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1959、1961、1962 年周恩来文艺纠“左”的三篇讲话，需将其放到“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直至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这较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段中。周恩来因为反冒进遭到严厉批评后的政治处境，使他已不能在经济纠“左”上有所作为，而是在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的偏颇并强调要“两条腿走路”后，致力于在文艺领域进行纠“左”的努力。1959 年讲话因当时“大跃进”的错误尚不明显而收效不大，而1961、1962 年文艺家们对“大跃进”中“左”的危害已有了切身体会，周恩来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文艺领域的调整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的文艺纠“左”，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对文艺的热爱和擅长，同时也要有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关键词］周恩来; 文艺纠“左”;“大跃进”;“反冒进”; 毛泽东

1979 年初，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之际，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关于在文艺工作中纠“左”的三篇讲话，即1959 年5 月3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的讲话《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 简称1959 年紫光阁讲话) 、1961 年6 月19 日在北京新侨饭店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简称新侨饭店讲话) 、1962 年2 月17 日在紫光阁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简称1962 年紫光阁讲话) ，在《文艺研究》和《文艺报》上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文艺界开展了学习、研究周恩来“三篇讲话”的活动。周恩来的这三篇讲话，在当时就给文艺界人士留下深刻印象，“文革”结束后更成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纠正“左”的影响的思想武器，为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其实他很多关于文艺领导、文艺欣赏、文艺创作等方面细致而又丰富的阐述，早已变成“常识”。有人说，解放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回归常识”。而把思路放回到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把周恩来的“三篇讲话”出台的社会政治背景前后作点延伸，再重读这些讲话，更能感受到，有时坚守“常识”需要很不寻常的精神力度。

一、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两条腿走路”的历史缘由

周恩来的这三篇文艺讲话，直接起因都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左”的错误。不过，解读它们还应回到更早一些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中去。需要首先好好研究的是1959 年紫光阁讲话。该讲话说: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方面，变成一条腿，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比如，我们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速度方面要大跃进，但跃进也总有一个限度，有一定的可能性，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了。这些经验过去已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有时高速度发展，有时休整巩固，这就是两条腿走路。过去只想不断跃进，对波浪式的跃进想得少。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经验应用到经济上，也是两条腿走路。”然后提出了讲话的核心内容: “文艺方面也要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走路”，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在1958 年11 月30 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要“两条腿走路”，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偏于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在全会公报稿中他又做了如下修改: “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643 ～ 644 页。）后来又屡次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前一段时间“反反冒进”的反思。

说“反反冒进”，则要从“冒进”和“反冒进”讲起。

“冒进”，是指1955 年下半年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在“一五”计划大获成功、全国经济欣欣向荣势头鼓舞下产生的急于求成的急躁倾向。当时毛泽东想借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保守主义”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实际却引起各项经济指标偏高，经济发展有严重失衡的危险。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心急如焚，于1956 年初开始提出“反冒进”，得到刘少奇、陈云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支持。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发表过不少措辞十分强硬的讲话， 如他在2 月8 日国务院第24 次全体会议上说: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周恩来选集》( 下)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90 ～ 191 页。）

1956 年6 月4 日的中央会议，主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从1956 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健康发展。1956 年7 月以后，为了制订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二五”计划，周恩来和陈云等想尽办法，试图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他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时，在多处重要地方大胆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他在八大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没有“多快好省”的提法，相反多处提到要“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八大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八届二中全会开幕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继续提出“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更强调: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629 ～ 630 页。）这样， 11 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作《关于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确定了1957 年计划的方针是“保证重点，适当收缩”。

