣。它们的珍贵价值和永恒魅力,从此可见一斑。

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生活经历、精神历程和个性都很不相同,他们在狱中的心理状态、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也是各有特色的。他们心中都有一些非说不可的话,但说话的理由,说话的内容,尤其是文稿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牺牲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文稿有着很不相同的遭遇,多年来对他们两人的政治评价和人格评价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值得人们对历史进行精细、客观的梳理和思考。

一、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心理状态比较

瞿秋白和方志敏被捕后,都为能被营救出狱作过积极的努力,当然最后都失败了。但这说明两位烈士都没有消极等死,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赢得万一的生还机会。但他们由于在入狱前的经历和个人性情的差异,心态有所区别。

在身份未暴露之前,瞿秋白曾积极争取获救出狱。但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被捕叛变,导致4月底5月初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以此为分界线,瞿秋白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此之前,瞿秋白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并竭尽全力为之努力,但一旦身份暴露,便明白自己的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死,一个是降,非此即彼,决无他途。他不可能降,只能选择死。因此,他打消了一切生还念头,除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心理需要促使他一口气写下《多余的话》,零星写过两封信,几首诗词外,就是安静地等待死期。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在长汀狱中曾动过任何越狱的念头。可能他病体衰弱,看不到一点成功的希望吧。由于在他的内心,政治使命已经完全消解,同样也看不到自己的文稿能送到自己人手上的希望,他也没有考虑将文稿进行处理,秘密送出。但据当时的狱中军医陈炎冰回忆,瞿秋白与他的交谈对他是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的。陈原是共产党员,后脱党。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后来陈炎冰再次加人了共产党。这说明瞿秋白在狱中还是进行了一定的革命宣传。

方志敏刚被俘时,因为是在战斗中被擒,而且很快确认了身份,所以以为很快会死,于是安心等死,“既被俘,杀了就是’,（《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他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时,怀着必死之心,豪言壮语比比皆是。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做两手准备,活动求生。从此到被杀,基本未放弃过生还的想法。《死!》记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认为,应该“万死中求一生”,要“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进行努力,决不屈服。而且他的实际活动能力极强。他对狱方采取“应付敷衍”的对策,对狱卒进行教育、拉拢,买通看守,竟然差点越狱成功。越狱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终于利用被他的宣传和个人感召力影响的看守和有办法的国民党方囚犯,成功地将废寝忘食地写出的文稿秘密送出。

瞿秋白和方志敏对死亡都抱着英勇不屈的态度。但由于思想中的文化承载有所区别,他们两人对死的看法是各具特色的。

瞿秋白被捕前几年,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经判了死刑”,而他也逐渐有对政治的不适应和隔膜感,对自己能否真正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发挥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早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几天后,1933年9月28日,瞿秋白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儿时”》,已隐隐露出了颓废和凄凉的情绪。如今身在囚牢,无法活命,虽然并不怕死,他的心态,已是一个观念上的“人”,是可以进行自身观照的“人”。他认为,他的死只是灵魂的永恒安息。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达了他彼时对死亡的态度:“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我只要休息。”“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他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联系自己一生的际遇,认为死亡是一种对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脱,甚至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假如他不死,就必须被迫继续扮演他所不适合的政治角色。临刑前的一个夜晚,瞿秋白做的那个“寒流幽咽”的梦,正是古人诗文中坟地的典型意象。关于这个梦,当时在狱中为瞿秋白看过病的陈志刚多年后仍有印象。“他(指瞿秋白—引者注)说,最近情绪不太好,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森林中漫步,阴森的,这是不好的兆头。”（《瞿秋白在狱中侧记—访盐城卫校陈子刚先生》,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第3辑。）日之所思,夜之所梦,这是瞿秋白对他死后安眠之所的诗意想象,也充分体现了他那敏感多思的文人特性。

