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月流逝，关于中共创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点滴回忆都显得弥足珍贵。这里刊发的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蔡和森的外甥女刘昂、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任作民的夫人丁祝华的一组访谈录，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恩铭的有关情况。这些资料虽由转述而来，但史料价值颇高，供研究参考。

蔡元培与陈独秀、李大钊

蔡睟盎，1927 年生，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之女，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高级工程师，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根据 2000 年采访记录整理。

记 者: 蔡元培先生曾经积极支持旅法勤工俭学运动，您能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吗?

蔡睟盎: 我父亲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支持留法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起的俭学会，那时候有近 100 名学生到法国留学。父亲辞去教育总长之后，于 1913 年去法国留学，1915 年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安排一些留学生学习和工作，同时办华工学校，为华工学校写讲义 并授课。

1916 年，由我父亲、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其宗旨是增进中法两国的友谊，并以法国的道德和知识来增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我父亲被推举为华法教育会的 中方会长。同一年，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组织国内各省 的青年学生到法国留学。

记 者: 当年参加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青年学生，有很多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蔡睟盎: 是这样的。由于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比如一战结束后法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缺乏劳动力了，很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失业，经济发生困难，而国内的资助又十分有限，许多学生 无法完成学业。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十分流行，这些革命青年痛心于中国的内忧外患， 希望寻找救国的真理，在法国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共产党员， 有些人后来在革命中牺牲了，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更多 的人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或高级干部，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蔡畅、李维汉、 徐特立等，这是我父亲没有预料到的。过去他只是想帮助青年人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对中国的 建设尽力，但没有料到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 者: 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从文科着手推进北大改革，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已经具有较高的声望，请他到北大工作，是否也曾 “三顾茅庐”?

蔡睟盎: 当时我父亲曾征询意见，问谁可以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有人推荐陈独秀，认为陈独秀可以作为学生的指导。父亲原来就对陈独秀有比较深的了解，最初是在 1903 年和 1904 年，陈独秀分别创办了 《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当时父亲正在上海实验炸药，陈独秀也参加过。

就在我父亲被任命的当天清晨，他到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去拜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和朋友 汪孟邹一起到北京办事。我父亲早晨 9 点到达旅馆，陈独秀还没起床，父亲就请工友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说不要叫醒他，一直等到起床，就这样一直去了好几次。陈独秀一开始还不愿意 到北京来，说他在上海办 《新青年》杂志，不想来北京。后来我父亲就反复跟他讲，你可以把杂志搬到北京来办，这样他才同意。汪孟邹还跟陈独秀讲，你以后晚上早点睡觉，早上早点起 来，免得蔡先生来早了等你。

1917 年的 1 月 11 日，我父亲向教育部呈报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13 日教育部批准同意。

《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以后，北京大学的许多新派教授都为杂志撰稿，鲁迅也在上面发表 过 《狂人日记》，所以杂志的销量从原来的一千多份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陈独秀被捕，我父亲到监狱去看过他，要求国民党中央释放陈独秀，并列举陈独秀在 辛亥革命时的功劳、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等等。父亲曾经两次营救陈独秀，南京国民党部非常 痛恨他和宋庆龄，说他们营救 “共匪” 如陈独秀等人，要求给他们处分。

记 者: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些应该也和蔡先生有一定关系。

蔡睟盎: 李大钊起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跟我父亲不认识。父亲到北大担任校长后， 聘请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到北大不久因故要离开，就推荐李大钊继任图书馆主 任一职，这样他们才相识。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图书馆购买了大量马 克思主义的书籍，如 《共产党宣言》等，而且推荐给大家阅读，许多北大学生因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1918 年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就是通过李大钊的指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李大钊被聘为北大教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讲授 《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等。

李大钊等人还在 1920 年 3 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开始是秘密的，1921 年11 月才公开，在 《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消息。

记 者: 在 《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消息，这得到了蔡先生的支持吗?

