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对中国国家统一事业的理论贡献在于: 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几条重要战略原则，完成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几大理论创新: 从“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是从对抗到非对抗、从解决敌我矛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是从过渡性、阶段性政策安排到长期共存制度确立的重大性质转变; 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从国际视野进行战略决策，为世界和平发展作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 国家统一; 治国理政; 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开启中国当代和平统一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的基本理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它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在深刻审视国际国内时代趋势，继承和发展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国家统一战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世界上一些区域存在着民族分离、民族分裂倾向的今天，这一构想更体现出其战略远见，不仅指导着我国和平统一事业的进行，而且正在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本文拟主要以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阐述和思考为依据，适当参考他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探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这一创新成果对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的奠基性贡献。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告中国当代国家统一之路正式启动，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也从此开始形成。从公开文献看，该构想主要经由《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等的阐发，并结合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考与实践，逐步酝酿、发展成熟。
( 一) 《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国国家统一这一现实政治命题，阐明了统一的必然性、时机和方式
《告台湾同胞书》是对海峡两岸抛弃前嫌、共谋统一的热情呼吁，它涉及对中国当代国家统一理论如下方面的阐述:
其一，关于两岸统一的必然性。从国家民族历史来看，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两岸都属黄帝子孙。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尽管历史上有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陷于民族长久分裂。从现实情形来看，自从1949 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两岸来往断绝，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理应结束分裂状态，早日实现统一。
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中国人基于民族感情对于国家统一的执着追求。他说过: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59，否则中国人就将“死不瞑目”。他也强调实现统一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稳定两岸局势的重要性。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尖锐地提出: “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 第一，中国的统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第二，台湾不实现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就没有保障，“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而如果统一了，“哪怕它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9 － 220
其二，关于两岸统一的时机和条件。从国际上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世界对我们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都寄予极大期望。这正是两岸中国人尽快结束分裂，形成合力，为全人类作贡献的好时机。从国内来看，目前形势安定团结，大陆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积极奋斗。而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是两岸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这些都奠定了双方趋向统一的政治条件和基础。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当前天时地利人和，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
其三，关于统一方式。文告指出: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这正是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及正式建交前后，向外界尤其是美国人多次反复阐述的思想。文告并宣布立即采取实际行动。一是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为此决定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二是提出启动两岸人员交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探亲旅游，发展文化经贸关系。
《告台湾同胞书》明确了对台方针的总依据、总原则，提出了改善两岸关系的初步举措，其内容“实际上构成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思想”（光辉的文献历史的篇章: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二十周年［N］． 人民日报，1999 － 01 － 11．）。
( 二) 两岸统一政策“清单”: 从“叶九条”到“邓六条”
1981 年9 月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政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后来被称为“叶九条”。它是在统一总方针确定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两岸统一具体政策主张的详细阐述，涉及诸多台湾方面及海内外关注的实质性问题。
其一，关于两岸正式谈判的对象。根据从台湾方面反馈回来的意见，从原来设想的两岸当局商谈，改为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同时鼓励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
其二，关于国家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各项制度安排。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总之，除了台湾取消“国号”，变成特别行政区这一政治地位变化外，台湾现状几乎完全不动。这些都是邓小平在各种谈话中反复阐述过的内容。
其三，关于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额外享有的权利。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其四，关于推动两岸交流的具体措施。提出实现“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 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回祖国大陆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企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叶九条”经过多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复斟酌，既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指导，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曾总结说: “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97
1983 年6 月26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学者杨力宇时，对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作了一次详细、鲜明的阐述，后来在海外公布，被人们概括为“邓六条”（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2 － 13。“邓六条”的内容与“叶九条”基本一致，而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重点很突出，即关于两岸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这是两岸统一议题中最要害的问题。
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呼吁和政策主张，台湾当局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予以回应。对于中共方面列出的“统一条件清单”，台湾及海外一些人还提出了种种“反要求”，很多试图突破中共的底线。为此在“叶九条”内容的基础上，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对于中国国家统一来说最核心的几个要点:
其一，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主权统一。两岸统一必须以“一个中国”为前提和目标，不接受实质是“两个中国”的所谓“完全自治”，并明确在国际上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后来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台湾当局提出一个“一国两府”方案，邓小平也坚决予以驳斥，认为其要害是有两个中央政府，实质还是“两个中国”，不能接受。（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15
