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爱读史, 而且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读《二十四史》、古诗词等文史古籍的批注、评论。这些读史批语, 一个个都使人印象深刻。注重品评历史人物, 是毛泽东读史的一个鲜明特点。毫无疑义, 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决不是为读史而读史, 而是以史为鉴, 吸取和运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智慧和各种启示, 来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服务, 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古为今用。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的志趣和目的所在。而他的读史品人,就具体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志趣和目的。
1969年6 月3日, 毛泽东在武昌读《南史? 陈庆之传》时, 写下一条令人浮想联翩的批语:“再读此传, 为之神往。” 陈庆之是一员名将, 但其事迹在历史上并不算十分突出, 毛泽东之“神往” 主要是读书勾起了自身的记忆, 从而心情激动。有一位研究者对此曾写道:“1969年, 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 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 万籁俱静, 深夜读史, 此时此景, 他自己的经历, 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 。” 历史上那些灿若星辰的杰出人物, 大都是毛泽东注意研究并为之“神往” 的对象。
毛泽东尤其着重研究和喜欢的历史人物,是那些具有卓越才华、能做大事、有大气魄以及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 而讨厌那些暮气沉沉、思想僵化以及为人做事气量狭小的人。他还特别同情和欣赏那些出身卑微、贫贱和处于弱势境况而又能奋发向上, 努力去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
比如, 毛泽东对曹操的才华和胆识就很欣赏, 认为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是有贡献的,故曾倡导为其翻案。他对《三国志集解? 魏书》中关于曹操“奸雄欺人之语”、“言不由衷”、“志骄气盈, 言大而夸” 的注文批注说:“此篇注文, 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愤愤之情, 洋溢于字里行间。《南史?韦睿传》中, 韦睿曾说“为将当有怯时”,并在作战中运用成功。毛泽东批注说:“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 故致军败身歼。” 曹操此语出自《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为将当有怯弱时, 不可但恃勇也。” 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曹操的言行、事迹是相当熟悉的。他对曹操的批语, 还有“杀降不祥, 孟德所不为也”、“ 做 土皇帝, 孟德不为” 等等。对曹操的诗文 ,毛泽东也是赞叹不已, 反复诵读, 曾对子女说:“曹操的文章诗词, 极为本色, 直抒胸臆, 豁达通脱, 应当学习。” 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 不独在天。养怡之福, 可以永年” ,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过。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下的“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的名句, 也体现了他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采飞扬的钦羡。毛泽东也很欣赏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 曾写下这样一条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其次则朱元璋耳。”
而对于宋太祖、宋太宗, 毛泽东则不以为然, 且多有批评之语。他在读《宋史》时, 看到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 被宰相赵普陷害论死, 后流放沙门岛时, 批注道:“说不杀士大夫, 伪也。” 这是批评宋太祖赵匡胤的。对宋太宗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 毛泽东批注道: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 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 宋人终不省。” 对《宋史》中关于宋太祖死亡的“癸丑夕, 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 的记述, 毛泽东也批注道: “不书病,年五十”, 表明他注意到了文献中关于“斧声烛影” 的隐秘之迹。而《宋史? 太宗本纪》却照例对宋太宗赵匡义“赞曰:帝沉谋英断, 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为此批曰“但无能” 。该书还为赵匡义辩解说, 他曾“欲自焚以答天谴, 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 所以天下老百姓都接踵而至, 请其“登禅” 即位。“故帝之功德, 炳焕史牒, 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 涪陵县公之贬死, 武功王之自杀, 宋后之不成丧, 则后世不能无议论焉。” 意思是说宋太宗本是贤君, 但这几件小事做得不够圆满, 所以后世才有所议论。毛泽东对这种辩解毫不客气地批道:“不择手段, 急于登台。” 这八个字表明, 毛泽东对宋太宗这种所作所为是鄙视的。《宋史纪事本末》有一段讲到宋太宗诏立太子后, 庙见回宫途中, 百姓皆簇拥雀跃, 欢呼“少年天子”, 宋太宗听了很不高兴, 召宰相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 欲置我何地?” 寇准向他道贺说:“此社稷之福也。”他才有所“醒悟” 而转怒为“喜”, 请寇准喝酒, “极醉而罢”。读到此处, 毛泽东批道:“赵匡义小人之言。” 对赵匡义的心胸狭窄、小家子气表示轻蔑。