蔡睟盎: 研究会负责人罗章龙跟我说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找到我父亲，介绍了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个研究会，汇报了发起人的名单和研究会的宗旨，希望把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刊登在

《北京大学日刊》上。当时有人劝父亲不要允许这个社团成立，否则北大就不得安宁了，因为担 心北洋军阀会迫害北大。但是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同意了这一请求，还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 会上发表了讲话。后来我父亲还拨给他们两个房间，一间做会议室，一间做图书室，图书室起 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以避免引起外人的注意。

记 者: 蔡先生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尊重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

蔡睟盎: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父亲一向主张思想自由，百家争鸣，认为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这在客观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大 部分是北大的教师和学生。1923 年反动军阀要逮捕李大钊，那时候父亲不在国内，但他还是让学校写信给政府，说李大钊是北大教授，教授就要研究各科学问，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职责所在， 不应被逮捕。而且他还坚持说除非能够证明北大教授是现行犯，否则不能通缉、逮捕。李大钊 曾经介绍我父亲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一次接触。马林当时想通过父亲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李大钊就介绍他们在自己家里见面，翻译是刘仁静。还有一次，苏俄驻华代表越飞派人参加北 大校庆，我父亲还写信表示了感谢。

当然我父亲终生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在晚年，他组织中国民 权保障同盟营救共产党人，有的没有救出来，包括瞿秋白、杨开慧、胡也频等人，但像廖承志、 陈赓、李少石等都营救成功了。

章士钊与共产党人的交往

章含之 ( 1935—2008) ，上海人。章士钊之女，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外交部任职。本文根据2001 年采访记录整理。

记 者: 您能否介绍一下章士钊先生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

章含之: 1903 年，《苏报》案以后，陈独秀在上海编 《国民日日报》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父亲合作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先后都流亡到了日本。到日本以后，我父亲创办 《甲寅》月刊并担任主编，陈独秀是最主要的成员。李大钊当时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经常向 《甲寅》月刊投稿，因为文章写得非常好，引起我父亲的注意，于是约他到编辑部面谈，这样就互相认识 了。陈独秀也很愿意和李大钊交往，他们就经常在东京我父亲的寓所里促膝长谈。

《甲寅》月刊存在的时间也不太长，不久就被禁止了。但因为它提倡革命思想，把我父亲和 陈独秀、李大钊联系起来，使他们成为非常密切的朋友。《甲寅》月刊在那个时期代表了非常先 进的潮流，和后来的 《甲寅》很不一样。当时 《甲寅》月刊主要的参与者，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易白沙、高一涵等，这些人都是后来 《新青年》的主要参与者，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甲寅》月刊实际上为 《新青年》做了准备。

记 者: 《新青年》创办以后，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章含之: 《新青年》创刊以后，我父亲和陈独秀在思想上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了，可是在 《甲寅》月刊这一段时间，他们是非常密切的。后来父亲跟李大钊的友谊更深一些，但在这之前， 他跟陈独秀的关系特别密切。

有一件事情能够说明我父亲和李大钊的关系。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我父亲担 任图书馆主任和教授，但我父亲不久因故辞职。当时没有博士头衔、也没有多少知名度的李大 钊，之所以能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是我父亲向蔡元培推荐的。

记 者: 我们知道，建党初期，我党在开展工作时面临很多困难，您父亲多次在危急关头给予帮助。您能谈谈其中的原因吗?

章含之: 我父亲一生是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但这并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早年他与共产党创建者保持友谊，说明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尽管后来有很多分歧，道路也 不一样了，可是从根本上来说，父亲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这种观 念成为他后来在很多关键时刻帮助共产党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对将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中国的设想，是有共同点的，所以我父亲在共产党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次提供帮助，不是偶然的。 我父亲对共产党一直是寄予希望的。特别是后来，他看到军阀政府的混乱，看到国民党的腐败， 就不再做官了，从段祺瑞执政府以后，就当律师了，这也表明他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 况下，他对共产党的奋斗是从心里同情的。后来很多人包括陈独秀都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不 过父亲对过去经历的很多事情从来都不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从我们党的领导人那里知道的。

记 者: 您能举一两个例子吗?

