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赞诺夫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迹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新文献的不断发现充实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必要且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料。近年来最为著名的新发现是，苏黎世城市档案馆新发现了恩格斯致博伊斯特的7封书信。[1]

做出类似的发现，欧洲学者条件得天独厚。像上述书信就是欧洲学者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档案馆发现的。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只能借助于中国国内的收藏交易，窥测有无发现新文献的可能。例如，前不久中国国内发现了一篇马克思新文献：马克思于1860年2月3日致吕西安.若特兰的书信。当年，为了撰写论战檄文《福格特先生》，马克思广泛搜集证据、求助证人。为此目的，他致信若特兰：“由于诉讼《奥格斯堡总汇报》一事，日内瓦的福格特教授发表了一份小册子。那些针对我本人的种种诽谤中伤迫使我，为了自己的家庭与友人利益起见而同他对簿公堂。既然我说的这个人诽谤我的全部历史，我就请您给我写一封信（当然是私人信件），在信中实事求是地澄清我在布鲁塞尔担任的荣誉职务、我有幸同您一道参与的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不同国家持极端观点的代表人物。”[2]

再如，1872年9月，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恩格斯在大会上做了关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从事破坏第一国际活动的调查报告，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此前，在6月18日的会议上，恩格斯等人接受总委员会委托，公开发布召开海牙国际代表大会这一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勒穆修、赛拉叶等人签署了会议记录。会后，恩格斯于1872年6月26日致信赛拉叶和勒穆修书信，请他们公布决议：“这里是各项决议，请抄写一份，马上将其寄给勒穆修，以便他尽快寄往必要的目的地。”

这一封书信夹杂在赛拉叶的其他文献遗存中，以前从未发现出来，直至在赛拉叶的文献遗存得以交易的今天在中国藏家手中重见天日。中国国内私人收藏的这封书信，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收藏的恩格斯1872年9月25日致本杰明.勒穆修的信相得益彰，因为在后一封信中，恩格斯同样嘱托勒穆修：“我们现在就需要那些笔录，首先来公布会议决议，随后公布上述笔录。请在一周内将上述材料交给马克思。”这种相得益彰的情况表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中央）编译局）开展马克思文献典藏工作，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收藏取向，以至于中国国内的收藏起到了同编译局的收藏相得益彰的作用。

无论是恩格斯致赛拉叶和勒穆修的书信，还是马克思致若特兰的书信，本身数量都有限。而本身数量较多、在中国国内同样收藏较多的，是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书信。就其本身而言，截至目前，最为全面的统计是巴加图利亚及其俄国同事取得的结果。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书信，从写信时间上说，第一封写于1856年8月11日，最后一封写于1882年2月10日，时间跨度约四分之一各世纪。从内容上说，它涉及方方面面，如向对方索取报刊杂志、澄清自己文章的编辑问题、评价当时人物、论述时事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是1868年11月2日、13日、19日和23日的连续四封书信。

科勒特是《自由新闻》（外交评论）的编辑，马克思于1868年11月1日同他谈到，在英格兰银行提高贴现率至10%的情况下，俄国可以根据1844年皮尔银行法案提取俄国贷款，将英格兰银行挤破产。第二天，马克思写下上述内容的第一封书信。由于科勒特回信，询问在俄国突然取消贷款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能否终止1844年法案，从而避免英格兰银行破产，马克思又于上述后三天分别去信，额外加以论述。科勒特提议，发表马克思上述第一封书信，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12月2日的《自由新闻》（外交评论）上发表《格莱斯顿先生的1866年银行条款是如何获取六百万俄国贷款的》一文的由来。马克思在文中分析1844年银行法案的作用，对于他构思《资本论》第三卷涉及同一问题的内容，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他1866年9月26日的书信。它分十项讲述德国选举和议会体制，首先讲普鲁士下院议员根据均等的人口选出且享受津贴。竞选者不享受津贴，竞选费用由地方政府出，因而作议员与参与竞选都没有条件限制。其次，它讲述参选人员的构成以收入为基础。基本选民根据纳税多少分为三个等级，每一个等级推选出名额彼此相等的二级选民。二级选民构成选举团，选举团最终推选出议会成员。普鲁士各地选举模式并不统一，但总的说来，大多采取两级选举体制。马克思关注议会选举，为我们理解他的思想发展提供了一条线索：此时马克思虽未明确放弃武装斗争的想法，却开始关注议会斗争的可能性。恩格斯晚年的书信证明，他的想法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就此而言，这封早在1866年的书信就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具有一定的预示性。上述在巴加图利亚的统计中的两封书信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理论方面，即《资本论》的写作，二是现实方面，即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书信是马克思一生的一个影像。