检视这些言论，可以发现，周恩来“反冒进”时态度之坚决、言辞之犀利，其中的那股锐气，笔者认为远非以纠“左”而闻名的“三篇讲话”可比。

但那股锐气不久就被毛泽东强劲的“反反冒进”压了下去。1957 年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一个初衷，就是认为1956 年发生的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决意“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参见《周恩来传》(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58 ～ 1359 页。）。在1957 年9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1956 年这一年把“多快好省”扫掉了。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始公开批评“反冒进”。12 月12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修改、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 这样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起到了消极的‘促退’作用”。1957 年12 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1958 年1 月的南宁会议，更是“反反冒进” 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发动“大跃进”的准备会。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反冒进”问题，说“反冒进” 使“六亿人泄了气”，当众对周恩来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 我是反‘反冒进’的!”“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 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甚至指出: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参见《周恩来传》( 下) ，第1366 ～ 1367 页。）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并对“反冒进”承担责任。在2 月18 日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周恩来传》( 下) ，第1375 页。）在同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反冒进”，周恩来再次检讨说: “‘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周恩来传》( 下) ，第1383 页。）1958 年4 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的一次汇报会上说，1956 年下半年和1957 年来了一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反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的口号。在1958 年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说: “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周恩来传》( 下) ，第1375 页。）面对毛泽东如此上纲上线的批评， 周恩来、陈云等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出发，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只得一再作检讨， 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周恩来为准备在该会上的发言而彻夜难眠的情景，令当年帮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参见范若愚: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5 ～ 46 页。）。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批评后，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何等艰难。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央提出他本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6月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他“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才没有改变。（参见《周恩来传》( 下) ，第1396 页。） 然而，据有人回忆，一段时间里，因为都怕沾“右倾” 的边，竟然发展到国务院各部委很多人都不找他报告和请示工作的地步。到了1959 年，出现全国性的粮食紧缺，于是周恩来亲自来管这件烫手的事，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发电报，解决最令人头痛的粮食问题。可以说1959、1960 年这两年，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粮食。1960 年10 月底11 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目的是扭转农村工作被动局面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也就是“农村工作十二条”，以此为转机，他才又开始负责起重要工作来。

总之，“大跃进”就是“反反冒进”换了个说法，而“反反冒进”就是更加“厉害”的“冒进”。“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直至“大跃进”，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毛泽东所谓的“波浪式跃进”的过程。如上所述，这个过程以周恩来、陈云等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复检讨结束。可以说，“大跃进”是在周恩来、陈云等人对“反冒进”的反复检讨中开始的，他们还因此陷入政治困境，身背沉重的政治负担，只能小心谨慎，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它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周恩来“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要尊重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一方面，他面对一些过头的做法又不能不管，不能看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表露”。（参见《周恩来传》( 下) ，第1265 页。）邓小平后来这样回忆道: 对于“大跃进”，“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1980 年4 月1 日。见《周恩来传》( 下) ，第1398 页。）事实上，在“大跃进”狂潮中，周恩来不仅不能说反对的话，甚至也许还不能太过沉默，所以他还说过一些表示拥护的话，如“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周恩来传》( 下) ，第1399 页。），等等。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来说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后，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这表明毛泽东对“反反冒进”的“左”的错误有了清醒的认识。学界研究业已表明，“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同时又是他率先发现“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并进行纠正的。而根据上文所述的这种情形，由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首先指出和纠正，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以周恩来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可能为天下先，在毛泽东尚无明确表态的时候，就进行什么“文艺纠‘左’”的。

历史的深邃也就在这里。往前回溯这么长一大段历史背景后，再来解读周恩来“三篇讲话”，才能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

二、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进退曲折在“三篇讲话”中的反映

如前所述，周恩来本是“反冒进”的斗士，面对“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全民头脑发热的问题，显然内心洞若观火，是极少数头脑冷静者之一，奈何这极少数人都不可能再作“反跃进”的尝试。不过，一旦毛泽东本人有所清醒，察觉到并指出“大跃进”中的偏颇和错误，周恩来就开始为纠偏寻找机会。周恩来在政府中，既长期与刘少奇、陈云等一起担负国家经济管理任务，也长期主管文艺工作。在经济领域显身手遭遇“反反冒进”而折翅后，周恩来已不能对经济问题再作主张，经济纠“左”的任务遂多留待刘少奇、陈云等人。“大跃进”之时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还是经济，在文艺问题上不曾对周恩来有所指摘。从这个角度来讲，周恩来致力于文艺工作纠“左”也是相对“安全”的。另外，周恩来与文艺界人士关系亲近，或许这些人也相对更容易接受他的意见。因此，在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意见后，周恩来即不失时机地把这原本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移植到了文艺领域。