章含之: 有一件事是毛主席告诉我的。那是父亲对共产党的一次比较大的帮助。毛主席的岳父杨昌济先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湖南人，都在长沙，杨昌济便向我父亲介绍了毛 泽东。大概是 1918 年的一天，主席找到了我父亲，说有一批年轻人要去欧洲留学，包括他自己( 当然后来他没有去了) ，但是缺乏资金。当时我父亲特别主张教育救国，对年轻人出国读书非常支持，便说我来给你想办法。他就在社会名流里面呼吁，让大家捐款。主席说最后给他募集 了两万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主席说到这里就笑，他说行老 ( 章士钊字行严) 大概都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用的，你现在可以告诉他，我们一部分钱确实是支持了一些同志到欧洲 去，但里面相当一部分钱，是我拿回湖南了，包括后来我们搞革命，行老这笔钱都起了很大作 用，都是一个基础。后来我回家问父亲记得不记得这件事，他说记得，但不知道这些钱还帮助 共产党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我父亲到欧洲旅行时帮助旅欧党组织的事情，是周总理告诉我的。有一次开完会，周总理 和我们谈天，突然问我: 你知不知道行老帮助我们欧洲共产党的小组，帮我们运过机器、运过文件? 我说不知道，他没给我讲过。总理说，当时他们旅欧有很多的党组织，法国的组织最大， 总理、小平、李富春、蔡畅等都在法国，德国也有一批，如朱德等人，法国比德国的组织要大。 总理说当时经济上很困难，德国党的组织因为人少，就更困难。他们在法国出了一批刊物，要 从法国运到德国去。另外，德国的同志也没有印刷机，那个时候印刷机肯定是很笨重的，也想 运到德国。那时北洋政府已经注意到法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非常频繁，通知欧洲各国政府严加 注意中国学生在欧洲的活动，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印刷品特别是印刷机运到德国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我父亲正在欧洲旅行，持有外交豁免权的护照。那是段祺瑞执政府之后，他对中国现实很 失望，就到欧洲周游，大约有一年时间。周总理跟我说，他们看到章士钊到欧洲的消息了，觉 得章士钊或许会帮他们的忙，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早期跟李大钊的关系。后来总理就去找了我父 亲，其实当时总理和我父亲并不认识，那是第一次见面。总理说，我们德国有些同学，经济上 比较拮据，我们想把一些学习材料和一个机器运给他们，将来他们自己也可以印一些学习材料。 总理笑着跟我说，也不知道行老是真的糊涂，还是装糊涂，也没问我是什么材料，也没问干嘛 还要运那么大一个机器，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些东西就通过我父亲的外交护照运到了德国， 交给了朱德同志。总理让我去问问父亲是否记得这件事情。后来我问父亲，他说记得。

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新民学会的活动

刘昂 ( 1910—2005) ，湖南双峰人。蔡和森外甥女，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本文根据 2000 年采访记录整理。

记 者: 1917 年，蔡和森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处于失业状态。那时您和外婆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很艰苦吧?

刘 昂: 我们于 1917 年 9 月迁居到长沙刘家台子。那时候蔡畅在周南女校教体育，一家人靠她一个月几块钱的收入生活，有时候不够就靠朋友接济。蔡和森对家里的事是不管的，他把 大量时间用在阅读书籍和研究社会问题上。我们的日子确实很苦，有的时候没有米下锅，怕邻 居笑话，就把蒸笼放在灶上蒸汽，表示我们在做饭。

记 者: 您能回忆一下毛泽东、蔡和森当时的活动情况吗?