其二，关于统一后台湾的地位和权利。统一后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保留现有各种制度。特别提出台湾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其三，关于统一后的两岸关系。针对台湾当局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邓小平特别强调: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后来他还说过，“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86也就是两岸应是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关系。
其四，关于两岸统一谈判。由国共两党进行平等谈判，达成协议，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但外国人不能插手。“叶九条”提出的“对等谈判”在这里改成了“平等谈判”，减少因“不提中央与地方”而造成“两个中央政府”即“一国两府”的误解和故意曲解。
至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基本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1987 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 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N］． 人民日报，1987 － 11 － 04．）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将邓小平关于中国国家统一的思想概括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 三）“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特点
“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在1984 年6 月22—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两批香港人士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方针政策进行阐述之后，变得更加广为人知的。他说: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58这个为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设想，在实践中却先行运用到了解决香港问题上并获得成功。在此过程中，“一国两制”设想也得到了丰富和补充，形成了人们后来所称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
邓小平曾请英国人在考虑香港问题时“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对该立场的概略表述是: “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 要求他们取消的只是国号和国旗。”（齐鹏飞．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4．）71而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他也有过明确阐述: 解决香港问题，“就是一个原则，1997 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 “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称为‘中国香港’。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由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两相比较，除了对香港未提军队驻防事宜外，对台和对港政策基本一致。后来通过谈判斗争后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这是一个大的差异。
邓小平非常重视并亲自指导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他认为这可以为将来解决台湾问题作一个试点，同时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在收回香港总方针的指导下，中英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解决香港问题的详尽具体的政策方案，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决策的重要战略原则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为实现中国国家统一事业而进行的“顶层设计”即宏观战略思考的成果。在此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如下几个重要原则，既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个性，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风格，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政治战略特征。
( 一) 坚持国家统一必须独立自主完成，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外力操纵和制约
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解决台湾问题绕不开与美国打交道。邓小平多次指出，台湾问题的症结在于“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88 在两岸问题上，台湾方面不能受美国的控制，大陆方面也不接受美国的无理要求。他始终坚持台湾的统一问题必须在按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由两岸中国人自行解决。他说: “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39 这表明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国力还不强的大国，其领导人绝不受制于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问题的立场和决心。邓小平态度强硬到哪怕不能建交，无非就是继续拖下去而已，中国不怕再拖几年。后来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调整考虑而改善对华关系，终于决定在接受中国三原则条件下与中国建交。美国在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中说，“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人民日报，1978 － 12 － 17．）
，表明美国接受将由两岸双方独立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当然美国并不甘心，后来又使出各种招数继续对台湾事务施加强力影响，阻碍着两岸统一事业的完成，中国则始终对此进行坚决斗争。
( 二） 坚持实现国家主权完整统一是首要前提，不容讨论
在对国家统一进行战略思考时，邓小平始终坚持完全由中国行使主权是第一位的。邓小平曾对美国客人表示: 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1984 年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是“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1984 － 05 － 16．）; 1997 年十五大报告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正式表述为: “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N］． 人民日报，1997 － 09 － 22．）
这个维护主权完整统一的基本前提，一直是中方坚持的首要原则，后来被描述为我国不容侵犯的“国家核心利益”，以彰显其重要性。
美国人在建交谈判中，总是声称“关心台湾的安全”，要求中国明确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总想在台湾保留半官方、实际是官方的机构，企图搞什么“倒联络处”; 英国人在谈判中要在香港政制规划中作出体现英国意志的安排，或者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等等，邓小平都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坚决不能答应。他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中对英国方面多次强调“主权问题不容讨论”，曾让廖承志提出: 如果英方再纠缠于想继续主导香港事务，中国方面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
比如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交涉，就不是小事，是一个主权问题。邓小平就此向撒切尔夫人明确表示: “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1为什么台湾可以保留军队，香港却必须由人民解放军进驻? 香港原来驻防的是英国军队，既然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然应换成我国军队;而台湾军队本来也是中国军队，可以不换防。在这一点上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 三) 制定实现统一的具体政策时，必须尊重现实
在主权收回、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邓小平强调，在考虑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路径问题时，必须尊重现实。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后，邓小平多次对美国人明确表示: “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88， 197后来他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如何对待台湾的“实际情况”、“特殊条件”的问题，表示会“尊重台湾现实”。“一国两制”构想的主体内容，就是在思考如何尊重台湾现实的问题时酝酿出来的。
为什么一定要尊重现实? 就是为了在避免冲突、维护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统一。邓小平多次说过: 如果有争端的各方不用尊重彼此现实的办法，就会“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想避免战争，就只能采取相互尊重的办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49