文艺领域的状况也的确令人忧虑。在经济领域单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快过渡”的狂热气氛影响下，文艺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也不甘落后，甚至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现象。这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的注意，但发表意见却需要时机。在毛泽东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月后的1958 年12 月28 日，周恩来召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和分析这些问题。他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9 页。)。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泼冷水”的话，不少头脑正在发热的人是听不进去的。周恩来进行了反复耐心的解释和说服。据回忆，有些人开始思想还是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起到了一定的“降温”作用(林默涵: 《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周恩来与艺术家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275 页。）。

周恩来继续寻找机会，在更大范围表达他的想法。1959 年4 月23 日，周恩来不顾自己生病住院，约了几位来京参加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三届政协一次会议的电影界人士来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文艺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指出: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这次个别式的谈话可以说是他后来大谈“两条腿走路”的试探，表明“紫光阁讲话”的思路正在酝酿中。两会结束后的5 月3 日，周恩来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紫光阁举行座谈会，做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

说到“三篇讲话”，人们一般比较看重1961 年新侨饭店讲话。原因是这篇重点讲文艺领导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明确批评“一言堂”，而且直言不讳地指出: “‘一言堂’从何而来? 是和领导有关的。”这些话使饱受“大跃进”之苦的文艺家们如闻春雷，如沐春风。其中很多对文艺工作的精辟见解，至今也未过时。而从研究周恩来思想历程的角度来看， 1959 年紫光阁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讲话虽然比较简短，却更能反映当年深刻的时代背景。

比如，这篇讲话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准备的。它的来由，周恩来在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 “听说大家急着要回去，搞重点节目，放‘卫星’，很紧张。一紧张心情就不会舒畅。我叫大家多留一留，听听我们说的话，我是唱低调的。”显然，周恩来当时的心情是很着急的。不过代表们对他的感受却并不十分理解，对他们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赶快回去完成任务。对他的这个讲话，各部门、各地的反应相当冷淡。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讲话影响“大跃进”的情绪，竟然不让向下传达;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也只批准在20 人左右的创作人员中传达。显然这篇讲话触及了“左”倾思想的某些要害，引起了一部分思想极左者的忌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偏颇和弊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层已首先察觉并有意识地开始纠正，但由于政策惯性和心理惯性的作用，使得他们的精神尚未广为传播，而多数文艺家还没有深刻感受“大跃进”之苦，对他的话也就未必加以足够重视。因此这篇讲话在“文革”结束后文艺家们的回忆中很少有人提到。

1958 年12 月28 日会后，中宣部原本准备在1959 年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进一步纠正文化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但是， 1959 年紫光阁讲话后不久，党内就因庐山会议转变了风向，尽管该讲话的内容全面周到，无懈可击，但在随之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的冲击下，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文化工作会议则推迟到年底才开，而且改变了议题，提出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在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呈现出与年初的紫光阁讲话大为异样的文风。整个讲话极富激情，多次用诗化的语言感叹过去的时代、阶级社会及其作品何其渺小，现在这个时代何其伟大，号召“在伟大的时代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在紫光阁讲话中，周恩来两次表示“我是唱低调的”，而这篇讲话却显示了在周恩来身上罕见的高调。当然，在这篇讲话中，周恩来也不忘强调“两条腿走路”。他也强调“多快好省”， 但很小心地把握分寸，说: “写作就不能多快好省吗? 要看怎么说。如果天天打电话去催，我是反对的”，“这会使作家紧张得不得了。但这并不等于文艺工作不能多快好省。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使作家过分紧张，要使他们心情舒畅。要鼓足干劲。鼓足干劲是主导，心情舒畅是一个方面。”（《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5 ～ 196 页。）联系周恩来在“反冒进”时对这个口号负面作用的警惕和删除、毛泽东对此的严厉批评，周恩来在这里既想提醒人们不能“多快”过头、忽略“好省”，又要使语言全面周到、不留把柄，是相当为难的事。