但是，巴加图利亚及其俄国同事仅统计出23封书信。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实际上还有两封书信，即1862年7月27日和1878年6月25日这两封书信。已出版的MEGA第三部分第13卷收录1862年初至1864年底的书信，但未刊登前一封书信。第三部分第23卷应当刊登1877年1月至1879年5月的书信，可以刊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收藏的这后一封信，但该卷尚未出版。所以，我们不妨在此将这两封信的内容介绍出来：

在1862年7月27日的书信中，马克思表示要应拉萨尔的请求，陪同他访问下院，尽管马克思对此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1878年6月25日的书信中，马克思向科勒特借阅《自由新闻》（《外交评论》）上抨击布赫尔先生的一篇文章：“迄今为止，我只了解布赫尔先生回复我的信的一段话，这段话刊登在（今晚的）《回声报》上。显然，他企图撒一个弥天大谎来脱身。”

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1817―1892）于1848年革命时期当选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恩格斯在《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中讲到，布赫尔当时提出废除区等级会议课税权的议案。^[3]正是因为持这种左翼倾向，布赫尔被判监禁并流亡伦敦，在伦敦作柏林《国民报》通讯员。^[4]在马克思与对手的争论中，他也曾支持马克思。例如，马克思在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布赫尔认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是完全可靠的。此外，我的书把‘他关于马克思的鼓动活动的偏见’全都摧毁了。”^[5]但是，即使在这时，马克思也认为布赫尔属于“流亡者上层”，即不属于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6]马克思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高尚意识”概念来概括布赫尔等人，暗示正像黑格尔意味的那样，真理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的对立面。

威廉四世颁布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令后，布赫尔返回普鲁士，进入外交部，深受俾斯麦器重，为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登基西班牙王位而出使马德里，参加在欧洲外交史上举足轻重的1878年柏林会议，任会议秘书长，并在俾斯麦下野后跟随俾斯麦到乡下庄园，协助俾斯麦撰写回忆录。布赫尔还曾为俾斯麦与拉萨尔的秘密会见牵线搭桥，因为布赫尔与拉萨尔过从甚密，甚至是拉萨尔的遗嘱执行人之一，^[7]在拉萨尔决斗后继承了拉萨尔全部遗稿，出版了拉萨尔的著作。对于俾斯麦、拉萨尔和布赫尔的关系，马克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于1851年8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说：“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8]燕妮·马克思在1865年3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同样讲道：“拉萨尔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歪道，这条歪道把他像他的朋友布赫尔一样引到俾斯麦阵营，引入内阁……”。^[9]

普鲁士政府对1848年革命的流亡者实行大赦后，马克思也曾一度考虑自己回国的问题，但他最终选择留在英国，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稿。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致信马克思，延请马克思为普鲁士官方报纸供稿，甚至提出稿酬由马克思自己决定。布赫尔非常重视马克思，他甚至抄袭过马克思。马克思在一系列私人书信中透露过布赫尔的为人，如在1856年10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讲：“伟大的布赫尔在《国民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有趣的揭露’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是从我的文章上抄袭的；但是不提我的名字并使人推测揭露是来自英国方面。”^[10]，在1867年12月7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透露：“布赫尔曾建议我担任《普鲁士王国国家报》的经济问题的通讯员。”^[11]还在1865年11月21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透露：“（自己）收到了布赫尔的一封信，邀请我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的金融问题的伦敦通讯员。他向我示意，凡是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我已经给他写了几行回信，他大概是不会发表的。你当然也不必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诉你的朋友们。”^[12]

马克思与布赫尔的公开交涉反映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于1878年6月12日的《布赫尔先生》^[13]中，以及马克思写于1878年6月27日的《答布赫尔的<声明>》^[14]中。马克思从1878年6月12日的《泰晤士报》上获悉，布赫尔出任柏林欧洲会议秘书，随即在上述前一篇文章中公开揭露布赫尔的所作所为，而不再限于私下里向朋友透露布赫尔的为人。布赫尔发表声明，竭力遮掩自己作为政府代表同马克思这样一个革命者搭讪的丑闻，引发马克思写下上述后一篇文章，揭露布赫尔靠撒谎来脱身的行径。正是为了写作这后一篇声明而索取材料，马克思写下了上述于1878年6月25日致科勒特的这封书信。

这两封我们额外发现的书信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收藏的后一封书信涉及拉萨尔的背景资料呼应了前一封书信涉及拉萨尔的文字，表明随着时间推移，马克思与拉萨尔越来越分道扬镳。而且本文最后提到的这封关涉布赫尔的1860年的书信同本文最初提到的那封关涉福格特的1878年的书信共同显示出马克思的一个影像，即马克思终生是在论战之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这一影像同我们讲述巴加图里亚的统计中的致科勒特的书信时所提到的影像相吻合，令马克思的影像愈发活灵活现。这是马克思书信收藏在史料收获、理论收获之外给人的又一重收获。

附录：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书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