那么如何做到尊重现实呢? 这对于台湾，对于所谓关心台湾其实是关心自身利益的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的思路是不断丰富、细化的。最初邓小平讲到的是尊重美日在台湾的经济投资。他说: 如果台湾归回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96 后来又说: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30后来才明确指出: 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42 最后形成向外界公布的具体政策主张。
从后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在主权统一即坚持“一个中国”的根本前提下，“尊重台湾现实”是一个总的政策原则，而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内涵，则是随着环境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一直在不断变化发展、拓宽加深的。
( 四) 在力争“和平方式”的同时，强调必须坚持“两手”策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将此明确为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战略原则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就具有明显的“两手”特征。“一手”是政治和外交手段。一方面通过外交努力，恢复联合国席位，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交; 一方面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诚意。“另一手”，就是提高军事能力，特别是加紧研制核武器。这当然并非直接为打台湾，而主要是谋求在台海地区与美国的军事平衡，以此为筹码最终把美国逼出台湾海峡，将台湾问题真正变成海峡两岸“自家的事”。而台湾问题变成两岸内部事务之后，是否还运用“两手”策略，当时还属于远景的问题。后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阐述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有着深刻的领会。他就这个问题对美国人作过十分坦率的阐释。他说: 要我们声明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不可能。就我们来说，要力争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但正如1973 年毛主席对基辛格说的，中国人同你们一样有两只手。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手，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54 － 255
为什么在确定了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还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呢? 这正是中美谈判中长期纠缠的一个问题。这里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国家统一战略思考时的方法论原则，即要讲辩证法，必须坚持文武“两手”的策略。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以何种方式为主可以灵活调整，但不能完全偏废一方，否则会陷于被动。邓小平对美国记者直率地解释说: “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 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邓小平会见二十七位美国记者的谈话［N］人民日报，1979 － 01 － 06．）
邓小平将这个“两手”策略明确表述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确定为在筹谋中国统一事业时必须坚持的一条战略原则。他在中顾委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郑重提醒说: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 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 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87
后来两岸关系的曲折发展，证明了这个战略考虑的深刻远见。从战略上讲，坚持“两手”策略，是中国大陆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的重要保证。
三、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在继承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国家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顺应时势而形成的创新性思想。邓小平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的基本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并为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参考，作出了积极贡献。
( 一) 从“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是从对抗到非对抗、从解决敌我矛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和平解放”与“和平统一”有什么重大差异呢?一个着眼点还是战争，一个着眼点变成和平。前者与“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西藏”式的以武力“打”出来的、以军事威慑“逼”出来的和平解决，仍大体属于同类，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后者则是以和平解决为宗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为了以防万一。这一重大调整的前提是国内外时代环境和条件的巨大变化。
从前，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艰难环境，美苏长期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台湾为桥头堡反共反华; 在美国的深度介入和军事干涉下，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抗，实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毛泽东等对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均估计较为严重，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探索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凡此种种，中共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抱有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
邓小平转变对台方针之时，大陆正实行改革开放，全国上下对国家发展、国力增强都有良好预期。从国际上来看，邓小平判断世界局势总体趋于和缓，近期可避免大的战争。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两岸直接军事对抗或对峙已无必要，客观上形成了能够由两岸“自己解决”的空间; 两岸都拥有同是中国人的强烈认同，维护着共同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感情。
正如前文所论，在种种有利时代条件下，及时转变政策，化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为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变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为强调矛盾的统一性，以双方商谈为途径、以尊重台湾现状为原则实现两岸统一，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国家未来发展的积极战略抉择。
( 二) 国家统一政策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是从过渡性、阶段性政策安排到长期共存制度确立的重大性质转变
中共中央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形成一个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政策思路，就是“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与兄( 指蒋介石和陈诚———引者注) 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就是: “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比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金冲及，主编． 周恩来传: 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437 － 1438这些政策主张，确实已是“一国两制”的雏形，但二者仍有着重大差异。
“一纲四目”是在“和平解放”政策框架下形成的，它比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更宽，规定台湾自行处理军政大权，但与对西藏的规定“西藏现行制度暂维持现状”、“西藏的改革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类似，规定其“社会改革，可以从缓，比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因此，“一纲四目”虽已算“富有想象力”，但仍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政策。对于西藏来说，如果达赖不跑，不发生武装叛乱，毛泽东设想的实行民主改革的时间应当至少会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第1 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07，但总是要改革的。对于台湾，毛泽东、周恩来曾设想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进行民主改革，也就是说，在“社会改革”方面的要求仍是“可以从缓”和“协商决定”，但并不是不进行改革。那么这也就类似于在建国初期的大陆主要地区，中共并没有立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曾有一段“利用资本主义”的时间，但几年后就进行了全面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1949 年2 月在西柏坡对米高扬说有可能对台湾采取“灵活”的“和平过渡”方式，很早就准确地表达了中共当年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实质。