到了60 年代初，“大跃进”造成的全局性困难已成不争的事实。中共中央开始下大力气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领域出现的“左”的错误，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 年上半年， 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61 年6 月8 日至7 月2 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周恩来阅看了大量文字资料，并深入到会议代表中做了三天调研。根据人们反映的情况，他在6 月19 日的两会联合报告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新侨饭店讲话”。此时， 文艺界已深受“大跃进”之苦，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对周恩来的讲话期待已久。而周恩来这次讲话也做了充分准备、精心酝酿，放得比较开。他指出，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这篇讲话调门不高，却掷地有声，指出“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并批评“一言堂”，批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提出“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讲话中一系列有关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和创作者本人的阐述，令与会者十分振奋。有人把这篇讲话比喻为“打了个惊雷”，“是文艺战线上的反‘左’纲领”。学者们认为它具有指明方向的重要作用，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艺论著。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新侨饭店讲话中的很多意见，在1959 年紫光阁讲话里已经讲到，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而已。而对1959 年讲话所受的冷遇，周恩来记忆深刻: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我谈一次， 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08 页。）上次是“请大家留一留听听我唱的低调”，这一次是“应大家的要求畅所欲言”，反差很是明显。他还提到: “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13 页。）这句话指的就是“大跃进”期间给作家订高速度、高指标的问题，是当时促使周恩来召集人开会讲话的主要原因。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化部和全国剧协筹备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文艺政策。其间，遵照周恩来的要求，文化部和全国剧协组成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几个大区、省、市，相继发现文艺界“左”的错误仍很严重。如有些剧作家受到错误的批判; 有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有的领导人缺乏艺术民主，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简单粗暴。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先召集在京文艺工作者开个会，通通气，作个动员。1962 年2 月17 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对100 多位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作了讲话。他提出，为了破除新的迷信，在广州会议上“第一要解放思想，第二要来个否定之否定”，“敢想、敢说、敢做”。后来， 周恩来在广州作了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久，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 草案) 》，后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并批准试行，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这就是“文艺八条”。随后，根据该条例的精神，提出了“电影三十二条”。

1962 年紫光阁讲话是1961 年新侨饭店讲话的拓展和延伸。此次讲话时，七千人大会已开，政治空气更加宽松，周恩来讲得更加舒展。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开头又提到了1959 年紫光阁讲话: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38 页。）还说: “一九五九年五月我那次讲话，是讲政治，但主要是讲文艺，讲了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我谈过: 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每天打电话催作家写，作家的心情怎么能舒畅呢?”（《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39、247 页。）可见周恩来对那次讲话的深刻印象。

从这三次讲话的比较看来，后面两次讲话的内容今天看来更丰富、更精彩，但对周恩来来说，最需要勇气、最费功夫、他本人最重视的倒是1959 年的那一次，它虽然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酝酿，但说出了周恩来在“大跃进”中感受最深、最想说的话，后来两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在那次讲话中都已清晰呈现，越到后来越能体会到它的宝贵。

三、周恩来在文艺工作中纠“左”的特点及其启示

周恩来关于文艺纠“左”的这三篇讲话，产生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即1957 年以整风反右和“反反冒进”为开端的“左”的思想逐渐蔓延，到“大跃进”时期急剧膨胀，这中间和之后的纠正和调整。经过这一次调整，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有了一段时间的平稳发展。然而，从国家的发展思路和倾向来看，“左”的车轮只是停了停，后来又继续往前走，最终在“文革”十年达到顶峰。把“三篇讲话”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来解读，更能体会它们的弥足珍贵。有人感言，与1957 年反右扩大化和1966 年开始的“文革”联系起来看，周恩来的讲话像是“两片大沙漠之间的一块绿洲”，令人感到充满希望和生机。60 年代初，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宣部系统地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改进领导方法，提高创作质量等问题。文学艺术迅速繁荣起来。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建国后的一个文艺“小阳春”。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周恩来的文艺讲话，是以文艺工作领导人的身份来进行的。他本人也强调自己讲话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比如他1962 年在紫光阁的讲话中第一句就说: “今天讲点政治吧，顺带讲一点文艺。”他的讲话力求面面俱到，看似不偏不倚，滴水不漏，不过其倾向性读来还是很明显的: 他恰恰不是要求文艺家们简单地完成政治任务，而是力图使他们摆脱极端政治化的束缚，尊重艺术规律，创作出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而不是机械图解政治的优秀作品来。