刘 昂: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张昆弟等人，经常到岳麓山谈论学问，有时候就住在山上，就在爱晚亭里，也不睡觉，也不怕蚊子咬，一聊就是一个通宵。为了锻炼身体，他们还 在外面露宿、游泳、晒太阳。下了山，就到我们家休息。家里不是穷吗，就实验用米粥打米糖 吃，说吃了可以几天不吃饭，结果大家吃了还是要吃饭，所以那个实验没有成功。

刘家台子前面有一个坟地，他们还经常坐在那个坟地里谈事情。舅舅很疼我，喜欢给我讲《离骚》的故事。他和毛泽东经常到农村搞调查，他们在农村时通过给人家写对联换点饭吃。

记 者: 他们成立新民学会的情形，您还记得么?

刘 昂: 依稀记得。1918 年 4 月的一天，有十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到我们家里来了，说要成立一个团体，叫新民学会，他们议来议去，就搞了一个上午。我的外婆和母亲赶紧做饭给他 们吃。家里虽然没有钱，但这一天是一定要招待好的。我们家前面不就是菜园子吗，就拔了些 新鲜蔬菜，弄了点肉，也算是很丰盛了。吃饭以后就散会了。周世钊也参加了会。

记 者: 毛泽东经常到你们家吧?

刘 昂: 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我们家去，他穿一件灰布长衫，每天手里拿一份报纸。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江对面，我们刘家台子在江的这一面，要坐渡船过江，不花钱。我经常 在外面玩，看见他来了，就喊: “哎，润之先生来了。” 他有时候就住在我们家里，家里没床铺， 就和舅舅他们挤一挤。

有一段时间，他妈妈也住在我们家。他妈妈扁桃腺发炎，到长沙来看，没地方住，就住在 我们家里，和我外婆住在一个房间。我母亲原来和外婆住一起，这时候就搬到另外一个屋里。 他妈妈上药、看病都是我母亲陪着去，吃饭也是我母亲照顾。所以毛主席到了延安，我去看他， 他就问我，庆熙姐怎么样，好不好啊? 我母亲叫蔡庆熙，说明他还记得这个事情。

记 者: 当时生活条件那么艰苦，筹集您外婆、蔡和森、蔡畅等人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费用， 也是费了很大心血吧?

刘 昂: 是这样的。我外婆毅力很强，是封建婚姻的叛逆者，她本来没准备出国的，那时候出国需要一大笔钱。当时舅舅本来要把我也带去，让我母亲去筹集路费。我母亲筹了两年， 准备了 400 块银洋。但舅舅他们也没有钱，因此母亲就说服我，让我不要去了，把钱让给他们。就这样，蔡和森、蔡畅和我外婆拿着这些钱，去了上海。上海有个叫聂云台的人，是我外婆的 亲戚，又向他借了 600 块银洋，他还送了 700 块银洋，这才坐船到了法国。

记 者: 你们住在刘家台子的时候，见过向警予吗?

刘 昂: 那时向警予去过我们家，记得她穿中式衣服，穿布鞋、布袜。她是蔡畅在周南女校的同学，也要出国，也要筹钱。这个人学问很好，当过溆浦学校的校长，有很多学生。她鼓 励学生向外跑，学生都非常敬重她。她性格刚强，能写文章，在 《妇女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很了不起的。后来他们同船去了法国，在法国她和我舅舅蔡和森恋爱、结婚。他们结婚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是 “向蔡同盟”，毛泽东还回信祝贺他们。

邓恩铭和山东早期党组织

丁祝华 ( 1900—2002) ，山东益都人。山东党组织早期党员，曾在邓恩铭领导下工作，任作民 ( 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陈独秀办公室负责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任弼时堂兄) 夫人。本文根据 2001 年采访记录整理。

记 者: 我们知道，邓恩铭是贵州人。那他为何在山东参加革命，成为山东党组织的发起人?