毛泽东在批阅《南史? 韦睿传》时对名将韦睿称赞有加, 如“仁者必有勇”,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还仔细地批注出韦睿的优秀之处, 如“躬自调查研究”、“机不可失”、“决心”、“以众击少”、“以少击众”、“敢以数万敌百万, 有刘秀、周瑜之风”、“善守”、“不贪财” 等等, 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可见他对韦睿这个历史人物的喜爱。他读《三国志? 郭嘉传》时虽无批语, 但多次建议党的领导干部要读此书, 要学郭嘉的“多谋善断”。如果说毛泽东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 是因为从精彩的战争描写联想到自己当年金戈铁马的经历, 那么号召学韦睿、学郭嘉, 则透露出他期待党内能有像韦睿那样优秀人才涌现出来的渴望与呼唤。
毛泽东对古代杰出人物“为之神往” 的例子还很多。又比如他欣赏唐初名臣马周, 在读《新唐书? 马周传》时批注道: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 迥乎远矣。” 他盛赞马周的上唐太宗疏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还说与马周相比, “宋人万言书, 如苏轼之流所为者, 纸上空谈耳”, 评价极高。他甚至注意到马周仅活了48岁的原因。史称马周颇爱酒, 失意时曾在某旅馆“命酒一斗八升, 悠然独酌, 众异之”。毛泽东批道: “饮酒过量, 使不永年。” 批语中不无惋惜。
毛泽东对一些有才华但英年早逝的历史人物寄予极大同情, 对他们也常为之赞叹。如他曾对初唐诗人王勃作过一条长篇批注, 其中颇多赞誉之词: “这个人高才博学, 为文光昌流丽, 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 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 到处受惩, 在虢州几乎死掉一 条 命。所以他的为文, 光昌流丽之外, 还有牢愁满腹一方。” 还把他和贾谊、王弼、李贺、夏完淳等列在一起, 说他们“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由此展开发了一段有名的议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 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 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他们干的。” “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 生力旺盛, 迷信较少, 顾虑少, 天不怕, 地不怕, 敢想敢说敢干。”
对东晋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 毛泽东曾批注说:“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 退耕力不任' , 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 `进德智所拙' 也。做林下封君, 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 矛盾达于极点。” 对此类志大才疏的文人, 毛泽东多少有些不屑之意。对历史上一些文人只会空谈, 毛泽东也多有批评之词。清代文人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所载的苏明允《谏论》中以“跳越渊谷” 来比喻向君王进谏, 并认为如采取种种方法或诱使、或逼迫“勇者”、“勇怯半者”、“怯者” 都能“极言规失” , 国家就能兴旺。毛泽东批道: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 虽有勇者, 如不善水, 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一直抱有极大同情。他在读《三国志集解》之《魏书? 张鲁传》时, 曾写下长篇批语, 指出这些农民革命战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 但“其相同的一点, 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 摆脱贫困, 丰衣足食”。《明史本末纪事?平河北道》中讲到刘六、刘七、赵风子等盗侠之士聚众起事, 后被官军剿灭, 这几个首领也被官军追杀而死。毛泽东对此批道:“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 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 闲倚栏杆看落晖' , 得毋像黄巢吗?” 历代农民起义失败后,都出现过关于其首领未死, 而是隐名埋姓远遁他乡的传说, 黄巢和后来的李自成都是如此。这些传言, 大都是老百姓出于同情而希望他们不死的善良愿望的反映。从毛泽东的这几句批语中, 也可见他对农民起义者的深切同情。
毛泽东读史, 真是做到了“思接千载, 心游万仞”, “心驰神往” 于古今。而且他常常是带着或赞扬或批评、或喜爱或斥责等不同的情感来品评历史上的不同人物的。带着鲜明的感情读史、写读史批语, 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个特点。比如, 他读《张鲁传》的批语, 是先写了一大段, 依然心潮澎湃, 难以平静, 三天后又写下一大段, 最后这篇批语竟长达1200字。在对王勃的批注中, 他阐发了一大段议论, 最后说: “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 想及一大堆, 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1958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 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这些激情迸发的批语, 是体现毛泽东用“情” 读史的典型例子。
读毛泽东文史古籍批语, 仿佛跟随他的心路畅游历史, 处处皆有景、有情、有趣、有思。他那既见解高明又情感丰富的独特个性, 在这些批语中展露无遗。众所周知, 毛泽东从史书中撷取历史智慧, 往往如遇道旁野花, 随手摘取, 毫不费力, 而从他的读史批语中透露出来的感悟历史、认识世界的才智与能量, 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人和后人们研究与学习的。
〔作者李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