而方志敏则在政治上时刻也没有脱离自己的时代角色的位里。因此他临死前与平常时的心态没有什么区别。在观念上,他仍然是红军的指挥员,他所应负的一切使命和责任,至死都牢牢扛在肩上。他也在日夜不眠地思索:如果当初如何如何,是可以避免失败被俘的。他身患重病,但仍然斗志昂扬,精力旺盛,思路敏捷。他没有兴趣分析自己,而是争分夺秒地分析革命斗争的历史,试图从中总结出经验,以有益于党将来的斗争。他一方面准备从容赴死,一方面又寻找机会越狱,到死的态度都是积极向上的。他认为死就是为主义殉身,是孟子的“死得其所”,是有意义的死。他在狱中也做梦,“他往日的睡,总是做着许多恶梦”,但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梦了。在写完《可爱的中国》的那个晚上,由于心情比较舒畅,他还设想“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只做个甜蜜的梦”。

瞿秋白为什么不像方志敏那样密写文稿,托人送往中央?这是因为,瞿秋白和方志敏的文稿,各自有着自己的“设想阅读对象”。瞿秋白所写下的文字,能够到达亲人手中的希望极其渺茫,谁能看到,他已经无法估计。(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中记述,瞿秋白向记者出示了《多余的话》,并说“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他的假设读者只能是不定的,可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敌人,友人,亲人。也可能是后人。但同时,他也预料是可能不会被人理解的,所以他才会在《多余的话》的开头写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一句诗。这篇奇文,好像就是为未来研究历史的后代准备的,因为他预料得不错,他的同时代人,包括自己的同志和亲人,都无法理解他到底“何求”,而几十年后,历时愈久,人们反而愈理解了他那复杂、深邃的内心世界。由于他的写作偏重于“心灵的感受”,与方志敏的文稿相比,在时空上具有超越性的特点,文学意味也比较浓。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期待阅读对象都是很明确的,特定的,即自己人、党中央。所以他的文章绝对不能被敌人看到,必须秘密甚至密写送出。同时在写作中要有政治原则,不允许对中央的终极怀疑。虽然他在所谓中央派员那里吃尽了苦头,但对中央依然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希望,也怀着绝对的忠诚。《可爱的中国》是比较有文学意味的,阅读对象稍微扩大一点,“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同时它的写作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说明一个xxx员(隐指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一言!”（《方志敏文集》,第143页。）

二、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比较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曲折复杂,众说纷纭。笔者也曾对此作过探讨,认为它是瞿秋白对自己一生思想政治道路的回顾和内心剖白。促使他写下该文的不是政治需要,而是他一生坎坷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文化吸纳造成的一种袒露内心的深刻心理需要（详见拙文《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动因新探》,《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而对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没有太多争议,一般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一个是表达对党和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和英勇献身的决心（陈忠:《方志敏撰写狱中文稿的缘由》,《方志敏印象集》。）。

对瞿秋白和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的探讨和争鸣,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他们对党内斗争特别是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央的态度。

由于他们两人文稿的假设阅读对象有所不同,对于党内斗争等的叙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瞿秋白的文稿是公开的,所以他写到在党内的经历时,都采用公开的敌人已知的内容,不去细说,在不泄露党的机密的前提下畅所欲言。而方志敏的文稿,写作目的明确为为党总结经验教训,有益于后来者,而且计划秘密送党中央,所以他是真正地畅所欲言,对赣东北苏区工作中的成绩、不足、错误都毫不讳言。对王明中央的态度,二人都做到“知无不言”,同时又保持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对中央政策实在想不通时,瞿秋白是“不怀疑”,不思考,成了一个他所自嘲的“十足的市侩”;方志敏则首先服从组织决定,同时按照组织程序向中央陈述意见。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军事决策上,他从大局出发听从调遣,在具体的战事方面则适当地相机而动,灵活行事。