丁祝华: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人。他有一个叔叔过继到黄家，改名叫黄泽沛，家住济南， 在山东益都、临沂、淄博等地当过县长。邓恩铭小学毕业后，上不起中学，一个人跑到济南找 这个叔叔。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不爱热闹，一直在他叔叔的书房里看书，做笔记。叔叔很喜 欢他，就把他当自己的儿子对待，送到济南一中读书。邓恩铭刚去一中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听 说他是县太爷的儿子，对他敬而远之。但他很快就和同学们搞好了关系，被选为学生干部，负 责编写校史、制作壁报、开展文艺活动，很活跃。

记 者: 您与邓恩铭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丁祝华: 五四运动时，各学校派代表去开会，商量怎样开展学生运动。我是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 ( 下文简称女师) 的代表之一。那个时候女生很少，只有女师和蚕桑中学有女代表，这样，邓恩铭便认识了我，但我不记得他。直到 1923 年，他和我在青岛接上关系，共同搞运动，我才认识了他。

记 者: 您能否谈一下，建党初期邓恩铭从事了哪些革命活动? 您是如何在邓恩铭领导下， 开展革命活动的?

丁祝华: 建党以后，邓恩铭主要在青岛活动。1922 年他到过苏联，当年 12 月，从苏联回来以后就在胶济路上从事工人运动。1923 年 1 月 1 日中国正式从德国手中接管青岛，但依然是旧军阀掌权。当时山东省议会的议员王正清派了三个人到青岛工作，一个是邓恩铭，一个是王少 文，一个是赵鲁玉。邓恩铭担任 《胶奥日报》副刊总编辑。他只在报馆里呆了两个月，1923 年3 月就到郊区搞工人运动。青岛郊区有三个地方工人很集中: 一个是四方，铁路工人集中; 一个是大港，码头工人比较多; 一个是沧口，纺织厂、面粉厂、水泥厂等各种工厂最多。这些工厂最初是德国人的，后来又成了日本人的。旧军阀不管工人的生活，共产党员就积极开展工人 运动。

邓恩铭在工人区租了一间房子，每天要跑三个镇，这时候他让我帮他负责通信工作。我是1923 年 7 月女师毕业，上女师以前我想学医，但上不起医学院校，只好上师范学校。女师毕业前夕青岛有一个医院招考护士，我就于当年 3 月到了青岛，当了护士。6 月，同学通知我回济南参加毕业考试。在济南我接到邓恩铭的电报，让我赶快回青岛，到一个小学教学，替他做通讯。 开始我不干，我说在医院很好，医院已经答应当两年护士后就免费送我到日本学医，不愿意去 教学。我之所以愿意学医，是因为看了马尔萨斯人口论，觉得学优生学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他 就批评了我，说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反动的，现在青岛有大量的工人受苦，需要我们去开展工人 运动。这样，我就当了小学教员。

他的工作直属中央领导，但住在工人区没有办法和中央通信。后来不仅是通信，还要寄许 多的宣传刊物，如陈独秀办的 《中国青年》和党的报纸，还有 《社会史》、《唯物史观》等书籍。这样，我的住处就成了一个通讯站。

邓恩铭个子不高，说话带贵州口音。那时候封建，他就装作我的弟弟，改名丁幼民。我不 光负责通讯工作，还要管理生活费和工作经费。因为他带贵州口音，所以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怀 疑。我只干了一年，就被辞退了。

记 者: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邓恩铭 30 岁就牺牲了，您能谈一下他被捕牺牲的过程吗?

丁祝华: 邓恩铭第一次被捕是在青岛，警察到他住的地方，屋里只有一个榻榻米，一个水壶，一只碗，其他什么都没有。警察把他驱逐出青岛，押上火车，就不管了。他没回济南，在 淄博的张店就下车了，开了个群众大会。

他是在济南牺牲的。在济南被捕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身上长了大疙瘩，流血流脓。被捕 后他搞越狱，越狱成功了，但他出来后跑了没几步就倒在地上，还有一些跑不动的，又被抓了 回去，打入死牢，很快就枪毙了。时间是 1931 年的三四月份，同时牺牲了 22 个人。邓恩铭生于1901 年，牺牲时年仅 30 岁。

（原载《党的文献》2011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