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中文名为齐赫文，1918 年 9 月出生于彼得格勒。历任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罗斯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主席，俄中友好、和平和发展委员会俄方委员，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和俄罗斯汉学家协会名誉主席。1939—1940 年任苏联驻乌鲁木齐副领事，1946—1949 年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1949—1950 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齐赫文斯基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应毛泽东邀请，参加了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和中苏建交的见证人。2012 年 11 月，纪录片《大转折：西柏坡 1947—1949》摄制组专程赴莫斯科采访。11 月 6 日上午，该片总编导张军锋在莫斯科名人公寓采访了 94 岁高龄的齐赫文斯基。现将内容整理如下。

张军锋（以下简称张）：您曾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命运大转折的过程， 请您谈谈 1946—1949 年在中国期间的经历。

齐赫文斯基（以下简称齐）：我先简短讲一下 1945 年的事。1945 年我到莫斯科，通过了国家考试，获得了副博士资格，我论文答辩的题目是《孙中山和他的对外政策》。答辩后我接到任命要求返回中国。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负责陪同郭沫若，他应邀来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 220 周年院庆。这位中国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到了重庆，当时我们驻华大使是彼得罗夫。他给我布置了任务：打听我们在平津地区资产的下落。因为从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反对军国主义的日本，所以我们没有得到驻北平总领事馆资产的任何消息。有一位管理员和家眷负责那两栋楼，但由于战争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消息。这时候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决定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到北平去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在此之前他同毛泽东进行谈判，讨论了终止国内战争和未来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张：听说您是与蒋经国一同飞往北平的，能否谈谈由重庆赴北平的一些细节？

齐：彼得罗夫请蒋经国带我一同飞往北平，计划 10 月 10 日离开重庆。我们一行人抵达机场后，汽车向后倒车装行李，把机门撞了个大窟窿。飞机是不能飞了，但是很快就来了一架备用飞机。10 月的白天很短，为了及时起飞，我们把行李往飞机上一扔，和警卫就坐在机尾的一堆行李中间。当我们飞抵北平时，机场上日本士兵和美国士兵正在列队，我被以最快的速度带离南苑机场。

张：您觉得国共三年内战的转折点在哪里？

齐：简单地说，1946 年夏中国国内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被迫撤退防御，因为国民党从美国那里不仅得到大量武器，而且还得到许多军事顾问的帮助。由于人民解放军没有空军，国民党军队曾一度在战斗中取得一些战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延安，经华北，最后到达河北西柏坡。然而，伴随着内战的进展，在北平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美国驻军及一系列事件的不满情绪。市民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战争的转折点是三大战役的胜利：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最终决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并使得人民革命取得胜利。

1948 年，形势十分明了，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知识界已经明显感觉到时局的变化，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后，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离开北平，到香港或者出国，因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大肆追捕同情共产党的人。无法离开北平的人，只能留守等待战争的胜利。

在国内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是傅作义。傅作义是抗日爱国将领， 后被任命为平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他面临着复杂的局势。随着东北失守，大批军队败退到华北地区。当时，除了他自己从绥远、甘肃、山西带来的部队，还有很多国民党的部队形式上归他指挥，但实际上他们仅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情形下，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后， 想结识外籍人士，于是将一些总领事请到自己的司令部，有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这些人都是东交民巷使馆区领事馆的负责人。我们的总领馆也在东交民巷。我还记得地址是37号， 电话是 572602。

张：您是怎么与傅作义见面的？可否谈谈见面的过程和细节？

齐：我们来到傅作义的司令部，那里曾经是日本的军营。我还带了副领事和秘书随行。我对傅作义说，那些隶属于他的国民党士兵对待苏联使馆区和苏联侨民很粗暴。这些苏联侨民在此生活很久了，还有自己的生意，开着小商店和商铺。从东北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就集中在北平和天津。通常国民党的骑兵不供应饲料，而是从当地的百姓手中征收饲料喂养马匹。我向傅作义表达抗议，他说会采取措施。

然后，他饶有兴趣地问起那些在俄罗斯革命中倒向苏维埃政权的原白军将领的命运结局如何。我对他讲，那些诚心为新政权服务的人都获得了信任。我提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名字， 他在第二次卫国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担任总参谋长。我还对他讲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我以外交人员身份，奉朱可夫将军的命令陪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西线考察。蒙古人还记得朱可夫，视其为英雄，因为他曾给予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我和蒙古代表团到达西线的 49 集