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个人的政治迫害,及其对他的身心造成的严重伤害,我们今天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按照一般的道理来推断,遭到如此无理而粗暴的待遇,是应该有所反抗的,至少会感到委屈。但大家知道,瞿秋白是一个党性和组织原则很强的人,同时他的性格趋于内敛,由于“改造世界观”的结果,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小我”的细腻感受之上(这也是那时多数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共同特点),甚至将后者忽略的,因此他在写作《多余的话》之前,极少流露出不满和消沉的情绪。《多余的话》真实地记述了他长时间遭受压抑的痛苦感受,对他所经历过的历次党内路线斗争多有涉及,情绪十分消沉,加上对他那种极端坦白、毫不讳饰的文风很不习惯,人们宁愿相信他是借自贬自责来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线。但是,无需给在死前终于在精神上回归于真实自我的瞿秋白抹上如此光辉的色彩,他和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共产党人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拙文《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动因新探》对此有详细阐述。）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他所说的应该是一种真实情况,而且不只存在于他一个人那里。因为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理论上搞清楚的——虽则它在实际运用中的处处碰壁惨败人人可见。关于这一点,陆定一说得很清楚:“王明路线是很残酷的,对党的危害极大,但又很难反对掉。为什么呢?那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很迷信,认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和言词都是正确的,因此,共产国际支持王明,王明就是正确的,就不能反对。其次,王明言必称马列,他是在马列主义辞藻的掩盖下做坏事的。那时中国党的理论水平还不能明辨马列主义的原理和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哪些是不适合的,很容易受他们的蒙骗。再次,王明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主张土地革命,所以,很难分辨路线上的分歧。”瞿秋白和他“都明知与王明有路线的分歧,限于上述三条理由,当时都讲不清楚,也不能解决反对王明路线这个问题”（孙克悠:《聆听陆老谈瞿秋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了解王明路线的这个背景,对分析方志敏狱中文稿对王明的态度非常重要。有文章认为,方志敏对王明“左”倾错误没有表现出什么怀疑和不满,不批评中央政治错误,是因为一以中央威信为重,主动承担失败责任,二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不愿这个形象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与损害。第二种成分较大。（刘晓:《文化传统和瞿秋白、方志敏的思想性格》,《瞿秋白研究》第2辑.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该文引用了方志敏的话“不要弄巧成拙,画虎成狗,事业未成,反惹起党的怀疑,弄得自己身败名裂”。笔者从方志敏的《死!》一文中找到了这段引文,但发现引文是这样的:“共产党员不是要清高孤傲,而是要以他的行动去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不错,病知(即十九师参谋长王如痴—引者注)的话是不错的,不要弄巧成拙,画虎成狗。事业未成,反惹起党的怀疑,弄得自己身败名裂。这话是值得注意的,但总不能因此,就放弃一切可能而来驯驯服服的等死!”,（《方志敏文集》,第163页。）可见,方志敏是在转述王如痴的话,而不是他本人的想法。实际上,方志敏在狱中曾建议刘畴西和王如痴也写写东西,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两人认为写了也送不出去,不愿写。这里倒鲜明地表现了方志敏和刘畴西、王如痴二人对待王明中央的不同态度。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决策乃至战术决策都听命于中央,刘、王二人都非常机械地执行中央决策,很少听从方志敏等人的正确意见。他们在主力部队的战术决策上是有失误的。被俘后,方志敏反复回顾战斗经过,殚精竭虑地抓紧一切时间写作,总结红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而他们只是终日以下棋消磨时间。很明显,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担心言行引起“党的怀疑”,从而身败名裂的,是当时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刘畴西、王如痴,而不是方志敏。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担心在当时也是有原因的。王明宗派主义者根本不允许人们有什么主见,只要忠实执行。如果有人对它表示怀疑,那么这个人很可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方志敏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也说明方志敏是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典范形象”之上的。1930年7月,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决议传达到赣东北。方志敏进行了强烈抵制,但未能如愿。他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有“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和“肃反斗争”两章,分析了苏区工作中的错误,态度非常诚恳。他谈到中央批评他们犯了右倾保守主义,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无情地检阅和批评我们工作中保守主义的错误”。但他的“保守主义”的具体含义却与中央大相径庭。他还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对“中央代表”曾洪易也不点名地指出其“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

方志敏为什么没有直接批评王明中央呢?原因在于:(1)方志敏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最好的例子是:1933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来电,将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虽然这样立刻会使赣东北苏区失去主力部队,但他还是无条件服从。他认为,“作为共产党员,不管个人有什么想法,都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中央决定”（石凌鹤等:《方志敏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并立刻送别战友,组建新红十军。(2)方志敏理论上的欠缺,使其只能感觉出中央路线实际的不可行,而讲不出道理来。他承认,对于立三路线,“我们反对那种错误,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方志敏文集》,第72页。）。从他的文稿看,他对中央曾犯过的错误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有时连李立三犯的错误性质都表述不清,将它与瞿秋白犯过的“盲动主义”混为一谈。王明路线比起立三路线来,更具权威性和欺骗性,他就更不可能弄得很清楚了。(3)方志敏等人深受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祸害,而曾洪易等人打着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方志敏等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去怀疑中央的政策。方志敏写文稿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有益于党的后来事业。一种错误,如果他已意识到,为了党的利益他为什么还要掩饰呢?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也有悖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事实上,他的确对具体人的具体政策的错误能认识、分析得很清楚,但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就说不出什么反对的话来了。所以才会出现一面严厉批评肃反的错误,一面表明“坚信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的矛盾现象。