周恩来对文艺的热爱和精通，远远超出一个文艺工作领导人需要的程度。因此有学者指出，周恩来不仅仅是一位总理，他还拥有鲜明的学者品格（陈扬勇: 《周恩来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理论贡献———兼论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 年第2 期。）。的确，周恩来对文艺的熟悉、热爱和欣赏品味之高，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对许多文艺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有时他还设身处地地思考如果他来参与创作某一个作品时应当怎么做，后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创作演出成功的。因此他的文艺思想兼具政治家和文艺评论家的特色，不愧“艺术总理”的雅称。周恩来在其文艺讲话以及几次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中，多次坦承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这不应当是他为了提高讲话感染力的一种修辞演讲术，因当时把自己放进知识分子队伍很需要勇气，这是他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明确认同。或许他倾向于把自己归入“文艺知识分子”。周恩来对文艺作品提过的意见数不胜数，有很多为艺术家说话的正面意见，也有很多是不客气的批评，不论是什么样的意见，艺术家们都很服气，除了他出于公心、态度诚恳以外，就在于他是内行人，说内行话。

研究者普遍认同，周恩来文艺思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了阐释和发挥。也有人认为，周恩来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者。特别是1957 年以后，他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原则的同时，也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左”的文艺思想倾向。

“大跃进”弊端初现后，毛泽东在经济上开始了纠“左”，而文艺方面的纠“左”任务则主要由周恩来进行，笔者认为，除了前面指出的一些主客观的复杂原因，也有毛泽东思想逐渐偏“左”未有方向性的扭转，尤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产生失误，长期不见松动的因素，同时还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艺欣赏上的不同特点有一定关系。

毛泽东对文艺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是公认的“诗人领袖”。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所偏爱的文艺种类有着较大差异。毛泽东的文艺鉴赏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他的文艺实践主要是创作诗词。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更容易普及并产生现时影响的艺术门类，其社会政治作用受到他的重视，但不是他本人欣赏的重点。《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几乎未见对各类表演艺术的言论。他批判电影《武训传》、京剧《海瑞罢官》等，是出于政治考虑，谈不上对它们的艺术评价。而关于话剧，周恩来在1962 年紫光阁讲话中谈到: “毛主席不爱看话剧，因为话剧太像生活， 又因为语言不够好。毛主席看戏不像我们，他看戏主要是为了休息。”此话虽然是说毛泽东对机械乏味、水平不高的话剧不满意，但毛泽东对话剧兴趣不大也是实情。毛泽东爱看京剧，但也大体是为了休息。而周恩来却是个话剧迷，有些喜欢的或者比较重视的剧目，不惜百忙中抽出时间看上好几遍。陈毅说过: “周总理特别喜欢看话剧，各种戏剧都喜欢看，话剧尤其喜欢。”（陈毅: 《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周恩来与文艺》(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60 页。）其实，周恩来早年就有过出色的话剧表演和剧本创作实践。他在1962 年紫光阁讲话中还讲到，他当年听到周文雍和陈铁军两位烈士“刑场婚礼”的爱情故事后，非常感动，曾经想过把它写成剧本。从周恩来的文艺论述看，他所欣赏和熟悉的艺术门类异常丰富多样，远至非洲的某个民族歌舞，小至某种人们很陌生的地方小曲艺，他都看得津津有味，评得头头是道。当然这与他长期主管文艺工作，所针对的问题可以更具体、更深入有关，但他的艺术兴趣和眼光，也使他对艺术的兼容和共存体会更深，对艺术家“完成政治任务”和“尊重艺术规律”必须“两条腿走路”才能保证有好的作品这一点，意识更加强烈。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与毛泽东偏重于对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宏观把握相比，周恩来长期不懈地为文艺工作的各个具体领域纠“左”纠“偏”，促进艺术活动健康发展，而进行精细入微的努力这个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在党内领导人中，周恩来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影响和危害的认识格外深刻，还可以从社会文化角度寻找原因。在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代环境里，文艺工作中所谓“左”的思想表现，如不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不尊重艺术家的劳动，除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剧烈影响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民群众，包括大量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领导干部文化素质还普遍偏低、文艺欣赏水平尤其低的一种表现。具体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不是目标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手段粗糙，容易把复杂的艺术创作过程简单化和极端化。而周恩来具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和艺术鉴赏力，熟悉艺术创作规律; 同时他的性格也善于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崇尚和谐共存，不走极端，因而能敏锐地发现文艺工作中的一些极端做法和过激现象，并以智慧而现实的方式加以纠正。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今天研究周恩来的文艺论述及其实效，对当年纠“左”的难度应有充分估计。“左”的思想倾向，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难以遏止。比如1955 年底开始的冒进，就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在头脑发热。1956 年6 月4 日中央会议已经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继续压缩经济建设中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1956 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时，部长们谁也不愿意削减自己的预算。经过周恩来反复讲道理并充分讨论后，会议才确定再次削减国家财政预算。6 月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关于1955 年国家决算和1956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初稿) 》，批准4 日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但在中共领导层中，还是有人不同意报告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要求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大跃进”的集体发热就更不用说了。