团军，该军于 3 月初解放了卡卢加州的尤赫诺夫市。陪同我们参观的是 49 集团军炮兵司令卡利诺夫斯基将军。他也曾是沙皇时代的军官，后投向革命，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

傅作义对我的话听得很认真，我想他不是凭白无故地问起这些人的命运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对他来说选择只有一个，要么选择人民，要么选择蒋介石。历经 40 天的围困后，经过和人民解放军谈判，傅作义作出了投诚的决定，向解放军移交北平城的防务。

张：请您描述一下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那一天东交民巷的情景。

齐：1949 年 1 月 31 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这对于北平的居民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我们总领馆打开大门，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东交民巷的大街上。但大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只是听到从天安门和前门外传来喧闹声，混合着锣鼓声、歌声、乐器演奏的声音。部队乘坐缴获的美国汽车驶过东交民巷时，喧闹一下子在这个时刻完全静了下来。只见他们配备有美国卡宾枪，还有在辽沈战役中缴获的美国炮车，庄严前行。当部队驶离东交民巷，走出所谓的使馆禁区，才又爆发出欢呼声、锣鼓声、喧闹声、乐器声，人民兴高采烈地向士兵致敬。

张：之后您很快见到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

齐：我们返回领事馆后又过了几个小时，值班员报告说，有人找你，说的是带有中国口音的俄语。“您是齐赫文吗？我现在去您那儿。”原来是叶剑英，他已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他很快就带着女儿小妞妞来了。叶剑英说：我们得到情报，在北平被围的 40 天时间里，国民党准备采取行动，在苏联总领馆和美国总领馆间挑起事端，目的是挑起这两个国家的争斗。他们已经穷途末路，才会决定做这样的事。我们在城内的地下工作者对此发出预警，已经准备了一个团，以防会发生什么事情。万幸的是没有用得上，事情过去了。我借着这个机会说，在北平被围困期间，不知道是解放军还是别的方面的一发炮弹落到了苏联总领馆，但没有爆炸。他答应调查并清理走炸弹。

张：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中苏建交事宜和周恩来接触？

齐：1949 年 3 月，我收到签名为菲利波夫的命令。我知道这是斯大林的代号，因为正值中国国内战争，我们对中国国内事务不能干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总领馆和新生政权之间的联系都是非公开的，只有总领事有权限和新政权进行联系。我刚收到指令，莫斯科就发来一系列电报。遵照电报指令，我和周恩来进行联系。我在重庆使馆的招待会上见过周恩来，但没有机会私下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多次去中南海面见周恩来，并遵照莫斯科的指令解决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张：您在北平是什么时候见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

齐：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人来到总领馆，从衣袋里取出斯大林签名的委任状。来人是苏联前铁道部部长科瓦廖夫，他被任命为苏共驻中共中央代表。他要求我给他一套单独的房子。总领馆有很多房子，我们都租出去了，租金用来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因为在苏联军队入东北后我们和莫斯科方面没有任何联系。我们还是腾出一个独居的房子给了科瓦廖夫。又过了一些时间，6 月，科瓦廖夫来总领馆找我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你想见见毛泽东吗？我说：我愿意，可是他愿意见我吗？他回答：今天晚上我们就去他的住处。

6月的北平又闷又热。这时来了一辆中方的汽车，车上有警卫。我和科瓦廖夫出发去西山。西山双清别墅是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当我们到达双清别墅的时候，已是黄昏，天色变暗了。周恩来介绍我和刘少奇、聂荣臻认识，大家就聊了起来。突然，他们都停下来，转向穿过池塘的一座小拱桥方向（后来我又去过双清别墅，那座桥已经没有了），毛泽东和翻译师哲从桥上走了下来。科瓦廖夫和毛泽东打过招呼后，就介绍了我。毛泽东握住我的手不放，问我的父母，问我在哪儿上的学，在外交部任职多久，等等，就像是填写个人履历表一样。然后他放下我的手， 我们一起走进大厅。晚餐已经备好。大家按照中国的礼仪入座，毛泽东坐在主位，科瓦廖夫坐在毛的右侧，我坐在毛的左侧。周恩来挨着科瓦廖夫，刘少奇和我相邻。

