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本文作者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前留影
2002年1月本文作者与时年92岁的王朝闻先生合影
今年5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作为央视纪录片《大鲁艺》的总撰稿，我有幸曾多次走近延安文艺家的身边，聆听他们的回忆。当我编辑片子，再次和这些老人在荧幕上相见时，我深深地感到：尽管10年前采访过的那些文艺老人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为中国文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和他们的作品一起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毛主席留给他们的感动也将成为永恒!
2002年5月，我和同事们完成了一部名叫《晴朗的天》的纪录片，这是迄今第一部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解放区文艺为题材的纪录片。在为期半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走遍了陕北和晋察冀老区，在北京采访了刘白羽、贺敬之、周巍峙、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张庚、欧阳山尊、力群、干学伟、于敏、曾克、王昆、于蓝、陈明、徐肖冰、吴本立、黎辛、王一达、马烽、刘备耕等30多位延安时期的文艺老人。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到朝阳区红庙北里的一座极其普通的楼房里采访王朝闻先生的情景。当我推开家门，看见客厅的旧沙发上，端坐着一位身穿睡衣一样的赫色条绒工作服，头发凌乱的老人。书籍、雕塑和日常用品堆满客厅几乎所有的空间，这就是92岁的美学大师、雕塑家王朝闻先生！先生的老伴有些歉意地告诉我们，因为正在准备搬家，所以家里很乱，老先生知道你们要来，早就坐在那儿等半天了。老人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伸出左手。这时我才把心目中的美学大师和眼前这位穿着随便、面容慈祥的老人结合起来，因为我突然想起采访曾克老人时，她曾经说过，王朝闻，在延安时就不修边幅，头发老长。
还不等我们支好摄像机，老人家就迫不及待地用一口浓重的有些颤抖的四川话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毛主席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但是他没有因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就违反了美学，他本身既是政治的观点，又是美学的观点。”
采访结束时，我站在先生坐的沙发后面与他合影，没想到老先生拉过旁边一把椅子，一定要我坐下，说你站着，我坐着，这不公平。大师的谦逊让我这个晚辈备感汗颜。
两天后，我到南沙沟采访左联时期的漫画家、担任过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先生。与王朝闻先生同岁、深居简出的蔡先生除了哮喘得厉害，还是一身仙风道骨。银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穿一件大红色柔软的绒衣，讲起话来声音很高，底气十足：“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我是想一个空头的革命，不晓得具体的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我的脑子打开了。”
采访结束时，我才感觉到偌大的房子里，刚才还精神饱满的老先生坐在高高的书柜旁边的沙发上，显得那样孤单。他默然地向我挥着手，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我紧紧握住老先生的手，说一定再抽时间来看他。4个月后，当我们的节目正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传来蔡若虹先生去世的消息，老人底气十足、一字一顿的声音和他那孤单的身影在那一刻，又仿佛出现在眼前。而我们对他的采访，也就成为老先生最后一次公开的露面。
最令我无法平静、难以忘怀的，是看到陈明先生在丁玲手稿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的情景。尽管看了无数遍素材，编了五六次，每一次看到这个情景，我都禁不住眼窝湿润。我几次到陈明老人家里采访他，每一次提起丁玲，老人都滔滔不绝，虽然过去了那么久，但他和丁玲共同走过的每一个细节，都如在昨天。
作为后来者，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年代，对于当年那些投身抗日的前辈知识分子也没有过多深入的接触，只是在电影胶片里看到他们背着行李、带着向往奔赴延安的情景，凭借自己有限的想象力去想象着，在民族危亡、无书可读甚至无家可归的年代，除了抗日，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但是，当我坐在华君武先生的客厅里，倾听老人讲述他为了去延安，瞒着自己的妈妈一个人从上海辗转香港、广州、桂林、重庆、西安，长途跋涉一个多月来到延安的经历，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我怀疑我和我的同龄人是否有这样的勇气。
当我在延安机场与从北京专程为拍摄需要赶来的干学伟先生重逢时，86岁老人家一把拉住我的手，指着眼前和身后的山峦与窑洞说，我20岁出头来到这里，在这里一住就是八九年，我一生最宝贵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做梦都梦见这里……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提起延安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踏进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大院，干学伟老人似乎顿时年轻了许多。他健步走到“飞机楼”前展牌上出席座谈会的合影跟前，指着最后一排一个小伙子说：“这就是我，那时我才24岁，小青年一个，头发那么长。”看到照片上大部分熟悉的人已经去世，老人不胜感慨。
老人家对开会时的一些细节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准时从门口走进来，转了一圈与参加会的人一一握手。因为座位不够，他的开场白也就从这件事开始了。毛主席说，看起来我们的椅子不多，交椅不够，以后要给同志们多做几把交椅坐坐。当然这些话后来公开发表时删去了。我总觉得毛主席把椅子说成交椅，还有些别的含义。”
我是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一个寻常的四合院里见到罗工柳先生的。当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摁响先生家的门铃时，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第一眼看到这个身穿宽松的蓝色棉裤、暗红色毛衣，宽阔的脸膛堆满慈祥笑容的老人，我马上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亲可近的老者。罗先生用一口略带广东家乡口音的话打开了话匣子，从老人家思路和谈吐之清晰爽朗，绝对看不出是一个89岁的老人，更无法相信老人竟然患癌症多年，动过5次手术。在谈起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与毛泽东难忘的握手时，老人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又是那么得意和自豪：“毛主席到我跟前以后，看我穿绿衣服，马上跟我握手，问我从哪里回来。还没来得及我说话呢，周围的人就说了，他是罗工柳，是木刻工作团的，刚从太行山回来。毛主席想了一想，马上把我的手拉得很紧，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大概是朱总司令回来说我们搞年画搞成功了。我觉得这在我们党的工作里面不过是个小芝麻，但毛主席还放在心里。我觉得非常感动。我那时才24岁，还很年轻，毛主席把我的手拉得很紧，所以我印象很深的。”
可以看出，这次握手给罗工柳后来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激动我在著名戏剧家欧阳山尊先生那里再一次感受到了。欧阳山尊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浑身散发着与令尊欧阳予倩相仿的才子风度，还带有几分在话剧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劲头。
他一板一眼地谈和毛泽东交往的细节，尤其是讲起毛泽东与他的握手时，两眼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他不是握着你的手跟另外一个人讲话，他是握着你的手，握得很紧，眼睛看着你，跟你讲完话以后等你有表示，然后松开跟另一个人握手。他握你的手是真心实意的，而且他的眼睛也是看到你的心里的。”
这激动、自豪的目光使我真切地领略到，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在这些老艺术家心里挥之不去的影子。
（本文作者为河北电视台高级编辑）
（原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年05月14日）