1959 年“两条腿走路”讲话，是周恩来为艺术发展遭到破坏而痛心，不顾自己不久前还是挨批的对象、连番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当众深刻检讨过，而把正想赶回去“放卫星”的人们找来“泼”的“冷水”。而如前所述，“泼冷水”的效果却是被不少地方“封杀”、不准或不敢传达。这说明这个讲话与当时的大气氛是不合的，同时也说明周恩来出于良知、责任感和对文艺的热爱而做这个讲话确实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他列出的十条中如“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既要敢想、敢说、敢作，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等等，条条都针对“大跃进”的偏颇，但也条条都力求周全、稳妥。又如1960 年初他在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出现了少有的高调， 1961 年新侨饭店讲话也肯定了反右倾和“大跃进”，1962 年紫光阁讲话依然十分谨慎地讲到: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出现了新的局面”。“大跃进以后，群众动起来了，作家、导演、演员、观众结合起来了。这是新的气象。不要因为这两年有缺点，把成绩低估了。”客观地说，当时要求周恩来对“左”的错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或全面地否定和批判“左”的错误，都是做不到的。

周恩来1961 年新侨饭店讲话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但仍然遇到种种阻力，影响其贯彻实施。上海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回忆: “回到上海，我在一次大会上向大家谈了自己参加会议的体会，同志们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可是，会后有人却冷冷地对我说: ‘你太过分了。’接着，各种各样的禁令又一道一道下来了: 不准认真传达，不准认真执行，不准讨论。”此会后不久，受中共中央批转纠正“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政策方面“左”的错误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草案) 》启发，中宣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 草案) 》。这个条例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和文艺界的拥护，但因有人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条例迟迟未送中央。直到1962 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接着在广州又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的会议，周恩来和陈毅作了克服“左”的倾向的重要讲话后，人们才重新将这个条例提出来，送陈毅等看过后报送中央，这就是“文艺八条”的曲折来历。

回顾这样一些历史场景，似乎有些低沉。但历史的发展就在于低沉之后的扬起。最终客观公正地评价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纠正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错误和影响，这个任务是在十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才完成的。而此前周恩来已为此付出了长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努力，“三篇讲话”只是这些努力在一个时段、一个领域的小小缩影。

让历史的车轮从错误的方向回归正确，“回归常识”，需要时间，更需要周恩来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努力在当时起到的作用固然有限，但他的诸多思考和论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其中透出的一种为责任和良知所驱动而不畏艰辛、不惧风险的精神也至今令人感慨万千，钦佩不已。

(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