晚餐由周恩来主持。他谈了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该舰出现在解放军的前方，此时解放军正准备渡长江。这艘舰与上海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为了避免与英国发生旷日持久的外交冲突，解放军在紫石英号受困期间，为其提供了某些便利。如果紫石英号采取偷走的办法，解放军的军舰及江岸炮兵打算装作不知道，而让其逃去。后来该舰仓皇逃往上海，解放军还在船的附近射击。总之，英国人仍蒙在鼓里。

张：当时您有没有单独和毛泽东在一起交谈？都谈了哪些问题？

齐：很快晚餐结束。刘少奇、科瓦廖夫、周恩来，还有其他的人转到桌子的另一端，摊开地图、文件，开始研究问题。因为刘少奇次日将飞赴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非常重要，包括解决解放军的给养供应、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协商等。

我和毛泽东呆在一起，他沉默不语，我也不说话，场面有些尴尬。我决定向毛泽东请教他对孙中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我鼓起勇气说：毛主席，我是学历史的，正在写一本孙中山对外政策的书，出版社两次通过外交邮件退回了手稿，因为莫斯科不清楚中共对孙中山、国民党及国民党左派的态度。毛泽东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他说：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其他如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样，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同的，我们准备引导其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后来，遵照毛的指示精神，我修改了手稿，著作得以问世。

我又大胆地提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搜集中国戊戌变法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料。从您的观点看，怎么评价这次变法运动？他说：那时我还小，还在湖南。对这次变法我很同情。但是当时反动势力远胜于进步力量，因而变法被终止了。光绪帝和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许多人被处死，其中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流亡国外。

我继续说道：我的导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曾和中共党员一起工作，有瞿秋白、林伯渠等， 他们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到过克里姆林宫。他们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起探讨过汉字拉丁化的问题。从中国山东来的劳工，大部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生活，但没有参加社会生活，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为他们制订了一个字母表，并出版了一份报纸叫作《工人之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们都学会了这种拉丁文字，并能阅读报纸。毛泽东说：这个情况我了解。在延安就曾尝试汉字拉丁化，但我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用方块字来表达的，我们不能放弃对丰富文化的继承。

张：在新中国筹建的过程中，您作为一个外交官，感受到的气氛一定很特别，也一定有一些难忘的人和事吧?

齐：新中国成立前夕，各界人士纷纷从国外及香港返回北平，其中包括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左翼代表、著名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一个全民族代表积极参与的社会生活开始了。他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由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及其主要条款，确定国旗、国徽、国歌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9 月末，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1949 年 9 月 27 日，北平改称北京——编者注）开幕。在为期数天的会议期间，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名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工作完成后，又公布将于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

我们接到电报，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将乘火车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代表团成员大概有 15—20 人，包括教育工作者、音乐家、芭蕾舞演员及各阶层文化界代表。我和总领馆的同事们一起去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京火车站迎接。我们先期到达火车站，火车还未到站。我注意到有几个军人围着一个人，以为是有人生病了。翻译走过来说：这是周恩来，他已经四天四夜没有合眼，一直忙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现在他正站着睡觉，有人搀扶着他。当火车一出现，接近火车站时，那几个军人就叫醒了周恩来。周恩来走近我，略带歉意地打了个招呼。显然，他太累了。火车一停稳，他就走进车厢，热情地问候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法捷耶夫身体不舒服，周恩来当即吩咐找医生给他诊治。

张：请您谈谈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经历。

齐：新中国的开国庆典定在下午 3 点开始。我得到邀请出席庆典。我抵达后，被安排在天安门下方的看台上。

下午 3 点钟，由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鸣放礼炮 28 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解放而走过的 28 年奋斗历程。我亲眼看到毛泽东按下按钮，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升起五星红旗。同时， 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和政府成员名单。阅兵式由聂荣臻任总指挥，朱德任阅兵司令员。受阅部队乘坐缴获的美国车，身着缴获的美式军服，配美式卡宾枪，大炮也是美式的，从东往西依次走过观礼台。广场的另一侧，就是我们代表团所在地方，一片欢声笑语，人们不断地向走过的受阅军人致敬。

张：参加完开国大典，还有哪些难忘的事？

齐：我还在广场上时，周恩来的助手，后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走到我身边，说：齐赫文斯基同志，周总理让您在未收到紧急文件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参加北京饭店的政府招待会。回到总领馆后，我让妻子准备好去参加招待会，但是要等有人送来一份文件后再出发。过了一些时间，韩叙带来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说：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希望所有的友好国家承认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马上将信翻译成俄语，然后拟了一封电报，叫来值班员， 发给莫斯科。我和韩叙举起酒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就和妻子一道出发去参加招待会。

