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2 月 3 日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地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他强调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毛泽东把马列哲学的学习、领悟和运用当做“看家本领”，正是首先建立在潜心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基础上的。我们从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四个具有独创性的方法，即以学功课的方式来读、当作“工具”来练习使用、结合读历史来读、在与实践相结合中学，来看他是如何“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的。

以学功课的方式来读

毛泽东是以学功课的方式，以对待教科书的态度，来下苦功夫研读马列经典的。具体方法是：第一，反复多次阅读、温习。第二，“不动笔墨不读书。”他总是圈画不断，勤于做笔记，做批注，写感想。毛泽东一生对马列经典都可以说是手不释卷。比如 1932 年 4 月红军打漳州时缴获了《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长征中他患着病，忍着饥饿，躺在担架上通宵达旦地啃读着这几本来之不易的宝贝，还不停地圈画，到了延安也反复研读不止，直至把书翻得十分破旧。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到哪里，都带着一批经常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少则几本，多则二三十本。马恩列斯的许多经典名作，他都不知读过多少版本、多少遍。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推荐倡导、集体学习。在延安时期，在他的倡导下，全党从高级干部开始，组成了各种理论学习小组，毛泽东亲自组织和参加中央研究组及高级学习组的学习，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共同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号召集体学习。如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间，他亲自在杭州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专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他整理了一个近 10 万字的谈话记录出来。

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议上向与会者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他曾在 1942 年 11 月 21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共党史做长篇演讲，详细地讲解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的一些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最初都曾是在延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党课的讲稿。

当作“工具”来用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是读得很熟的，但他并没有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当作神像供奉起来，到处言必称马列。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拿来当作“工具”使用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就必然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多次引用列宁的经典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十分重视运用理论工具认识和分析实践，从而指导实践。他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更直接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工具”，有时又叫思想武器，实则就是世界观方法论的同义语。毛泽东阅读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看重的就是思想方法论，而不是什么个别的词句和一些未必适合于中国革命情况的具体论断。这个思想方法论，指的就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不仅把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把它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待，从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去强调哲学的方法论功能。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格外关注的就是要使全党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用以正确地指导实践。为此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编辑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要求党内干部学习。后来毛泽东长期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提出，要求大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实际需要，来选择阅读马列经典的重点。他从这些经典中所汲取的，首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后是具体方针策略，再而后是更具体的直接指导。相对而言，毛泽东比较看重的是马恩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列宁对马恩著作的哲学阐释、普及和发展以及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策略原则，及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要总结。而贯穿于其中的、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某一时期有选择地选读某些经典，与这些经典作为“工具”，在当时当地对具体的时代任务是否“合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合读历史来读

毛泽东读书涉猎极为广泛，其中马列经典和中国文史古籍所占的比重最大。而且，毛泽东读马列经典和读文史古籍，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他读马列经典，往往与读史书相结合，二者交互影响、互相促进。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等书对他的深刻影响时说过：读了它们，“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首先就是接受它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阐释，将它用于认识和理解历史，然后才用以指导实践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时，正是娴熟运用已化于血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其思想方法，去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对历史内容进行分析评判的。

毛泽东对于读经典与读历史相结合有着十分自觉的意识。他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往往也在大量阅读和研究历史。如延安整风期间，他要求结合研究党史学马列经典，也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总结党的过往革命经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个重大成果。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历史。亲自参与撰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鼓励范文澜写出《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这些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历史，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著作。他倡导读历史要“古为今用”，如何才能“合用”？显然还要“洋为中用”，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认识和分析，才能做到。

在与实践相结合中学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从来不是坐在书斋里、当作教条，而是直接地为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讲，延安整风就是一场关于怎样正确地读马列经典的运动，就是整读马列之风。其实质就是要批判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学马列的学风，代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的一大独创，就是将读马列与学党史和搞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党史，即是党过去的实践活动史。为了方便人们了解和总结十年来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毛泽东还亲自主持编成《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文件汇编，后又编成《两条路线》，要求人们认真研究。此外，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当前了解实际情况、从事现实实践活动的重要性。 1941 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普遍开展了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读和号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与研究党史、搞调查研究的“三结合”，构成一种全面而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形式，后来也成为党的一个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完成全新的国家建设任务，毛泽东读遍了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经济规律的经典论述。同时他也依然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别强调结合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搞调查研究。“大跃进”期间，由于急于求成，他读马列经典与搞实践产生了严重脱节。鉴于这个惨痛教训，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在全党带头深入农村作调查。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意识。

总之，以学功课的方式反复研读，使毛泽东对马列经典的熟悉程度和掌握深度，比那些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者高明了不知多少，为他运用及进行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把马列经典原理当作“工具”来用，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手段而非书斋里的卖弄，在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间搭起了桥梁；结合读历史来读，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识和理解中国国情，同时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落脚点问题；在与实践相结合中学，则充分践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真正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这四大方法或曰四大特点，对他帮助极大。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党的文献》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