而“一国两制”则是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长期性的理论构想，其中不再强调维持现行制度期限。在酝酿收回香港办法时，邓小平曾指出“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对西藏的解决办法”（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4．）216。后来，与对台方针有异，与解放西藏一样，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但解决香港问题与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同，就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且长期保留现行制度不变。有人担心以后会变，邓小平肯定地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29“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9“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73
邓小平的战略构想突破了旧的思想藩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 允许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内部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共存。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思想突破呢? 其现实原因是，西藏解放前实行封建农奴制，经济社会及生活方式十分落后，进行民主改革给西藏社会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发展和进步。而观之台湾，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社会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与大陆差距并不大; 但经过美国的扶持和台湾当局的经营，至70 年代末已实现腾飞，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台湾、香港均入“亚洲四小龙”之列。在这样的情形下，不突破“一纲四目”的过渡性、阶段性框框，提出的政策目标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从理论上看，“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突破紧密相关。不论在东方西方的传统观念里，都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敌人，只能暂时维持“均势平衡”，绝不可能长期共存，总会发生冲突甚至对抗。邓小平大胆冲破了这个思想局限，认为在以大陆实行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长期允许台港澳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谁也不会吃掉谁。当然，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超越“一纲四目”的阶段性特征，还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有着密切联系。
( 三) 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8中共十五大报告也确认该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N］． 人民日报，1997 － 09 － 22．）
1982 年12 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在国家最高法律层面获得了法理依据和制度保证。
对于“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本人有着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他将实现祖国统一列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当然他也曾颇有预见地指出: “‘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21 果然，香港问题按照“一国两制”原则顺利解决后，其间新问题层出不穷，而台湾回归这一历史任务更是至今还没有完成。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相继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以顺应新的时代、指导新的实践。邓小平说过，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但“晚一点收回也无妨大局”。邓小平为什么这样有底气呢? 就在于他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他说过: “我们为什么敢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路子走对了，人民赞成，变不了。”（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82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寻找到了指导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这一正确道路，并以全国之力满怀信心地奋斗的基础上，邓小平才能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大胆办法。只要始终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能建设得越来越强大，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底气也就会更足。
( 四) 从国际视野进行战略决策，为世界和平发展作贡献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实是当代世界上国家统一理论中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独具“中国特色”。撒切尔夫人曾称之为“天才的杰作”。邓小平本人就讲: “‘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8 邓小平对这种独创性的统一方式感到自豪: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59 他多次跟外宾谈道: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比如“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87
事实上，邓小平在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时，依据的是中国实际情况，却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他说:“我是把这个东西提高到国际上来考虑的。国际上好多爆发点，都是‘一分为二’，不单中国有。”（齐鹏飞．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4．）232“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68
因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也是邓小平总结20 世纪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冲突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创新性方案。与中国的台港澳问题相似，20 世纪世界上许多民族问题、政治分歧、领土争端、主权争端等都是因为国际因素造成的，有一些和平解决了，但很多例子却是或长期僵持或演变成冲突，甚至形成一股以民族分离、民族分裂为主要特点的国际性民族主义浪潮，造成不稳定的隐患，阻滞相关国家和平发展。中国独特的统一方式是一个极好的参考。邓小平说: “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68 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与邓小平交锋的撒切尔夫人，也感慨地认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方式必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垂范意义: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 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权得到解决。”（丁晓平．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48因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及其成功实践，也将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极其重视的我国重大战略问题，他对此作出了卓越贡献。当然，历史证明，两岸统一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给后继者留下了巨大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空间。然而，之所以今天不管是大陆和台湾，还是国外的学界，大多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两岸最终会实现统一，时间将站在大陆一边。这个预期的现实基础，首先就在于以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奠基的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指导下的和平统一之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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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N］． 人民日报，1987 － 11 － 04．）
［6］（齐鹏飞．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4．）
［7］（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人民日报，1978 － 12 － 17．）
［9］（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1984 － 05 － 16．）
［10］（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N］． 人民日报，1997 － 09 － 22．）
［11］（邓小平会见二十七位美国记者的谈话［N］人民日报，1979 － 01 － 06．）
［12］（金冲及，主编． 周恩来传: 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第1 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14］（丁晓平．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李琦( 1970— ) ，女，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编审。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北京西城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