招待会持续到很晚才结束。早上 8 点左右，值班员叫醒我说：莫斯科广播提到你的名字，但是信号不好，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后来弄明白了，原来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 5 小时时差， 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10 月 2 日苏联的报纸发表了周恩来给我的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通告和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还有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不久，我收到命令，任命我为苏联驻北京使馆临时代办。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代表团一起出席了 10 月 1 日晚上的招待宴会。又过了几天，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很多政要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担任协会领导，其中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她后来接替刘少奇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

张：首任苏联驻新中国大使是罗申，我见到过您和罗申一起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照片，能谈谈具体过程吗？

齐：为了罗申就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问题，我去中南海会见周恩来，讨论罗申任大使和其作为第一个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使节等事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定了下来，罗申一到北京，就递交了国书。他到过中国，曾任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递交国书时，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师哲站在我们对面。大使还要求我把他的话翻译成中文。

张：后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访问了苏联。

齐：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决定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 70 岁生日庆典，我和罗申陪同。我们乘坐毛泽东的专列，经天津、沈阳、哈尔滨抵达我方边境。在边境上，毛泽东换乘我方列车， 因为中苏铁轨轨距不同。我还拍了他在我方列车上的照片。我把他送至苏联边界，然后返回北京。

张：据我所知，在这之后您又南下广州。这次广州之行一定有特殊使命吧。

齐：我刚回到北京，莫斯科的电报就到了，让我派个人去广州。之前为了不过分刺激美国人，所有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美国人曾利用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优势讹诈我们。他们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了这种武器。我们驻南京的大使和国民党一起转移至广州。其他国家的使馆，比如美国使馆，就没有和蒋介石一起迁至广州。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真实意图，保持国家体面。

新中国成立后，10 月2 日，我国使馆工作人员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和澳门，将汽车、冰箱、办公设备、打字机等全部使馆财物遗弃在广州。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我去广州处理这些问题。这时广州刚刚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沿途看到的是国民党撤退时搞破坏活动的景象，桥梁都被炸毁了。苏联《真理报》记者奥尔加·伊万诺夫娜·切乔特金娜向我们表达了也想去的意愿，我 们就一起去了。

张：听说叶剑英曾经在北平的颐和园和广州请您吃过特色菜。

齐：我在北平时，叶剑英请我们去万寿山就餐，万寿山就在颐和园里。他将餐桌备在山顶的一块平地上，菜品也很有意思。有位厨师问我们，在其中的一道菜里吃出了什么？我说，吃到了鸡肉、鸭肉、猪肉、羊肉还有鱼的味道。叶剑英吩咐把厨师叫来，是个很老的厨师，穿着白大褂。原来这位厨师曾是大清皇后慈禧的御厨，而慈禧信佛，斋戒期间不吃肉和野味，只能吃鱼，为了让她吃好，厨师们就将羊肉、鸡肉等味道加到各种鱼中，我们品尝的正是这道菜， 由此真正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叶剑英也是第一次吃这道菜。当我们吃完告辞的时候， 叶剑英对我说：今天吃得不错吧？我邀请你去广州，请你吃龙虎斗，那是真正的美味。

后来在去广州的路上，切乔特金娜说：如果你们给我吃蛇肉，还有猫肉和狗肉，我就去中央委员会投诉你们。叶剑英当时是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广州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先是招待我们吃西式早餐，午饭和晚饭吃的是中国菜，其中就有龙虎斗。切乔特金娜没有察觉，说吃的是鸡肉，还有蘑菇什么的。就这样把她给骗了。

张：您回到北京后又做了什么工作？

齐：我回到北京后，大量的事务是联系苏联专家，请他们来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莫斯科来了封电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跟我说，中国请求派遣一名国际法专家讲课，他想请我去讲。我不懂国际法，可他还是把一些小册子转寄给我。我研读了这些书，给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在中国人民大学讲了五次课。那时候，我汉语讲得很好，还能读中文。1950 年5 月我要离开北京时， 人民大学来了一批代表，给我颁发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感谢我给他们讲课。这是我为中国培养外交官所作的一点贡献。

1950 年夏，我回国了。从那时起，我就在联合国组织做事。总之，能够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这是我这一生中一件极为重要而难忘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原载《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