认识并清算王明路线的错误是一个长期的集体的过程,从遵义会议纠正了其军事错误开始,直到延安整风才基本完成。毛泽东也是经过多年思索酝酿,才讲清楚并且解决了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对方志敏的评判和对瞿秋白的评判一样,都不能脱离他生活和思想的实际。

的确,方志敏受传统儒家的道德心学影响很深,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和典范形象。但是,方志敏的道德感是出于公心的,必须一切为了党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付诸实际行动,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道德功勋,才能树立起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众所周知,瞿秋白是看淡死后声名的人,但他同样注重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不过他的名誉必须建立在真实、坦诚的基础上,不愿背’“烈士”的虚名。

三、狱中文稿对瞿秋白与方志敏身后评价的影响

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对他们的政治评价影响深远。瞿秋白的身后命运十分坎坷。他在被作为英雄景仰了多年后,曾被打成叛徒,而惟一的证据就是《多余的话》。今天的学者们一般认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心态可以理解,勇气可嘉,但格调未免消沉,在客观上起了负面作用。对于《多余的话》的政治评价,总是一言难尽,极其曲折复杂的。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志敏的烈士名誉从未遭到过玷污毁损,他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政治评价极高,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必备范本。方志敏文稿的思想感情单纯、热烈,格调健康明朗、积极向上,容易理解,极富感染力,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价值。这是它们比《多余的话》容易得到大多数人接受的原因。而《多余的话》在思想内容上的丰富、复杂、深邃、富有启发性,使它以及瞿秋白本人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毛泽东对瞿秋白和方志敏的评价和态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和瞿秋白同为受王明等人排挤的人,彼此关系很好,“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苏区》,《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冯雪峰也回忆,在瑞金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转引自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在延安,毛泽东不止一次怀念起瞿秋白和他出色的文化才能,为瞿秋白未能参加长征而遗憾和气愤。毛泽东与方志敏的个人交往,应该比与瞿秋白的交往要少。但方志敏深入农村,带领赣东北的穷人起来闹革命,建立起一片宝贵的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的思路和实际行动都十分相似,毛泽东对他是非常赞赏的。

但建国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出版写了如下题词:“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瞿秋白研究》第1辑,第2页。）。这段题词,给了瞿秋白很高的政治评价,也寄予了一种缅怀之情,但它最终没有被收入《瞿秋白文集》,而在档案馆沉睡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否因为毛泽东看了《多余的话》?没有直接资料可以确证。据陆定一回忆,1964年或1965年,他在北京看到香港报纸刊登的《多余的话》后,在一次会后特意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他和周恩来都回忆了在延安看到《多余的话》真迹的事（孙克悠:《聆听陆老谈瞿秋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陆定一没提毛泽东有没有说什么话,但毛泽东至迟在此时应该对《多余的话》有了了解。

许多瞿秋白生前的同志、好友,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限制,都曾长期无法真正平心静气地考察瞿秋白写作时的心情,给予该文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相反,大多数人都更容易被方志敏式的质朴、爽朗的豪情和激情所感染。由于方志敏的豪言壮语当然符合政治宣传需要和群众的心理需要,他那经过彻夜不眠的痛苦思索,在文稿中总结出来的血与汗的经验教训、他那激情之外严肃的思想探索的精神、他那朴实的记叙中时时闪现的浓厚文学意味,则往往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一直享有很高的荣誉。而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评价经过多年曲折,近年来获得了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它们虽然文字和思想风格迥异,但都准确记录了两位襟怀坦白、正直真诚、勇于思索的共产党人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涵和深度,在研究王明时期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时尤其如此。

(作者简介：李琦,笔名李可玉,1970年生,四川省宜宾市人。1991年从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1994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党的文献》编辑北京1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